“是无产阶级吗？”这是电影《红色娘子军》中女红军问吴清华的一句话。今天，我想起这句话，因为刚刚从朋友那里看了一本书，书名很吓人：《我的无产阶级生活》。

　　在这个和平发展的大时代，阶级分析那一套理论早已经被拨乱反正了。但我们不妨“复古”一下，鉴定一下这个被上海教授划为“边缘知识分子”的张广天是不是一个真的无产阶级。作为一个常识，我们知道，在现代都市里，只有乞丐和流浪汉才能称为真正的无产者

，那些在舞台上蹦蹦跳跳大唱“一无所有”的“滚爷滚奶”，其实比谁都资。

　　按书中所说，张广天确实做过几年真正的无产阶级。80年代，年轻的张广天大学还没毕业，就被送到大丰农场劳教，其因由，书中语焉不详，似乎是受到了来自校方的不公正对待。三年的囹圄生涯在张广天心中留下深深烙印，书中写道，在解除劳教后的几年里，他常常恶梦不断。更严峻的是，恶梦不仅出现在睡乡里，作为一个体制外的人，他的生存成了大问题。于是乎，当年的摇滚青年成了卖唱的流浪汉，怀揣两元钱，踏上南去的列车，一路走，一路唱。

　　摆小吃摊的伙计借给他一把吉他，开小卖部的大妈端给他一碗热茶，两个素昧平生的女大学生把仅有的一张卧铺让给他睡……一路上，还有无数的人，借给他行路的力气，供给养命的粮食。在这纷乱的世上，可能不存在什么阶级，但一定有一个族群，他们的心地明亮而踏实；这个珍贵的人间，可能不存在什么人民，但一定有无数的个体，他们心肠火热而善良。若干年后，每顿饭都能吃到煎鱼的张广天，写下这样的歌曲，吟唱给那些也许永远听不到他歌声的人们：“在夜晚我不觉得孤独，在大地的黑暗里，我是人民无数的人民，我的声音里有纯洁的力量。”

　　无产者不怕惊涛骇浪，大河奔流，江声浩荡，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年里，倒运汉巧遇了洞庭红，“边缘知识分子”赶上了好年景。作为无产阶级的张广天把多年积累下来的资源转化成生产力。积压多年的小曲卖掉了，变成了影视音乐，从资本主义的艺术殿堂领回一枚小小的奖章；攒了一麻袋的诗篇卖掉了，变成了戏剧，堂而皇之地登上小资们趋之若骛的小剧场。媒体肯定认不出一个近在咫尺的天才，但绝对不会放过一个千里之外的“怪胎”。看，这个人，他自封的无产阶级谱系，他的文革情结，他胸前别着的毛像章，他的放言无忌，都逃不过媒体敏锐的嗅觉。在一份据说是主流知识分子必看的主流报纸上，张广天成了“狠狠作秀”的代名词，他的照片被处理成北京安定医院常客才有的样子；南方某报的记者，甚至把他描绘成一个对观众发功、给演员洗脑的巫师。

　　抵达天堂的人从地狱里穿过，抵达黎明的人从恶梦中穿行，对于张广天来说，死缠烂打已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坚强的时候，他选择“刀来刀对，枪来枪挡”，虚弱的时候，他护住脑袋，躲开暗箭明枪。或许，他真的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无产阶级，准备把白白得来的东西白白地舍掉，无所谓拥有，无所谓失去，只有不顾一切地前行。

　　张广天宣称，要用美作为战斗力，通过改造人们的美学趣味来改造周围的环境，这个志向很远大，然而是否具有操作性，却很令人怀疑。从万人空巷买《红岩》到家家闭户看《渴望》再到“下半身文学”满地摊，几十年间，国人的审美趣味变化不可谓不大，但是促成这种改变的，却不是靠几个人的力量。孤岛对抗汪洋，悲壮是很悲壮，但陆地依旧在很遥远的地方。我这么说，不是劝张广天投降，他应当坚持自己的立场和方向，我只想提醒他，一个人若想成为真正的人，要走的路还有很长。

　　张广天是无产阶级吗？我觉得，是不是都没关系。如果他能像聂鲁达所说的那样，在诗歌里给人们提供面包、真理、美酒和梦想，他就对得起这脚下的大地还有那些火热的胸膛。(文／洪图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