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晚，第1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颁奖典礼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举行，蒋雯丽因饰演《台湾往事》中的母亲而获得女演员奖。她的丈夫顾长卫应邀担任本次华表奖评委，在评选女演员奖时，顾长卫为避嫌离开现场，没有参加女演员的投票评选，但蒋雯丽获得的女演员奖仍然引发了争议和猜测。
近一个月以来，蒋雯丽推掉了影视公司的邀请，一心一意地排话剧《樱桃园》。9月
份，《樱桃园》将在国家话剧院国际戏剧季上亮相。在《樱桃园》里，蒋雯丽扮演的是一个没落贵族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与此同时，蒋雯丽和陈道明主演的电视剧《中国式离婚》正在全国各地播出。
作为中国预防艾滋病协会自费翔、濮存昕之后的第三位“中国艾滋病预防形象大使”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妇女儿童委员会委员，蒋雯丽在今年2月份作为亚洲国家地区两名代表之一到伦敦参加联合国举办的“女性防艾滋病全球行动”活动。
8月27日上午，在北京后海的一间酒吧里，素面朝天的蒋雯丽接受了采访。
话剧和电视剧
记者：你对契诃夫的戏剧了解多少？怎么理解《樱桃园》呢？
蒋雯丽：我以前对契诃夫不了解。小时候看过他的一些短篇小说，像《套中人》都收入到中学课本里。
先前也有一个契诃夫的戏找我，但是那个剧本我读不进去。林兆华称《樱桃园》是喜剧，不想把它演成一个悲剧。故事背景和中国目前的现实也有些相通的地方，樱桃园就要失去了，生活在其中的地主知道这个情况后，却不愿正视这个现实，他们不听农奴出身的资本家把樱桃园改建成别墅的建议，认为樱桃园虽然是没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它多美丽多有诗意啊，他们宁愿让它失去也不想采取行动改变樱桃园。
记者：话剧是你的一个梦想吗？
蒋雯丽：大学毕业那年，我演过《原野》，但那是电影学院表演系学生的必修功课，之后我再没登过话剧舞台。但在离开那个舞台很长一段时间后，有一次我梦见自己又回到了那个舞台上，然后又一次地离开，并且永远回不去了。我感到很痛苦，在梦中哭了出来。醒来后我自己都觉得惊讶。
这些记忆在我心里是很难抹去的，虽然电影、电视剧的报酬高，但是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有很多好的演员他们在演电影、电视剧的同时，也会不计报酬到舞台上演出，只是因为自己喜欢，做一件让自己高兴的事。对我来说，演话剧也是基于这样的理由。
记者：演话剧是不是更加自由？
蒋雯丽：这是肯定的。电影和电视剧都是分镜头的，一个一个来的，现在导演还好，会让演员演完一个场景。以前拍电视剧都是镜头分得很碎的，比如说要说一句：“我累了，我想喝咖啡。”经常是先把灯光打在这儿，先拍“我想喝咖啡”，再重新布置，拍那一句“我累了”，一切都没有前因后果的。相比起来，话剧就比较连贯。我印象特别深的是，看人艺的《天下第一楼》时，我觉得那个男演员在舞台就处于飞起来的状态，特别享受。
记者：《中国式离婚》里林小枫这个角色的形象跟你以往扮演的形象相差挺远的。
蒋雯丽：我当初接林小枫这个角色完全是因为她很有创造性，好的时候很好，坏的时候很坏，很有发挥的空间。当时我完全没想观众的反应，演员应该要像林导演那样不断尝新，不断有创造。我不能老是演一些贤妻良母、忍辱负重型的角色，也要有不断的尝试。当然如果这类角色有特别打动我的，我也是能够接受的。
记者：你怎么看电视剧里林小枫这个人呢？是不是因为她“望夫成龙”，而导致了他们婚姻出现问题？
蒋雯丽：当我还在拍其他戏时，就看了这个剧本，在电话里就和编剧王海令鸟老师聊过：“你写这个戏，就不怕被女性观众骂吗？”我虽然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但我觉得这个家庭的婚姻问题不都是因为林小枫造成的，即便她这么做，也会有内在原因的。这个戏完全是站在男性的立场上来写的，也会有偏颇的地方。王老师也承认，与她交谈的全是男性，因此在《中国式离婚》里，她只写了男性对婚姻的意见。
记者：“离婚”之前，你在拍摄《好想好想谈恋爱》。
蒋雯丽：《好想好想谈恋爱》，他们说这是中国版的《欲望都市》，非常时尚，我是演一个很时髦的白领角色，整天穿着漂亮的时装穿着高跟鞋走来走去。
后来这个戏拍完了之后我到《中国式离婚》剧组试妆，结果他们说我无论怎么打扮都太时尚了。当时宋建平不愿带他老婆出席婚礼的戏还没改，他们就想方设法改变我的外形，使宋建平觉得林小枫这女人带不出去。
后来有一次我什么妆也没化，穿了一件70年代特土气的衣服，还加重色斑什么的，这样子外形就比较像了，与《好想好想谈恋爱》里的白领完全跳开来了。拍这个戏的时候，我完全没有化妆，希望把自己弄得难看一点，弄得老一点丑一点，憔悴一点，跟日常生活里一样非常放松，不带面具，完全放开了。有些演员总是想一些漂亮的角色，这实际上非常分散表演的，过于注重外表就很难深入到内心里去。
爱情和家庭
记者：和日本影迷想象中的“最佳妻子”相比，生活中的蒋雯丽是怎样的一个人？
蒋雯丽：我天性热情、喜欢自由，我从小接受的是很传统的教育，小时候还要照顾弟妹啊，在生活中我也挺老实、挺克制的。但是离开学校和家庭，社会上又有许多和你受到的教育截然相反的那一面。因为生活中压抑的东西太多，所以我在内心有时候有强烈的反抗的欲望，好像要突然爆发。我从小就不善于和别人交流，我其实生活在一个很封闭的世界里的。现在年纪大了，反而知道怎么跟人交流了。加上演戏还是一个很好的发泄的途径，能让我张扬个性，恢复、平衡内心，平静下来，心平气和对待一切。
我感觉我不是个有头脑的人，不会特别地去经营自己，怎样走自己的道路，我没有想那么多，演员应不应该结婚、生孩子等等，一切顺其自然。日常生活中的我，是一个普通的人，有一个三口之家，过着普通的日子。
记者：作为表演系的漂亮女生，你当初为什么没有选择一个导演而是选择一个摄影师？
蒋雯丽：我那时年轻，思想很单纯，从一个小城来到北京，读表演系，到做演员，这个圈子跟我原来的生活完全不一样，我觉得漂浮不定，没有安全感，顾长卫这个人挺质朴、挺踏实的，沉得住气，跟圈内很多人不一样。他身上有我喜欢的东西，我还感觉到一种缘分，这是以前我没有感觉过的，于是就决定嫁他了。或许随着人年龄增长，思想渐渐复杂，反而不容易作决定。但是，那个时候我真的感觉，没有比他更合适我的人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很欣赏他。
记者：你演戏很感性，但生活中很理性。
蒋雯丽：不是理性，只是简单。一结了婚，这扇门就关上了，不会去东想西想。不像单身的时候，会面临很多诱惑和机会。而且对我来说，可能性肯定是有的，只是我不想给自己这个机会。
我不是一个很注重外表的人，尤其是男人，应该更看重内心。可能男人跟女人不一样，男人更看重女人的外表。女人要求男人有质感，一些更内在的东西。
记者：你们已经结婚11年了，婚姻中的问题应该都经历过了，您是如何处理的？
蒋雯丽：我们俩做一样的东西，有很多的共同语言。而且我觉得他很有才华，我一直很欣赏他。这个不是用成就来衡量的，我一直保持着这么一种心态。还有就是我们聚少分多，而且一有矛盾，我们就分开了。相处时间不多，在一起时总是觉得新鲜，反而没什么矛盾了。其实我也没有怎么想过，就这么过来了。大家各自做自己喜欢的事，一会儿跳出生活，一会儿又跳回生活，这样反倒有利于婚姻。
记者：你们为什么一直没有合作？顾长卫现在也做导演了。
蒋雯丽：除了《霸王别姬》，当时他是摄影师，我是演员，导演是陈凯歌，但是我们一直没有合作过。他可能不习惯吧，太熟悉了，反而不好合作了。在生活里，他给我拍照片的时候都会紧张。
艾滋病大使
记者：你是怎么成为艾滋病预防形象大使的？
蒋雯丽：我一直希望能够做一些公益的事情，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种对社会对人的责任心，希望除了自己做自己的事情以外，还能多帮助更多的人。所以当中国预防艾滋病协会打电话让我来做这个预防艾滋病的宣传员，他们希望有一个女的宣传员出现，能够针对女性起一些作用。我就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于是就答应了。
记者：作为中国艾滋病预防形象大使，你对这方面的工作了解吗？参与过哪些工作？
蒋雯丽：在这之前我在清华大学跟学生们讨论过艾滋病这个问题，后来我们又在王府井现场发放过安全套，又锻炼了一次。
我记得去曼谷参加艾滋病大会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和濮存昕一起到曼谷一个特别有名的红灯区发放安全套，因为我语言不通，我不会说泰语，我就是一直微笑着，然后就把安全套送给周围的人，他们就很高兴接过来。因为同行的还有泰国人，他们事先已经说好了，就是说中国的明星要给他们发放避孕套，也有一些媒体在那报道。我就提了个篮子，而且穿的是中国的旗袍，我觉得好像也没有特别的，他们有的要有的不要，有的就大把去抓这样。而且他们说中国的避孕套比泰国的好。泰国在这方面做得就很直接，我觉得它把避孕套的问题看成是大白菜一样，就像家常便饭，如果你要有这种行为的话，你就使用避孕套，这是一个最后的防线。作者：张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