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相声演员郭德纲回到天津宣传演出，受到了“钢丝”和媒体的热烈追捧。新报记者再次走近这位“天津小孩”，倾听了他幽默风趣的真情告白。
记者：你和德云社越来越火，走红后你的心态有什么变化呢？
郭德纲：我走红了吗？真的吗？我红了怎么没有人通知我呢？
记者：有人说你是艺术家，可以拯救相声，你怎么看？
郭德纲：我很清楚自己，我就是一个普通的相声演员，大伙儿高抬我、厚爱我，捧我，但是我更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我知道自己的饭量。别说振兴，我就连振动都谈不到，我那个振动就是手机调成振动搁在桌子上，那就是我，我就有这么大能力。如果说拯救相声，我想应该是全世界相声演员合起来拯救相声。
记者：作为地地道道的天津人，你对“曲艺之乡”有哪些特殊的感情呢？
郭德纲：我是喝海河水长大的。我小时候跟着父母上班，那时候有一个红桥区工人俱乐部，我爸爸把我放在那儿。从那会儿开始，我就对传统艺术特别喜欢。我一直认为，传统文化是能熏陶出来的。
记者：那时候你喜欢的是相声吗？
郭德纲：我那时候什么都喜欢，相声、评书、戏曲都想学，我甚至连踩高跷都想学，因为我觉得他们也像是在唱戏。后来高先生教了我评书，9岁的时候常宝丰先生又给我开了蒙，让我真正开始了相声的学习。
记者：你是怎么把年轻人吸引到剧场里来听相声的呢？
郭德纲：不是我吸引的大家，也不是我多火，是前辈们留下了精彩的东西，这些艺术把观众吸引过来了。不是我，换别人也是如此，大家是冲着相声来的，不是单纯冲一个演员来的，这一点我非常清楚。
记者：在相声界有一种说法，说相声的就得有“门户”。你也说过，正式拜侯耀文为师，才在相声家谱里有了这么一号。那在没拜师入门之前，摸爬滚打这么多年，是什么滋味？
郭德纲：行行都是如此，相声艺术更是如此。一个传统的形式，一百多年的历史，难免有什么门户啊、风俗倾向之说。但要看你怎么周旋，而且，从我的角度来说，可能把这些看得轻一些。
记者：你是怎么周旋的？
郭德纲：我是挺另类的。刚才咱们说，你把我夸上天，我也知道我没有这么大的道行，同样骂我也没关系，有人说我是相声败类什么的……我也知道那不是说我，我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冷静下来，人家提意见说哪段相声不好，我觉得有道理就改。
记者：你怎么看待相声的“回潮”呢？
郭德纲：相声有一段时间在家待腻了，出去玩、转悠，累了现在又回家了，就应该在剧场里火。就跟种花一样，拿一个花盆种花，找一个土筐、罐头瓶子什么的也能种花，但最合适的还是花盆。剧场最适合相声活着。
记者：成为一名成功的相声演员，你认为要具备什么条件呢？
郭德纲：我和常三爷（常宝霆）交流过，他说，好相声演员天赋、兴趣和能力缺一不可。但是这些才华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不太可能，没有机遇，再好的才华也是狗屎。说相声是一门高科技，我现在最深的体会就是相声是最难学的艺术。同样的一个包袱，父亲抖得响，到了儿子那里就不行了。京剧讲究徒弟要像自己的师父，学“马派”就要原汁原味。但是相声演员如果像师父，那就没有饭吃了。
记者：你在北京闯荡时还有什么故事？
郭德纲：那时候我多露脸的事情都干出来了。我在北京租的小房子里面不敢出来，生生听着房东砸了一天门，晚上我出来还不能走前门，因为房东就是看门的。只能从后面翻墙跑出去买两个烧饼。还有一次演出，剧场经理没有给我结算两个月的演出费，我只能从沙子口走回住的黄村，相当于从劝业场到杨村的距离。我身上没有钱打车，后来，用仅有的钱买了两个馒头，走到一半的时候，我在一条看不清路的大桥上看着满天的星光哭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落泪，北京之大怎么就没有我容身的地方呢？走到家的时候，我满脚血泡。但是，我不觉得这是什么受难，相反我认为这是一种财富。
记者：你正式拜侯耀文为师时，行里面有“引、保、带”，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引师、保师、带师”这三位先生是谁呢？
郭德纲：这是相声界的行规：引师，通过他的引见把你介绍进来的老师，保师就是保证着点吧，不惹祸，好好学。带师呢，就是说是师傅忙的时候管着你点儿的叫带师，过去最早是代笔师，包括写帖子、门生帖什么的。我这三位是石富宽、师胜杰、常贵田。
记者：他们对你有哪些影响呢？
郭德纲：怎么讲呢？我小时候都是听人家的相声，师先生在东北首屈一指，常先生是相声名家，石先生跟我师父也一辈子了。他们对人物的刻画、理解都很深刻，有些东西是潜移默化的，未必是把人家叫到家里会怎么怎么样。我可能和富宽先生走得近一些，因为他本身是于谦的师傅，一天到晚就在一起，师先生经常在北京见到。
记者：有些人说你的相声里，占了一个“坏”字，而这个“坏”很大程度是因为“现挂”的东西特别多。这些“现挂”的东西是信手拈来的，还是在天津学艺的时候打下的“娃娃腿”，或是在北京摸爬滚打出来的？
郭德纲：“现挂”是临场发挥的，是一种即兴的东西，不是提前编排好的。我觉得相声演员都应该具备这个素质。老先生们做得非常好，我们只不过是在学，或者赶巧了，做得好一些。
记者：你最喜欢哪个相声演员？
郭德纲：最喜欢马志明先生、侯耀文先生。我分析过天津相声和北京相声的不同，比如说天津的相声多自嘲，这样很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马氏相声或者是津派相声很值钱的地方，就是把小人物骨髓里的这种东西挖掘得非常细。我说《我这一辈子》《我要幸福》《西征梦》这些新相声时就先定位，我就是一个小人物，你们都比我强，我总倒霉，好不了，这样才容易引起共鸣，其实这是最高的境界。北京相声因为在天子脚下，王者风范，演员一上台，讲究大气、明快，更多的是嘲笑他人。因为是两个地方，人文环境不同导致风格不一样。我觉得这两者之间如果能够有机地结合到一起，可能会让节目更好看。
新报记者翟翊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