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男)：2个多小时我觉得有点长，不知道演到最后这时间会不会缩短点。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戏可能沾了点荒诞的边。表现荒诞会通过一些冗长、重复、无聊来表现，那作为导演是怎样来把握这个冗长、无聊与这个戏剧的节奏、观众兴趣的结合。谢谢！

　　孟京辉：我想可能后半部分稍微长了，后半部分的重复有些多，过几天我会再把后面的东西压缩一点，包括每一个坎，音乐的坎。中间，我今天在楼上看的时候，我感到其中有段音乐应该特别快的就过渡，就是普里斯波金一个人站着，所有的人就在那儿叠罗汉。我觉得那一段表演和音乐就该共同进行，在那地断一下恐怕就有点问题，当然还有很多各种问题，我们还会做调整的。我觉得可能这种荒诞性的东西有，但我想重复也需要，正是这种有些矛盾的东西，我们会根据各种反应和舞台上的冲击力再做出判断，恐怕还会缩短，但我估计再缩短也就顶多5分钟，要不然很多段落就遗失了。谢谢！孟京辉：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乐队、导演……观众朋友都可以进行交流。

　　观众：这戏排了几次？

　　孟京辉：这戏排了38天，也就下午、晚上排练。

　　观众：他们是否有即兴表演，当时您在做什么？

　　孟京辉：我就判断就行了。因为每个演员都有他们自己很闪亮的东西，我们其实即兴创作的东西要比这个多20倍，甚至50倍，每天都有演员有各种新的东西。但作为导演来讲，第一就是启发演员，第二，在一个系统里进行判断，“这个是好的，这个是不太好的，这个是可能不好的，这是肯定不对的……”这样的话，我们按一个路往前走。可能导演做的更多的是判断的事情。

　　观众(男)：我在看这个剧的时候，感觉你在表达某种想法或某种观念的时候用的些行为动作可能总是有些拖沓的感觉。我不知道您对这个东西有什么看法？刚才我看见您在不同的剧场部位看戏，我不知道您的反应是什么？还有就是乐队在里面创作的成份，你对音乐的把握同样是选择判断还是说跟乐队有很深的交流？我觉得音乐的东西含得比较多，在时间上有点拖延的感觉。

　　孟京辉：我在1996年就和青铜器乐队进行了合作，我们那时候作了一个《阿Q同志》，最后因为些原因我们没有公开上演，但跟乐队平时交流也比较多。这次就紧密了，这次有很多方法，一种方法是乐队已经有了曲子，我们进行加工和重新的改动。再有一种方法就是说根据这种意念，乐队从这个意念出发。比如《臭虫》就是从概念出发的音乐。我们在跟乐队的合作创作中除了一种狠的、温柔的东西结合之外，我更多地追求一种音乐的戏剧的效果。有各种各样的，比如突变呀，还有一些结构方法，我觉得很可能我在这方面作了一些探索，而具体乐队怎么样，可以问问蒋涛，他这次在里面创作了好几首乐曲。

　　蒋涛：我们第一次合作在96年，就我本人来说，在那次合作之前，还不如在座各位，还没有接触过戏剧，包括戏剧的创作方法和各种戏剧形式。那次虽然半路夭折了，但对我们后来的创作，前3年出了张专辑，当时孟导的好多手法，包括一些戏剧的创作方式都给了我们影响。这次因为时间很紧，包括知道这件事到剧场，包括走台。因为做音乐有一个非常具体的技术问题，比如今天这个剧场都不太适合演奏音乐，因为它是一个话剧剧场。还有好多技术问题，包括我们整个的演奏，包括鼓，现在搁在前面，直达声音很大，这些都是这次我觉得比较遗憾的地方，包括声音出来给大家的震憾力，还有我们想体现得更细的地方，可能都不是很尽如人意，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我们要融在戏里面，我们不应该跳出来，而且音乐通过创作和我们的演奏能给戏的结构、情节等起一个托的作用，就可以了。因为这次最主要的创作我没参预，所以我想谈得更多的是对这个戏我的感受。因为第一确实我不是很懂戏剧，虽然合作，但一直是在做音乐，从一方面说是我比较客观，还有一个因为做音乐相对是比较理性化的，象他们创作可能就比较感性化了，就象刚才那位朋友问到的一样，它有好多即兴创作在里面，所以我们看到时对我们的触动更多的是思维方式的冲击。当然说戏本身，我现在，说句实话，因为还要面临未来的20多场演出，我现在尽量少看戏，尽量保持我对这戏的新鲜感，但到现在为止，还有百分之八十……还是非常感兴趣的。

　　孟京辉：我今天从楼上听了听音乐，它有一个矛盾，就是楼上声音有时候很清晰，但是很小，而楼下声音很大，但相对有些模糊。有些技术上的，我们在一点一点，还进行调整，包括戏里面，包括整个技术上的东西，可能……还会更好的！观众：您怎样看待以前导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和今天的《臭虫》？

　　孟京辉：我觉得这两出戏是不同的两出戏。《无政府》可能要比较糙的一种东西，比如我在那个戏里面在一个角上唱歌，我唱得好听不好听都无所谓，因为我是一个叙述者。但是在这里面倪大宏，他在这里边唱那个“吃萝卜”，他就在戏里面可能有很多手法呢，不太一样。

　　观众(男)：我刚才可能落说了，我觉得现在的节奏把握不是很紧凑，而且有很多东西感觉目的性不是很明确，可能就是为了表演而表演了，不是想表达一种观念，或者说把一种观念给它慢慢延续性了，就显得有点拖沓的感觉。其实刚才说那个《无政府》挺糙的，其实我觉得那糙可能是一种精致，那节奏整体看来整体还是挺棒的，我是因为看了那个才喜欢你的话剧。然后我还是想听听你谈谈《无政府》跟《臭虫》的区别。

　　孟京辉：《无政府》实际上是一条线的，单线的。我觉得《无政府》特别简单，就是一个人，一下一下的往前走，但这个戏跟那个最大的区别是场面，这个戏没有一个真正的故事情节，没有一个疯子，他今天这样，明天那样，然后完了又开始打他。而这个戏我觉得跟那戏最大特点是一个场面走，然后又一个场面，又一个场面，又一个……从头到尾实际上是9个场面，但后面有一个场面比较足，另外的都是一个一个的小场面。我想你觉得拖可能因为后面场面其中2、3个比较弱，从结构上显得有点稀，如果把后面的场面再加紧一点，可能会好些的。这个问题可能是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结构最大的区别。另外，那个表演跟这个表演也不一样，那个表演更加随意，而我在这个戏里所有的表演，就是统一的夸张，可能我想我这样的一种东西，就是所有人都一样，都一致，但每个人都比现实生活夸张。但即使这样，我在今天的表演过程中发现，有很多演员还是不适应。比如演着演着吧，就马上变成生活化的东西了，顶多就比生活夸大，方式还是现实的、自然主义的，那个描慕生活的东西，没有把生活中的那些点给夸张出来。这也是我想追求的东西，不过觉得后半部分做得稍弱了点。今天看戏我有这个感受，但明天我们会加强的，各方面。谢谢！

　　观众(男)：我倒觉得倪大宏那段唱得比较好，而且合唱时词听不清，乐队声音也有些大。

　　孟京辉：对，有这个原因，我也感觉到了，尤其最后从台词来讲是很重要的，“每个人想上天堂，身边的日子怎么办，空洞的真理远在天边，美丽的现实近在眼前。”这意思是需要很清楚的。

　　观众：如果大家都能听清楚对看懂这剧情能直到一定的作用，让观众对戏有个理解。

　　观众：可能对音乐了解比较多点，我觉得前半部分处理得不错，可能跟前半部分情节比较紧张有关，但后半部分我觉得如果是重新创作的话，随意性还显得不够，可能与演员的发挥有关系。好象一个布鲁斯一样，在一个套子里一直不停地变幻着，变幻着……，我觉得后面应再写意点。

　　观众：我觉得您这个摇滚呀，与戏结合得挺好的。摇滚跟实验话剧生存的目的其实都一样，就是要提前这个社会，以后要多合作。今天挺振憾人心的，没有“青铜器”，少了许多振憾力。还有一点就是我认为《无政府》要比这部好，为什么，一个是紧凑，还有，一个即兴创作是很吸引人的东西，但你的前半部处理得不错，看着痛快，但下半部有点跑偏的意思，所以你要加上即兴创作要是把握不好，最后就变得拙，但这个拙是不能接受的拙，感觉那冲突处理得不够。……我非常理解你的冲突，你想利用这时代那时代比较，但这是我从您的海报上理解的，实际的表现形式理解起来不太清楚，用夸张的动作，用变幻的灯光等方面，但没有把主题表现很明白，这点后来看着不太痛快，所以大家感觉时间有点长，我觉得可能与这有关。孟京辉：嗯，有这关系。我在创作之前也想过，到底让这主题更明确点还是更含糊点，后来我选择了一种含糊。就目前来讲，我不可能把我的思想凌驾在这个社会之上，我自己也是有局限的。从某种角度来讲，可能我的思考也是部分的，或者在某些方面并不是这么尖锐的。但我可能把自己的想法带出来，把我的困惑要是能带出来可能就差不多了。让我对这社会进行多么多么深刻的概括，或者批判，或者对未来有个指向，可能我们这创作集体和我自己到目前为止都承担不了。所以我选择了一种含糊的，甚至是犹豫的一种东西。观众：我理解你说的。但后半部分表现给观众一个什么东西，是提一个问题或出一个答案，但你也不是给问题或答案，只是给了不少过程，我觉得给观众一个不是很明确，应该有一个直觉的感觉，不是象你刚才说的灰色，灰色的东西我可以慢慢渲泄。但这一个钟头里面，我到这儿来想得到一个好的、坏的判定或者是中间不好不坏的判定，但现在我得不出任何结论，这只是我个人的感受。但有一点，我想说：用倪大宏老师来表现今天这个小资情调的这一个前后的冲突不是太合适，我觉得用《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的主角陈健斌来表演比较合适，因为倪大宏老师没有小资情调的意思。(笑)

　　孟京辉：小资情调是什么样呢？象上海的某个演员，我就不说名字了，我本来想说的，算了，是个明星，一个50多岁的老头了，如果他在和一个年轻的女孩共进晚餐时就要点上6根蜡烛，这也是一种小资情调，但这只是个小方面，最重要的还是概念。也可以说小资情调是一种……，也可以说倪大宏不像小资情调，但更多的是他的一个理论根据，也就是追求这点情调的生活，这样的一个人一个概念更合适，它不是一个形象，如果你要按形象来走，肯定会失望，最后得不到一个有小资情调的人。而且这部前半部分就会发现小资情调是被批判的，而后面的小资情调已变成社会的、普遍的，对物欲、对人自己身体里边产生出来的欲望，变成这样一个概念了。恐怕你那小资情调前面可以，后面就不是了。

　　观众：我理解你说的小资情调的意思，而且我最近眼睛不太好，看那形象都看不清，倪大宏长得好不好看，跟小资情调挂得上钩都没关系，我只是看他的形体的动作，他表现出他跟这个社会是不融的，考虑问题跟其他人考虑的问题不一样，我只能记住他表演的弱智，这个时代的不容跟他挂不上钩，只是一点感受。

　　观众：前半部比较好，后半部比较重复，比如说那个小女孩出来讲，又跑了四、五回，我个人角度觉得没必要，他们属于即兴表演，每场都不一样，这是第一场，另外在有些语言都改编了，是不是很需要。刚才你说用一种模糊的思想，在《臭虫》看来，我觉得是一种思想，为什么对，我想问问，为什么用这种模糊的思想，是不是让你自己去体会？

　　孟京辉：实际上你说的马雅可夫斯基的有些语言，或什么原剧作就这样。如《青鱼》、《毛皮乳罩》……，比我们这个还过分，还俗，俗得厉害，你要抽出一段马雅可夫斯基的语言，比周星驰还周星驰，但我们怎么来做它，所以得抛开一些东西，所以把太离谱的一些东西去掉了。您说的第2个问题，导演的意图，这确实是值得思考的。比如在这个剧本的50年前，普里随波金被当作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稍微有一点追求自己物欲的那些东西，整个社会一统的东西跟他是发生冲突的，那个时候所有人都祟尚那种所谓的干净的精神或某种革命的状态，这个状态是不是值得怀疑，我们在作品里提出来了，但在50年后的今天，我们如果每个人都以成功，都以安逸，都以时局，包括都以一个财富为标准，我们这个价值判断和座标系是不是也值得怀疑，我觉得应该。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也提出来了，是谁提出来的？是普里随波金，我们通过一个50年前的解冻人的眼光来看这个，那比我现在说话有用，比我站在那儿说：“我们不要太物质化了啊！”“你看你穷得除了钱……。”而这些东西是不是太简单，而这我们应该是提出来，但提出来后怎么表现又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就是普里随波金他50年前是非常注重小物质利益或一种小的享受，甚至说他都不喜欢那皮鞋的样子，每天都变，他觉得我打仗流血牺牲为了什么呀，不就为了生活吗？也有一个跟当时大的理论根据不一样的小理论根据，但我们现在的所有人都在崇尚一种时尚、休闲、享受、成功、安逸这些东西，品质、精美……。而这些崇尚的东西是通过普里随波金一种形而上学的一种思索和他的禁欲表达出来的，而我觉得可能在最后一场时稍微含糊了，应该再狠点，我原来准备做3万个臭虫，真臭虫(塑料)，上面做个大电扇，啪，每个观众身上都掉有一点，带回家里，但制片告诉我这需要2、3万块钱，这钱太多了，不可能实现，而且就会掉在座位上，很麻烦。我实际想把这个概念和普里随波金的脑子里到舞台上，到观众席，到社会上，我想完成这个小小的过程，但最后手段是个问题。

　　观众：我觉得以前你导的戏都没有这出戏荒诞，这戏里特别少看到你以前的闪光点，……

　　孟京辉：我不怕失败，因为这戏跟我以前的舞台美术表现如《盗版浮士德》、《一个无政府意外死亡》也好，都有很大的区别，小剧场不谈，但还是很多不一样的。我现在就想实验一个：即兴创作到底能走多远？我们以前从来没进行过这样的。按道理你看像《一个无政府意外死亡》也好，《恋爱的犀牛》也好，它们都有剧本，而这个戏的后半部分和前半部分的大部分是没有剧本，工厂宣传队那块完全没有剧本，完全是我们“胡编”的，原剧本有一小段，差不多是我们编出来的十分之一，后面有一大段戏也是编出来的，但是……有可能面临一个失败。这样编出来后，这个重心最后没了。这个戏结尾结过好几次尾，都改变了，而且最后，还有那种生活化的结束，还有一种不是用无导性的结束，但都被我们否定掉了解。这种其实也很失败，但我觉得不怕，无所谓。重要的是尝试，有可能不太好，甚至有点不近人意，甚至我自己都有点忐忑，这到底是什么呀？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表达出来，如果没表达出来，我们就还要找各种方法表达，包括音乐……。

　　孟京辉：这是乐队的蒋涛，我是中央实验话剧院孟京辉，非常高兴观众朋友们能来看《臭虫》的演出。我们这个座谈会大约25分钟左右，在这之前，我想简单说一下马雅可夫斯基的原剧本和我们创作这个剧本的具体的一些背景。《臭虫》是马雅可夫斯基很重要的一个剧作，他就写过《臭虫》、《澡堂》、《宗教滑稽剧》。有一个1997年获诺贝尔奖的剧作家，兼演员、导演——达里奥伏，他曾经把欧洲的很多圣经故事，都联在一起作过一个单人的戏剧作品，也叫《宗教滑稽剧》，他实际创作思想和创作理念很一致。我们在创作《臭虫》时也作了一些改动，但改动实际上并不特别大。大家看到许多滑稽的、幽默的、甚至夸张的、过分的很多台词都是原作当中的。我们更多的是在50年后把马雅可夫斯基所说的状况(社会状况)作了一些改动，马雅可夫斯基地未来50年里面是一个干净的、充满未来主义色彩的、革命化的、集体化的、一体化的一个社会。树上都长了盘子，盘子里有水果，可以直接摘着吃，而且那个时候女孩都不知道什么是浪漫曲，什么是吉它，那个时候苏联成立了世界联邦，也没有人知道啤酒为何物，芭蕾舞、大腿舞、歌剧什么的都不知道了。在这种情况下，普里随波金闯入了人们视野里，他不能适应这个社会，只能与臭虫为伍，原剧本就是这样的。而我们现在在改动原剧作中最大的变化是他面临的社会状况，我们想的是普里随波金50年前是一个有些小资情调的，他追求一些所谓自己物欲的小生活的人，当50年解冻以后，他发现这个世界变化了，他的那点小小的思想，已经被所有人早就给完成了，而且完成得非常过分、厉害，他自己已经在50年后的那个时候变得落后了，他已经彻底不能理解这个社会了。但最后的结局都一样，他走向了动物园，他和他自己所滋生的臭虫生活在一起。我们这个创作的很多部分都是集体即兴创作，表现在一个是舞台的语言，各种表现语汇，一是舞台具体方向性的把握，是每个演员，14个演员、灯光、音响在乐器的创作中共同把握出一个格局，然后按这个格局，这个结构、节奏往前发展，变成这样。今天下午还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动，把第7幕，第8幕对调了，比昨天的效果要好点，感觉心里的脉络比以前更清晰点，以后还会相应地做一些台词、结构、节奏的改动，如果大家有问题，可直接同我们交流。

　　观众：我是一个理科生，看这戏更多地是去感受它的结构。你说创作很多是即兴地，我们可以从很多无厘头的段落去看到这些东西。但我觉得一个戏最重要的是它的结构，刚才我们在看的时候就会发现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特别失落，而且我觉得主角在相当长的时间不在我视角的中心，我感受不到他心里的东西。到后面，比较勉强，结尾还是用了些形体的东西去掩饰结构上的空。原著是未来主义和这个人的反差，这个反差有足够大，但改动后这个人与50年后的距离比较近了，第二，……忘了。

　　孟京辉：我跟你有一定不太一样的地方，男主角没有在你视野当中，这是有可能的，他无处不在，50年后，他就变得软弱了，为什么软弱？没有力量，随后就会把音乐、乐队、所有演员的表演都给他予支持，他真的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废物，如果50年前就只有一个利用价值，博物馆成古董，但除此之外没价值，非常软弱的，谁也不会在他里边得到东西。还有你说不进入他的内心，我倒觉得不见得非要进去他的内心，如果他成为一个可以流露出思想的概念，就很合适了，我相信倪大宏也好，杨婷也好，作为国家剧院的演员，他们是非常轻而易举的在舞台上做到一个有血有肉的形象，但这不够，这太一般了，如果我真出现臭虫这个形象，和这个臭虫合二为一，大家会觉得这个臭虫就是臭虫，这个概念就是这个物，这个物就是这个概念，可能一般了，所以我尽量让他们别塑造着有血有肉，让人一看还真同情，实际上中间有一段改了以后，已经有一点滥情了，但我们会慢慢地再去掉，就是让它更冷静些，这可能跟你一些想法上的区别，我解释一下当时我的判断。

　　观众：带着问题来看的，很多报纸的评价，认为你沿袭了以前的手法，搞笑、音乐……作为衔接手段，看了这部戏认为您还是有进步的。我以前只看过《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这部戏是与那部有区别。从绘画上来讲，这部虚的东西多了点，这点比较好。在塑造这个臭虫上，刚才你回答也较好，不是说非要把它塑造出来，往往有的时候我认为主角不应在戏里担任很重的角色，频频露头这不一定是个很好的策略，有时候含在里面可能更好些。设计的布景，人物动态的塑造有很多情绪化在里头，比较好，有点像超现实主义的东西，达利类似的东西。但我觉得有的东西还可以更假一点，为什么不让它假到极限呢？唯一不足的是在最接近四分之三尾声时，大家有点累了，看到最后有点重复前面的东西。像写作文一样，前后呼应的，感觉它肯定要出现这些东西，但到最后的时候，到最后第几幕的时候，那时我们也有点累了。

　　孟京辉：是抓臭虫那场吗？

　　观众：就是有点乱了，人看起来有点累，觉得没有新鲜感，但从另外一角度讲，看东西有休息的地方，不能老是紧张，这点我与你有些争议。

　　孟京辉：后面这部分我也在想各种办法，而抓臭虫和自杀那两场来回变实际上是为了在结构上有一种稳妥的东西。我昨天还跟演员划了一下这戏的结构，第一部分珠子，第二部分珠子，第三……，每一部分有线、有点，到最后怎么过渡的。而演员在舞台上的使劲不可能说前面我悠着点，后面我玩足了，这是不可能，它是百分之百，每天只要到舞台上，只要唱《做爱之歌》时，杨婷都泣不成声，但是她会控制这泣不成声，用另外一种心理来控制它，所以说，她自己会百分之百。但作为导演我觉得恐怕要解决的问题更多点，我们灯光、音响的配合全都有变化，今天大家看到关了灯有很长一段乐队演奏，我感觉就很舒服，以前是正好他们走到前面，音乐也完了，最后一鼓掌就完了，观众好象有一种视觉、听觉的错位。我认为让观众在黑暗中想那么一点很好，但稍微有一点长，如果早结束那么15秒到20秒，我在最后面一看，还行。

　　观众：我们还习惯于传统戏剧中的人，你与他们稍微有点不同时大家会产生疑义。比如说长一点，他们会说，嗯，怎么这么长呀，怎么会这样呢？当他们习惯了他会觉得很舒服，这就需要观众群的问题，他要配合，有时他们对艺术家的鼓励是应当的，像上海的双年展一样，它走出了一条我们以前没出现过的路子。观众也应该配合，但我们的行为跟不上我们的话。还有您导的东西要做就做到家，要假就假到家，走到极致。

　　观众：我个人觉得这部分“破驴”，“复活以后”偏软。有一段时表现他来到这个社会不适应，好象你用的焦点是卓玛跟他的对话，那段台词也软，而且加揉社会的要素太少，我体会不到他心里的尴尬，对这个社会的不适应，社会为什么讨厌他？观众；我来自上海，专门是来看这部戏的。我不是做这个专业的，我不大懂这个形式上的东西，而我想戏剧的最终目的还是在传递一些思想性的东西。我听说这部戏是马雅可夫斯基的戏，对苏联的范畴是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但在看戏笑过之后我有种很难过的情绪，我说不上来，想跟你探讨。实际上，这种革命的色彩，人们从上个世纪一百多年来一直在进行这种乌托邦式的探索，为了这种探索，整个人类付出多少鲜血、代价，而我内心深处告诉我，这种探索不是很成功的，到目前来看，我理智地认可，但情绪上很难接受形式。

　　孟京辉：看看马雅可夫斯基的《臭虫》的原剧，这原剧更多的是对自己理想的信任。他自信，充满激情，革命激情。他认为这个时代我们必须对自己所怀抱的理想信任，对来腐蚀我们理想的东西进行大胆抨击。艺术样式上先不谈，马雅可夫斯基是个真正的革命者，他的革命是艺术家式的，是非常诚实的。但即使这种情况下，当他的笔写到最后的时候，写普里随波金到最后只有和小臭虫在一起的时候，他自己某些(不准确啊)所谓人性的东西就露出来了。而我们现在觉得马雅可夫斯基地对待普里随波金的人性的东西和我们现在对待普里随波金的态度应该截然不同。我们50年代是有态度的，有立场的，那个时候所有人都摒弃物质生活来追求所谓的精神生活，而我们现在用50年后的眼光看它，会觉得不尽然。而我们现在在前3幕时，大家笑声很多，说明大家已思考很多了。但我们怎么认定50年后的今天，我们精神上的东西到底哪儿去了。而一切都以时尚、安逸……作为目标和坐标系，是不是我们的人生值得怀疑一下，如果有了这个东西，我们就能探讨、思索。我作为一个导演，我在底下看到当我们的演员说：“共产主义虽然遥远，但它在，它在这儿。”所有的观众都笑了，而我笑不出来。但我第一感觉观众笑绝没有什么可说的，但他笑过之后回到家想想，有一句台词，卓娅唱的“共产主义也有爱情的问题”，除了爱情的问题，问题很多，但我们怎么对待它。我们现在是不是就应该用一种偏激的，两面派的态度来对待它？都不尽然。我想我们是把年轻创作集体思索过的展示在舞台上，跟大家共同思索也好。所以我不理解你的，不知道……。观众：虽然现在我们都有钱，有车……，但看父辈的人，他们也没有什么比我们不快乐，孟导这出戏在现实当中有什么现实意义？

　　孟京辉：就像高尔基所说，如果一个文字作品，要把它完全揭示出来，你告诉一个答案，一方面是浅，另一方面流于宣传。我感觉戏剧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娱乐，一个是教育，但我就是要教育观众，就是要娱乐观众，这没什么不清楚的和值得怀疑的，但在这教育和娱乐，是用教来育，还是用乐来育，这是个分寸感的问题。如果我在舞台上像疯狗似的说这个、说那个，可能那是21，21岁的时候应该做的事，我现在过了这个年纪，也觉得简单，所以一定要稳一点把握这个东西。所以你那个心情有点难受，我有一点理解，我觉得可能就是物质病，你月薪很高，但我们的生活缺了点什么，是革命，还是建设。原来有句台词“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努那察尔斯基大街的姑娘都有肥美的乳房。”这是原句台词，我们删掉了，但是无论白天还是晚上，孩子们都去上学，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我们每个人都得去生活，完了我们一转，这是臭虫的道理。(赵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