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史诗剧”《切-格瓦拉》
2000年4月12日在北京人艺小剧场首演。同年12月2日至12月16日沿京广线,一路在郑州、开封、广州等地进行文化交流演出活动。2000年12月21日在北京中央戏剧学院实验剧场再度上演,2001年1月5日落下帷幕。共计演出56场,观众达5万人次,张广天出任主编的“黑板报电子文艺周刊”自云:“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文艺革命的新浪潮。”据报道,该剧引发大范围的争议,随着题为《提前来临的革命恐怖》、《不要以穷人的名义》等的评论频见书籍、报章和网络,逐渐演进为一个引人瞩目的文化事件。
“民谣清唱史诗剧”《鲁迅先生》
2001年4月12日开始在北京的中国儿童剧院演出。编导自称是“有史以来惟一的最全面的鲁迅传记体文艺作品”。
-张广天
“史诗剧”《切.格瓦拉》的导演、作曲、演员,“民谣清唱史诗剧”《鲁迅先生》的编导、作曲、演员。自认最准确的身份表述是“吟唱诗人”。
1966年生于上海,90年代初移居北京,为《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视剧作曲。1997年开始,和实验话剧的先锋人物孟京辉密切合作,为《恋爱的犀牛》、《坏话一条街》、《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等戏作曲,出版CD《张广天现代歌曲集》《工业化时代的诗与歌》。现为“黑板报电子文艺周刊”的主编之一并且拥有个人网站———音乐大字报。
4月17日,一城风絮、日光炽白的下午,穿行过让人感觉愈发燥热的拥堵路途去见张广天。然而一见面,位于地下室的剧院化妆间那种阴冷的感觉便顺着脊背慢慢爬上来。
没有准备看到一个想像中的上海人。关于自己的出生地,张广天曾有一段发言:“最近有股风要拍3O年代的上海,我在上海听电影厂的同志说,典型的大场景、好的房子、老的街道都找不到了。我特别高兴,心想,你们终于找不回你们失去的乐园了,你们再花上五十年都不可能恢复上海30年代的原貌。这说明我们曾经的革命很彻底,把该扔掉的脏东西都扔掉了。”这段话的内容和说话的方式,是我对这个人无限好奇的原因之一。
但即便这样,第一眼,我还是觉得他衣着潦草得太惊人了些。他在说话时不断吸烟,烟雾后面他的眼睛里有一种亮光,有一种专注、沉迷、热烈的神情,在闪烁。
-我对我的戏有信心
□记者:先问一个细节的问题,我听说胸前一枚毛主席像章是你的标志,但我现在没看见你戴。
-张广天:在演出穿的那个衣服上。
□记者:就是说穿戏装时戴,平时不戴?
-张广天:不,平时戴的。我那天换了装,就把它别在那个衣服上了。
□记者:老是别同一枚是吗?就那一枚是吗?
-张广天:不,有两三个换的。
□记者:我昨天看了你的戏,我不知道昨天是不是人最少的一天,我看戏的同伴说,让他觉得“像一次内部彩排”。你对以后的上座情况还有信心吗?你的《切.格瓦拉》当时可是很火,火到都变成一种文化现象了,而现在《鲁迅先生》是这样,这种落差承受起来不困难吗?
-张广天:是这样的,《切.格瓦拉》开始演前几天跟现在差不多,也是不稳定,后来才多起来。我对《鲁迅先生》这个戏还是有信心的。
-想发出一个不同的声音
□记者:我听你提到,原本并没有想在这个时候推这个戏,而现在,你是“不惜一切代价”而为之。我想问,什么东西给了你这么大的刺激?
-张广天:恰逢鲁迅诞辰120周年,尤其从去年开始,个别文化人出来诋毁鲁迅。我觉得这些文化人他们也不见得不了解鲁迅,既然你要诋毁鲁迅,我们当然也可以去神化鲁迅。最终目的不过是想做到人化鲁迅。我认为,在怀疑鲁迅的议论中,哪怕只有一个声音是肯定鲁迅的,它在这个时代都是非常必要的。我认为在这个时代很多人利用他们的话语权,诱导并且改变了事实。
□记者:情况有这么严重?你有这么孤独吗?而且何以见得你掌握的就是事实?
-张广天:我没有说我掌握的是事实,我只不过表明我认为的事实。我的事实是不是事实要经过检验,我相信事实在矛盾中间是会体现出来的。我这个不同的声音,往远了说,可能正如你刚才质疑的,我对鲁迅的判断难道是惟一的判断吗?你的反问是站得住脚的,肯定不是惟一的判断。但是只有大家都对他进行一次判断,这个事情才有意思,才能让我们找到一些不同。
□记者:在这个戏的介绍中有一句话:“通过演出,我们将看到每一个人内心正义一面以及这一面指向的美好未来。”
-张广天:我想说的这个鲁迅,他的伟大在于他跟我们一样,不在于跟我们不一样,这样他才被人民认可的。我觉得每一个人内心都有正义的一面,但这种东西它不可能每一天都浮现出来。那么鲁迅的伟大在于他把这种东西集中地表现出来了,他表现了我们内心中正义的、向上的一面。
-我是人民,也是革命者
□记者:你一直在强调一个“人民”的概念,比如“我们的歌声是人民的声音”,还有“站在劳动人民一边”,我想让你给我一个你的概念,在你这儿这个“人民”该如何理解?
-张广天:孟子早就说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说的“人民”就是这个概念。如果你在街上看见那个卖茶叶蛋的老太太脸上的愁容,你不能由此想到你的母亲,你跟人民是联系不在一起的。
□记者:还有一个概念,“革命”,这是你一直以来高举的一面旗帜,我也想知道它在你这里是什么涵义?
-张广天:我认为“革命”是对事物的改变,对环境的改变,如果我们每一天努力地改变不适应我们的环境,这就是在“革命”。哪怕做一道菜,你很用心,说没有做好,我重新做一道,那就是在革命。
□记者:哦,是这样的涵义,那好像跟很多人对你的理解不同。
-张广天:对。那么我反过来说,我为什么今天跟你解释这些话,因为我们比较心平气和地谈,而有些人不能心平气和的话,我们要抡棍子戴帽子,这样子或许能引起大家的注意。
□记者:你认为这是革命的手段?
-张广天:对,手段,因为在这样一个大家不愿意,都非常懒,都愿意适应环境而不愿意改变环境的时代,你不使用一些极端的刺激的词汇,不能引起大家的重视。我真的非常需要大家重视一下这个问题。
□记者:重视这个问题还是重视你?
-张广天:问题。重视我自己跟重视问题是一样的,我也不回避,重视了我也许也就重视了我所考虑的问题。重视这个话题,是我最终的一个出发点,我觉得在今天这个社会里,最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懒惰,不能步人后尘,不能没有创造性。人怎么才能有创造性?只有在不断的斗争中才能有创造性,不要懒惰,不要向周围那些向你施加压力的环境进行妥协,你才会有斗争性,有创造性。那要达到这一点,就得要用一些手段。
-有时候偏执是必要的
□记者:所以你认为有的时候有些偏执是必要的?
-张广天:对,我觉得是这个意思。所谓“棒喝”,佛家可以大家在一起悟禅,保持一种平静的心态,也可以论禅,但你实在不行的话,拎不清的话,那就要大棒子上去,抡一下。
□记者:这像“文革”语言。
-张广天: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使用“文革”语言如果能达到目的有什么不可以。佛教有一个词叫“众法”,到达彼岸不止一条路,目的是永恒的,手段是无边的。
□记者:那你知道你有偏执的成分?
-张广天:我知道,我故意的。因为有些人没法儿心平气和地跟他们说话。
□记者:但是有的时候使用什么手段还是要计较一下的吧?
-张广天:你说得很对,我觉得是要计较的。我不是一直想要用这样的手段来做事情的,可能我这几年做的事情也是我一辈子中偶尔为之的。但我现在有时候不得不这么做。我觉得也是跟我的经历有关,跟我对事物的认识有关,我会选择这样的一种说话方式,因为有的事情实在让人看不下去。
-我没想要煽动暴力革命
□记者:说实话,你在我眼中是个奇怪的人。
-张广天:没有什么奇怪的。现在很多人的想法我原来都经历过。我真的有过同样的经历,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我觉得日子过着过着,有些东西慢慢明白起来。人是很懒的,一次新的思想变革需要一些新的手段。所以我采取了这样一种姿态来说话。你的怀疑我非常能理解。我也在怀疑。
□记者:你怀疑什么?
-张广天:就是我这种做法有什么意义。
□记者:你不怀疑你这种做法的后果?有人说:“谢天谢地,《切.格瓦拉》只是一场话剧。”有观点认为你的《切.格瓦拉》那种煽动性是极危险的。
-张广天:肯定是危险的,真的。但是我做《切.格瓦拉》这个戏我并不是要煽动造反,我只是想说一句话:你吃饱了,喝足了,你坐在大厅里,你别就觉得天下人都与你无关了。
□记者:那你觉得你说清楚了吗?你达到你的目的了吗?
-张广天:我想达到了,还是吓住了一些人,引起了一些警示。
□记者:我看到一个说法,说幸亏真正特穷的那些人是看不起这戏的,要不然你肯定会煽动起人性中一些很暴戾、非理性的东西。
-张广天:《切.格瓦拉》这个戏是拿来气人的,拿来气那些既得利益者。老百姓是肯定看不到这个戏的,一个老百姓没有去看话剧的习惯,另外这个票价也是一个问题。的确是这样一种事情。那你说这个戏演给谁看?不就是演给对立面看的吗?我演这个戏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搞什么暴力斗争,说老实话,格瓦拉搞的革命斗争行动,我不见得同意他,我跟好多人说,暴力革命如何如何,其实我也想过这个问题,我不见得看好采用这种革命斗争形式。目的只是为了提醒。
-《国际歌》不是情结是目的
□记者:我注意你这两个戏最后都唱《国际歌》。这是做秀,还是你的一种情结?
-张广天:不是我的情结,是我的目的。我故意这么做的。我没有什么情结。我只不过想发出这么一种微弱的声音。这种声音肯定是微弱的,但是也是一种状态。
□记者:刚才你说你也有过很多变化,现在很多人持有的想法,你也曾经持有过,那你1966年生人,人生还很长。你觉得你将来还会有别的变化吗?
-张广天:肯定的。
□记者:那会不会有一天,你回头看今天的自己,其实没那么对,有些作为没准儿作用并不好。
-张广天:会的,我会有这样的想法的。(采写/本报记者 吴菲 摄影/本报记者 王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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