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敬佩斯诺 王霙表现出一个新的毛泽东

　　大山：开始排练的时候导演经常说这个结果是对的，但是没有看过程，我估计这个就是学相声的时候为了甩包袱很关注结果，就是直接奔底，忽略了过程，而过程往往是话剧中最吸引人的。

　　熊源伟：话剧是要展示过程的。现在他已经不是这样了，他会说“你是不是要这个”？马上就出来了，今天演得很好。

　　王霙：很感人，我都哭了，因为我没有看那场戏，我觉得大山是很用功的人，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住在隔壁，经常一起对词什么的，他有很多事值得我学习，他的语言是非常棒的，包括他的韵律等都掌握得非常好。

　　大山：我也算是一种自由职业，没有固定的工作，做事情都是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的去做，也有商贸的有教育的、有商业的有文化的等各方面，都是自己选择，下一步我想做什么当然也要看机会，最后选择都要自己做，既然选择了就应该要做好了，我就是这个意思。这段时间我就全心全意把这个演好，7月1日解放了之后就不知道要做什么了。

　　熊源伟：他们每天为了戏的需要每天都要

　　王霙表现一个新的毛泽东

    主持人：拍戏的过程让我们看到了毛主席和斯诺的亲密接触。

　　大山：对，斯诺到延安待了四个月，和主席天天进行采访，一部分采访一部分聊，有十几天都和主席在一起。

　　王霙：主席也就是向你敞露心扉。

　　大山：对，我觉得这个戏对王霙老师也是挑战，以前演了30多部和我们这个戏里面表现的领袖形象不一样，因为我们表现的是《红星照耀下的中国》中斯诺眼中的毛泽东，他不会按照中国人的斯诺、按照中国人习惯的表达方式去写，他会按照自己的理解，我一个美国人看到什么写什么。他觉得毛主席的第一个印象是精神气质特别像林肯，这个是美国人的想法，中国人不会这么想的，我们戏中也表现了这一点，我们王霙对这个也是挑战，扭转过去演毛泽东的习惯，表现一个新的毛泽东。

　　主持人：这次演电视剧和话剧的毛泽东有哪些地方是共同的？遇到那些障碍？

　　导演严格要求 对剧本非常严谨

   王霙：我觉得舞台和电影电视是不一样的，一般人理解是“扩大”，从声音、从形体、从语言都要特别细腻、细致，包括导演这次叩我的戏也是很严重的，我虽然是绿叶但是也是很大的绿叶，配大山这个红花，遇到了很大的麻烦，我也没有想到自己会遇到这么多的麻烦，所以做工作不是很充分，我觉得我演了二三十个毛泽东无所谓了，后来我意识到要把工作做得扎实一些，所以我有时候也比较努力，没事就背台词，还有节奏、包括导演提出的任何要求，我觉得有点惭愧、有点愧对导演，但是今后我会努力排好的。

　　大山：和电影电视剧不同的是我们无法停。往往相声段子也没有排练这么严谨，当然相声也有一些需要把握好一个字也不能差，但铺垫、交流也有一定的灵活度，像马三立的其他地方有一些不一样，抖包袱的时候一字不差。我们的导演是把这个演出的东西都要求一字不差的，这个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还没有达到，对剧本非常严谨。

　　熊源伟：很多演员都是把意思表达了就可以了，但要看什么戏，像莎士比亚的戏，他的台词是中文的，如果不用那样的语言感觉，你就不像是莎士比亚剧，如果写得一般就算了，但这个作者非常年轻，很有自己的风格，如果按照一般的导，这个句子很怪，但因为怪也形成了一个风格，有时候加“我们”或者是“所以”两个字，味道就不对了。

　　王霙：尤其是我，加一点就不让加，加了就一丝不对了。

　　熊源伟：对，这个对演员可能很残酷，一个我们是要体现这个剧本一个是要尊重作者的劳动成果。

　　大山：有一个台词是问“老长你为什么净走山羊道”，大家就想问为什么不说羊肠小道？后来想想作者这么些有自己的用意后来就不写了。

　　主持人：我们总共有9场戏是吗？是否可以先请导演介绍一下。

　　熊源伟：首先这个戏是叙述新西兰人，首先大山是想来中国玩的，待六周就走了，后来被中国的主编留下了，可以出钱周游中国，就走了，后来第二场在西北萨拉其草原，当时这里正在闹灾荒，死了600万人，但是当时的国民党，为了让西北军阀就范，克扣粮食，造成一场人间的残局。思诺在这里亲眼目睹了一场惨剧，同时在这里发现了“像神迹一般的恋人”，他们为了救助灾民后来死了，留下一个火柴盒，上面有镰刀斧头。第三场，他回到上海19路军在抵抗，他又目睹了一个阻击手被日本残酷的杀害，他最后和报社主编分手了，要寻找火柴盒上的。后来一场是遇到了宋庆龄，当时告诉他你可以去延安，其实当时是宝安，我们今天就说是延安。之后就是思诺到了延安和老百姓、领袖，又见到了当时在内蒙古草原上一对恋人中没有死的那个女的，还有和同志、和他心目中圣洁的、追求真理的女性，和他们交往，到前线等，他觉得自己要别一本书，这个书叫《红星照耀下的中国》，最后一部戏是老了，在日内瓦的湖畔疗养院、家里，60年代末、70年代初年轻人都在闹革命，但是他们在闹革命也受到了中国的影响，他们不太知道真正的信仰是什么，最后让斯诺又回忆，斯诺随后说你可以不相信，我相信，他脑子里又想到在中国、在延安遇到的人。

　　主持人：非常感人，整个戏中斯诺是以观察者的身份或者是进入历史的责任去拍戏，大山是如何理解斯诺这个身份？也就是记者的身份。

　　大山：他是一个非常敬业的记者，而且他离开中国之后，从50、60年代开始一直做一名记者，虽然后来在美国掀起反共浪潮的时候待不下去离开，但是在二战的时候作为一个前线记者，回去之后写了很多，他到印度也采访了甘迪或者说是全世界的很多工作，最有名的还是1936、1937写的《红星照耀中国》，我觉得他是很认真的人，现在我们可能回头看他的一些报道，也有一些人挑出一些毛病，比如说1960年他来的时候，一些人说60年是三年自然灾害他没有说，但是在60年那个时候，他也不可能看到中国的全部，他是特别认真、严肃的去写，而且他这种忠于现实如实报道的精神，我觉得是非常敬业的记者，有时候我们回过头20、30年后，我们知道很多当年人不知道的事，从这个角度去评价可能就不太对了。话说回来，他30年代看到的东西，所写下的东西，在70年后的今天，都是立得住的，历史证明，他当时的评价、当时的这种描写是完全正确的，这本书到现在70年后，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还是在销售，任何一个书店进去都可以买到，有这些书可以做到这一点？太难得了，这也标志着他作为记者很成功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