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置之死地而后生

　　一九八O年写完《试论中国古典舞》，因为提到了发掘古代舞蹈文化，有位老领导看过手搞直率地对我说：“给你条件你也搞不成”，那用意无非是：你不是编导，空发奇想而已。信口开河谁都会，不能实行又有什么意味，冷水浇头足可降温，搔着头皮想一想，空发议论委实容易，真要想干，显然信我者寡。

　　还有一事也记忆犹新。一九七九年从北大荒回京落实政策，一时间满心欢喜以为可以由此重操旧业，免当专政对象了，孰料一位老领导——又是一位老领导却十分为我担忧：“你离开廿余年，事业有很大发展，还跟得上趟吗？我们不好安排，还是就在当地……”嗡！脑袋一阵轰鸣，但也很快归于平静，深知靠哀求无济于事，我的价值只有由自己估定了。

　　说完这两件事不得不立即声明：这不是回头看发牢骚，对那两位老领导也绝无不敬之意，而且还要感谢她们对我十分坦诚和直率的估计。研究中国古代舞蹈文化，思考怎样搞中国的古典舞，我虽然下了一点功夫——包括身处逆境那些年，也一直考虑既钻理论也搞搞实践的研究方法，但人总有堕性，不到山穷水尽，不置之死地就难有强烈的求生欲望，总难把身心凝聚到一个焦点上破釜沉舟的拼搏。上举两事不过是七九年重新工作以来诸多遭遇中的一件两件，应该说，是那些难以历数的和仍然扑面而来的遭遇锤炼了我的意志和决心，推动我求进步、求生存。许多朋友同情我命运的坎坷，偏是坎坷使我体验了生命和时光的可贵。因此承蒙《舞蹈艺术》编辑部的隆荫培同志殷切相约，望我写点关于创作《铜雀伎》的经验、体会，使我为此而搜肠刮肚时，便首先想到把这一点体会写出来，此中无虚饰而是真切的经验谈。倘对治学、创作亦多舛逆而是进是退有些徬徨的朋友稍有借鉴，则此文终还有点真东西。至于其余，则难说是不是狗皮膏药了。

　　二、理论还是有用

　　一九八三年中国歌剧舞剧院对《铜雀伎》的文学台本和我汇集的资料以及创作的意向、设想感到兴趣，那时候，在怎么形成汉代舞蹈风格解决一部大型舞剧的文化基调方面，我虽然经过了较长时间的准备和思考，头脑中也产生了一些招之可来的活动形象，然而基本上还处在丰富理论思维并检验理论思维的阶段。究竟什么是汉味，我深感不是一个技术能量问题，没有明确、清晰的理论认识，我必然会在“结合”风格、戏曲风格、《丝路花雨》风格所剩的一条窄胡同里兜圈子，很难找到一条足可信意游骋的出路，甚至难免于抄袭。考虑到这种惨局的可能出现，是惶惶然敢忙造舞姿、编动作预做储备呢？还是坚持多做理论上的研究和思考？回忆当时，那是一次具有决定性的选择。如果故弄玄虚只把理论做装磺，飘飘然以示其胸有文墨，其后果必然是自欺欺人。立意、设想不是真正来自文化基础，则等于没有孕育创作灵感的母体，本非编导又缺天赋，不碰南墙能有什么结果？所以，泰山压顶也不敢动摇，我只能走从虚到实，由理论通向实践这条路。在口头上，没有谁否认艺术是上层建筑、必然反映一定的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这个科学道理，可具体到创作实践，从作品看，往往又表现了对此的否定，或许根本不认为理论思维在艺术创作中能派上什么用场。一点突出的感觉便是主观随意性。构成作品的骨架大多仍是技术趣味，缺少艺术表现的现实主义品格——真实性，并因此而显得立意的文化基础淡薄。因为有感于这种倾向，创作《铜雀伎》必须借鉴、吸收这种经验。如果我说自己也有一点优势而不算张狂、吹牛，那么我的优势就在于也搞搞理论和研究，并因此而相信理论思维会使我找到创作灵感，这是我的信念，也是我敢于试一试《铜雀伎》的认识基础。

　　三、破除迷信、自行其是

　　人们对狐狸的狡黠大多没有好感，我也无意替狐狸争公道，只是对它的狡黠多疑并不全然否定，左顾右盼路不重行我看也算得是一种聪明，联系到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我倒愿意学狐狸。对专家、里手我不敢不敬，但不迷信他人的经验，甚至缺少宗教徒信仰真经的虔诚。经验是前人、他人的知识积累，但任何才人奇士都不可能遍历大千世界，拥有放之四方而皆准的经验。任何一门专业的权威也总有未及涉足或非所熟知的事物，否则世间不会产生纷纭的学说、主义和各有千秋的文学艺术流派。人类在变革自然、创造社会当中形成的知识技能当然是财富，不过，后继者的头脑如果只是前人经验的“看守内阁”，甚至顶礼膜拜推为戒律，不敢怀疑、动摇甚至于否定，恐怕大家至今还在茹毛饮血。特别是在科学迅猛发展的当代，人对自然、社会的认识不复存在永恒性，知识、经验不断更新、补充，正处于怀疑、否定、变化产生周而复始的短暂循环之中。那么创造遥远汉代的舞蹈风格、艺术气韵我该搬用哪家编导权威的经验，又投哪位门下拜求良策呢？

　　闻我要搞大型舞剧，断言“他绝搞不成”的有之；建议我去学院的编导班听课，敢忙学几手应应急的有之；提醒我找女编导家合作以便帮我编女性舞蹈的有之；直指我没有经验不会编舞等看笑话的有之；“什么阿猫阿狗也进歌剧院排舞剧，”呲牙露齿投以轻蔑的有之……总之，大抵认为似我这种没有一点名气，离开事业多年，尤其是不过耍几下笔杆的人想搞大型舞剧简直不可思议，甚至招惹得忧世疾俗的人忿忿然。

　　我从不否认舞剧编导是门学问，然而任何一种艺术创作并非手里有方法、有专业技术就能出作品，或者能出好作品。艺术表现的是人，而人是一定社会的综合。一部舞剧的创作动机假如首先萌发于我有几手不同一般的表现方法，我有熟练的编导技术，胸中藏着若干令人折服的点子，题材的选择也尽在考虑如何使用那些方法、技术、点子，而对所要表现的时代、社会、人物都并不比常人所知多一些深一些，这种创作途径恐怕终难摆脱堆累技术、追求形式的窠臼。机巧奇思、声光异彩的直观效果、玩赏趣味是会有的，也许还会令人抚掌称奇，倘若从中去感受时代风貌、文化气息、感情韵味以及心灵上的烟云风雨，大约就空泛无物了。我国大概是世界上产生舞剧最多的国家，只是过眼云烟、昙花一现的也不少。特别是边远地区和兄弟民族地区创作的舞剧，本应致力于表现他们那里的乡风土俗历史文化，只有长期在那里工作的同志最了解那里的人、那里的生活、那里的历史传统和那里的文化情趣。遗憾的是，往往迷信编导专家、编导权威，优礼搬请、言听计从，放心地接受指导。结构也许顺了，舞编得也许花梢了，调度也许灵活了，只是那倚之为生命的艺术特色，往往也从灵活、花梢、顺畅之中削弱了，土气变洋气，终于“提高”成了作品。如果搬请的专家里手尚有自知之明，提供技术资询而承认对人家所要表现的文化传统、社会形态、历史风貌、民族心里并无研究不好越俎代疱，鼓励人家发挥自己的优势尽力体现人家的乡土风俗，也许我们不止一部象《召树屯与楠木诺娜》那样有风格有特色的舞剧。又不得不遗憾，凡经专家里手“指导”过的这些舞剧，恕我不恭，竟无一部能有《召》剧那样的亲切感，那么动人的美，那样纯朴、清新、合谐的艺术情调。因此，我奉劝为我这样没有学过编导学偏又想搞创作的同志莫再迷信专家、里手和名气。招牌响亮的大字号并不一定都有名牌货色。京城如果尽是圣人，我们的艺术创作就不会总在一条胡同里转圈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