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壮壮紧张得直抽烟
田壮壮是最后一个接受媒体群访的，表面看来他情绪不高，回答记者的提问也尽可能简短，有记者问他为什么拿了三个大奖仍情绪不高时，田壮壮说：“华语传媒大奖挺有意义的，由媒体来做，是对获奖人的肯定和鼓励。遗憾的是，这次电影百年百人的评奖是三地选出100人，有很多优秀的导演比如冯小刚、李少红都没有入围。在我
看来，应该是内地选100个，香港选100个，台湾选100个，这样就有300个。百年中国电影只选100个，真的不够，会漏掉很多好的电影人。”说到冯小刚，田壮壮格外有感触，他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人心中对电影的理解都不同。好比小刚，他的电影一直以来在市场上很受欢迎，但是心里却要承受来自专家和艺术价值的考量，而我也要思考怎么让电影走进更多人的内心。”田壮壮透露在电影《吴清源》之后，将会筹拍《茶马古道》的续集。
也许是因为田壮壮过于冷静的态度，过于缓慢的语速，还有那略显疲惫的眼神，让在场女记者看了心疼，有人问在颁奖礼之前，看见导演在场外抽烟，是不是在想什么心事。田壮壮说：“没想什么啊，就是想抽根烟。其实我现在很紧张，因为不知道如何去面对你们，虽然我知道现在做导演的也应该为自己的电影做宣传，但是就我的个性来说，我更愿意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必刻意去回应谁。但是媒体过于关注我，让我必须去跟人打招呼，否则就会被误认为在摆架子。” 他和电影 田壮壮出身电影世家，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1981年，拍了第一部电影《红象》，然后是《猎场札撒》、《盗马贼》、《鼓书艺人》、《摇滚青年》、《大太监李莲英》、《蓝风筝》。2001年，他重拍了费穆的名作《小城之春》，褒贬不一。去年，他的纪录片《德拉姆》成为了第一部在大银幕上放映的高清数字纪录片电影，以围棋泰斗为主题拍摄的《吴清源》也在后期制作中。在他没有拍电影的那几年，监制的影片有：《长大成人》、《扁担姑娘》、《巫山云雨》、《桃花满天红》。 获奖感言
“奖给得太多了，我会感到有负担，我已经年过半百，对这些东西也不怎么看重了。刚才我在台上还感到挺难受的，那么多导演，做了那么多事情，可能是我比较幸运吧。在某种意义上，我希望这个奖更多关注新的导演、新的电影人。”
“说心里话，我挺难过的。难过不是我不喜欢，是挺感动的。我觉得大家还是很爱我的，虽然我游离于这个圈子之外，大家可能觉得我这些年特委屈，又看我像年轻人做那么些事，所以大家对我还真的是一种爱。” 关于导演
“我就觉得冯小刚有时侯喜欢弄一点奇奇怪怪的东西，其实他心里完全不是这么想的。我现在搞电影教育，我不只让学生去拍小刚那样的电影，职业导演应该关注的是电影里面的元素。”
“我现在特别期待的就是张艺谋的《千里走单骑》，这个故事我有点担心。父子情结对张艺谋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情结链，，他从来很少提他自己，那他怎么把这个大的情感放到故事里面，我很想看。”
田壮壮有一把大胡子，他说是因为自己很懒。看字的时候，田壮壮会戴上老花镜，还告诉记者，老了老了。但当记者把他带到一个安静的露天咖啡吧时，他忽然大声招呼服务员：“你们这儿晚上营业吗？卖酒吗？”然后告诉记者，晚上可以叫上冯小刚和黄建新来喝上一杯。那时候，他的样子，特别开心。
在采访田壮壮之前，本报记者已经数不清多少次从其他导演那里听到过他的名字。他们都亲切地叫他“壮壮”。他们说，壮壮没架子，壮壮帮过我很多，壮壮的东西(电影)，放在那里，就让人没话说。前天晚上，田壮壮成了“华语电影传媒大奖”的大赢家。从喜获百年百名导演、最佳导演奖、最佳影片奖到作为颁奖嘉宾出场，从不穿西装的田壮壮迈着他特有的、不那么平稳的步伐一次次走上颁奖台。他没有笑，获奖感言也特别简单。但是他为电影做过的一切，所有的人都会记得。
说心里话我挺难过
记者：这次你凭借《德拉姆》角逐最佳电影和最佳导演奖，在竞争对手中既有纪实风格的《可可西里》，又有纯商业片的《天下无贼》、卡通片《麦兜》，而《德拉姆》这么小众化，你觉得胜出的原因是什么？
田壮壮(以下简称田)：这个华语大奖，算得上一个电影节了吧！我觉得其实在选片上，大家的看法可能会超离那种市场、票房的看法，会从电影的本体入手。其实像我们拍电影，也看各种类型的电影，你有可能不喜欢某个题材、某个故事甚至导演的观点，但电影作为一种视听艺术，你总能在里面看到它新的地方，新的地方是它最独到的东西、最具个性的东西。在这样特定的环境下，可能纪录片也好，故事片也好，大家的判断标准跟院线的判断标准会完全不同。
记者：获得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两大奖项，你好像并不显得特别激动？
田：这个说心里话，我挺难过的。难过不是我不喜欢，是挺感动的。我觉得大家还是很爱我的，虽然我游离于这个圈子之外，大家可能觉得我这些年特委屈，又看我像年轻人做那么些事，所以大家对我还真的是一种爱。我40岁之后拍的电影，都是特别特别投入的。我觉得像我们这些导演已经无欲无求了，应该把奖给那些年轻的或是给港台的那些人，因为他们都挺不容易的，整个中国电影都不容易的。
《德拉姆》的原意就是记录
记者：评委在评审的过程中，对《德拉姆》有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谦卑，你觉得他们理解了你的电影吗？
田：其实我的原意就是记录。拍《德拉姆》是一个很偶然的事情，我十年没有拍电影了。那段时间我在云南那边一直跑，好多好多小的故事和人挺感动我的，我写了几个文案出来。其实《德》虽然另类一点，但是它带了很多人类学的东西，这些东西你可能两年就见不到了。因为可能有一些人死掉了，有一些环境变了。它就是对某些时刻的记录，现在我特别伤感的就是那儿现在已经通车了，你看多快啊，两年了。我看这条路，炸山，毁农田。我拍这个东西也没有刻意去表达什么，只是记录而已。
记者：也有评委提出《德拉姆》的结构太单一了，整个下来都是一段一段的叙述。
田：其实我当时是跟着马帮的这一流程，包括这一路上的人采访，我没想到关于拍电影的那么多事。当时我就想这十几个人讲故事，比我给你们讲故事要生动得多。他们聊开了我就拍，甚至他们讲什么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只是后来翻译出来才知道特别好听，我希望是一个故事片导演用电影原方式去讲述，把对这个地区的印象传达出来。他有浑然一体的、很悲凉很细腻的东西，你会觉得他的情感有元气十足的感觉，这是能打动我的东西，我想也能打动别人。我不知道《德拉姆》后来能在电影院放，能得到那么多人的关注，我从来就没想过，我只是想完成和别人准备了四年的电影。这事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发：你拍出来的东西要到公众面前传递出去，那时候你是赤条条地站在那里，你是很无助的，你不能解释说你当时在想什么结果，在电影里没拍成。
记者：你还入选了百年百名导演。现在看起来，台湾电影非常衰落，香港只剩下合拍片了，中国电影要靠内地来挑大梁，那内地现在有一个很好的生存环境吗？ 田：要说这一百年吧，这中间换了朝代，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上海电影，还有“文革”前的五六十年代都是很辉煌的，而自新中国以来真正从计划经济转入商品经济，其实是近几年完善的，我觉得开始有点意思了。其实现在内地电影是在往良性的方向发展。(你的依据？)比较重要的是电影的好坏跟政府许可的空间有很大关系，这几年逐渐从一种机制管理上变成一种服务和操作上的管理，这是很重要的。电影局应该是具有政策指导性的，它不应该跟电影发生直接的关系，它应该是为一级政府负责的，而不是对整个电影负责。另外就是要开始普及电影的教育。有时我会对儿子说，儿子，出了一部很不错的电影，挺适合你的，他会说“是吗？给弄张碟来。”我觉得很窝囊。电影的教育网络应该是一级一级的，大学怎么进入，小学怎么进入，像《麦兜》这样的片子很好，让孩子看，但孩子哪有时间看啊，老师根本不会让他看。电影这东西得有两三代人实打实地去做。(那现在算第一代吗？)我觉得从改革到现在能算第一代完成，第二代我觉得应该进行一次垄断，大的财团公司尽进行垄断，然后再是战国，再重新整合。
冯小刚讲道义张艺谋讲爱情
记者：冯小刚导演在论坛上有两个观点，我想听听你的看法。一个是他说艺术片导演的初衷都是利己的，商业片才是利它的。另一个是说艺术片就像盲肠，可以割掉也不影响生活。
田：我就觉得小刚有时侯喜欢弄一点奇奇怪怪的东西，其实他心里完全不是这么想的。他这是把电影功能化了。电影不是功能化的(精神愉悦不算吗？)。精神愉悦和具体功能不一样，比如说盲肠，电影本身就是盲肠，那只有八个样板戏的年代也不都活过来了吗？对吧，没电影就不能活的人，不可能。但是你去细想，所有生活细节没有电影艺术，都会变得不一样，电影是一个民族文化的东西，是一种底蕴。
记者：但是商业片导演和艺术片导演的出发点肯定是不一样的。
田：严格来讲，现在的商业操作在中国市场还可以，但过几年就可能会有问题，比如说，电影学院有一个《十面》和《无贼》的讨论。他们认为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一个道德心理，两个都有歧视道德心理。反过来讲，电影学院一派认为，《十面》之所以没有超过《英雄》，就是因为张艺谋还是挺狠的，他把爱情和道义的位置给颠覆过来了，爱情在道义之上，其实这个在很多公众心理是不能接受的，所以人们对这个主题有抗拒，而《无贼》没有。善良的东西，在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都会有的，它就可以获取很好的观众群。这样的理念其实是比张艺谋准确的，所以有些东西是要分析的。我现在搞电影教育，我不只让学生去拍小刚那样的电影，因为你出来是职业导演，职业导演应该关注的是电影里面的元素，它是如何成立和在观众里站得住脚的。《十面》和《无贼》其实也是为了某一类人设定的，可能有人喜欢刘德华，有人喜欢葛优，有人喜欢故事，而且小刚拍了很多贺岁片，本身形成一个品牌。
记者：你会期待看张艺谋、冯小刚的电影吗？
田：我都会看，但我的期待肯定和你们不一样，因为我了解他们的人，这是一种不同出发点的期待。我现在特别期待的就是张艺谋的《千里走单骑》，这个故事我有点担心，它是讲父子的，其实对艺谋来说，在他的成长过程中，父子情结对他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情结链，就包括凯歌拍《和你在一起》，也是有很深的情结。(你担心的是什么呢？)艺谋他是借用了一个题材，他有很深的情感，我担心这个故事承载不了。当情感和情感拧开了或隔离了就有问题了，但是导演拍的时候是毫无顾忌的，所以《千里走单骑》我特别想看。而他拍这么一个关于文艺情感的东西，大背景我是知道的，但是你们不知道，他从来很少提他自己，那他怎么把这个大的情感放到故事里面，让它融合在故事里，我很想看。
纪录片在中国有做头
记者：从《德拉姆》开始，《可可西里》、《孔雀》的口碑和票房都出来了，您是否觉得偏艺术类的影片已经开始在建设自己的市场？
田：我觉得它还是不太可能，每隔几年它都会有这样一个现象，也就是这一年这一类的片子偏多，可能大家会有一个关注点。
记者：《德拉姆》获得了很多荣誉，它也是一部放到了市场上的纪录片，就你的试探来看，纪录片在中国有做头吗？
田：太有做头了。我说的这个做头是指我们还没有做的东西很多。我曾经分析过北京上海艺术院线的死亡，为什么呢？其实能够进入到这个院线的电影很少，都是中国电影。但我们一年不会有十部以上的纪录片电影。相对的，你应该有国外同类电影来保证院线的经营，但我们国家的进口规定又不允许你有这个权力，三成饱是不行的，它没有一个文化的多异性，这样的院线一定活不长久。其实我不是给拍小众电影的人说话，如果只有一个小学课本或中学课本，那是不够的，你要有各式各样的版本。
承认自己“好管闲事”
记者：我们采访过的很多年轻导演都会说到，田壮壮帮过他们特别大的忙，你很在乎一个电影的传承吗？
田：我好管闲事。我喜欢看两种电影：一种就是带着很多缺点但有很强生命力的影片，这种是年轻导演的；一种是四五十岁的、成熟的、特别结实特别厚重的。我说的第一类电影，只有在没有负担、完全面对电影梦想的时候才能做到，如贾樟柯的《小山回家》，根本不理什么市场啊票房啊，那就是倾家荡产圆一个梦。那种电影是特别特别爽的电影，我特别喜欢这种电影，这只能出现在年轻人手，他们走得很艰难，我就是在这里混的时间特别长了，有些事情看透了，哪个环节不太好我去疏通疏通，斡旋一下就过去了。再一个我们出来的时候，无数的老大哥帮我们，吴天明啊，谢飞啊，吴玉弓啊，你说人家图什么？出来对也是竞争啊。我对他们这些人是心存感激的，电影就是一块地，虽然风调雨顺是政府的事，但这块地大伙要打理它，不打理长不好庄稼，打理得越好，它就长得越好。
记者：那你觉得这些年轻导演能不能撑起来？如果给他们一个大投资，他们会不会让投资人失望？他们能不能像你们取代第四代导演一样，去取代第五代？
田：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谁取代谁，不好，还是并存着好，到了一段时间后，一代人肯定要走了。其实这些东西是个积累，你说张艺谋当年没有《红高梁》，没有《菊豆》、《秋菊打官司》，他能在今天获得这么大投资吗？这都是一步一步来的，你得让他走着呀，不会才一部电影出来人家就给你一个亿啊。这是赌博，但我觉得他们有能力。
担心《吴清源》收不回成本
记者：你正在拍的《吴清源》是怎样一部电影？
田：我不知道是不是传记片。挺难的，我觉得还是用我最初对吴老师的认识，经过我的调整，基本忠实于他的经历，但又是挺写意的一种方法。又很多东西，他只能说到一个分上，我又再帮他往下深几分。
记者：这会是一部有票房的电影吗？
田壮壮：这会是我惟一担心收不回成本的电影，投资太贵了，最后拍完算下来将近4000万，在日本太贵了，在那里已经花掉2000多万元了。
专题采写：本报记者陈弋弋蔡丽怡实习生许伟淳曹春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