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八十年”纪念建军八十周年学术活动实录(6)

　　因为五十年代一直到今天为止，中国拍摄的绝大部分的电影都是表现的集体抒写的一种记忆，这种记忆其实是由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决定的，我在井冈山的短短十天里面，我看到的学到的，跟我以前知道的完全不一样，或者有很大的差别，那上面发生过的种种戏剧性的事件，在我们今天的电影里面是不是真的可以得到表达？因为我在那里听到的，就是这个事情本身的戏剧性是远远超过我们电影影视所表达出来的东西，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我们还不能准确的去表达这一段历史，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基本上还停留在一种集体记忆的角度，几年以前我碰到日本北海道大学的一个老师，他是专门研究中国电影当中的日本人形象的，然后他就把很多中国电影里面拍的日本人的片段全部连接在一起，是极其震撼的，所有的电影你就看到，我们的电影写了一个日本人，就是矮个子，留着小胡子，看到中国的妇女就眼睛发亮，只会说几句简单的话，别的就不会了，这个就是标准的日本人的形象，所以我们是按照我们的民族记忆，按照我们主流对历史的抒写在荧幕上去构造这个日本人的形象，日本人的形象是不是真的这样，我们生活里面接触了很多日本人。但是我当时反驳了他一个观点，我说有时候民族记忆是比个人记忆更加重要的，特别是中国的抗日战争题材的影片里面，你要脱开了这种民族的记忆，难度就非常大了。

　　我想提一下翟老师拍的《我的长征》我在没看这个电影以前，我以为是一个大我，但是后来看了以后，我发现是一个小我，是一个小孩，他的一家人所有的亲戚都在那个战争里面牺牲了，而且特别有意思的一点，他有一个口头禅就是跟着走，其实可能在当年有很多跟着共产党走的人，都是抱着一种很朴素的信念，就是跟着就走，而未必是一种很崇高的理想或者信仰的东西。但是这样的一种视角，在我们的军事电影里面还是非常的少见，就是我们的主流依然是表达一种以集体记忆为主的一种表达方式。

　　那么另外一个，我想谈一个结合，就是民族视角和人类视角的结合，其实现在的中国电影面临的形势可能比五六十年代要严峻不知道多少倍，一方面是中国观众的眼睛已经被好莱坞大片宠坏了，所以我们看到《惊风骇浪》的时候，我们经常会以好莱坞的标准需要求，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们去看看好莱坞，我觉得好莱坞拍的烂片比中国人拍的还要多，我们看到的只是极少数的比较优秀的影片。另外就是目前国内军事题材的电视剧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越了我们军事题材的电影，不是最近两年，而是十多年以来，从《和平年代》、《激情燃烧的岁月》，这样的形式，这样的表达方式，在我们军事题材的电影里面出现的非常少，或者说几乎就没有出现。那么面对战争这个东西的时候，就说我们的战争电影其实比较多的是停留在一个民族的视角，就是我说的是大部分，基本上还停留在首先去考量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同样一个战争，站在不同的立场，得出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中国人得出来的结论跟日本政府得出来的结论可能差距是十分巨大的，这个立场其实对于中国的军事题材的电影来说是十分必须的。我们从上个世纪初一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战争就没有停止过，而且我发现我们的战争跟美国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美国的战争除了南美战争基本不在本土打，我们的战争基本都是在本土打，不管是正义性还是非正义性，给人民带来的灾难都是一样的，正义战争的代价是生命和鲜血的代价，我们比较少的在这个立场上去反思，我们缺少反思性。

　　所以比如说《我的长征》我稍微有一点点不满足的地方，比如我刚才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让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介入战争，让他成为英雄，到底是不是一个人性或者是人道的行为？刚才王老师说到，其实我们中国的军事电影里面，除了《红樱桃》极少量的片子里面，小孩子是作为一个战争受害的对象，我们绝大部分军事电影基本上是把小孩子作为一种英雄塑造，小孩看了《小兵张嘎》以后，觉得战争是一个极其快乐的事情，跟打游戏一样。所以我们对于战争本身，除了民族的高度以外，是不是需要站在一个更高的立场。我们有一个数字，中国的抗日战争或者解放战争当中，中国人牺牲了几千万，面对正义战争的话，牺牲本身都是残酷的，但是战争固然是残酷的，但是如果没有战争就没有巴顿，如果没有战争有没有共产党的一代伟人，我们的战争怎么去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很多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是跟战争有关的，这类电影处理起来就是非常充满矛盾的悖论。所以我想希望我们的战争片当中更多的把个人的视角以及人类的视角带入军队的创作当中，当然做批评的人坐在这里说话比较容易，坐着说话腰不疼，在去年的大学生电影节上我提出一个说法，就是我们经常对很多电影的结尾不满，但是那个结尾有的时候不是导演个人意志的反映，是一个更大的社会趋势，或者是更大的政治趋势的产物，军事电影可能在这方面受到的各种力量的影响可能就会更多一点，所以我们从理论上可以去责备这些电影理论的诸多问题，但是实际上在创作当中我们会面临更多的困难。尤其是最近20多年当中，中国电影节的好几次争论都是跟战争电影有关的，比如刚才说到的《晚钟》，其实还有一部电影也是有争论，到现在还锁在库里面，就是吴子牛的《鸽子术》，当然可能那部影片到现在都更加难去搞了。其实到今天为止，美国、德国、法国、苏联都已经给我们竖起了很多军事电影的标杆，《伊娃的童年》等等，刚才说了苏联电影走了四个阶段，我刚才在想，我们的电影走到了苏联电影的哪个阶段了，仔细算了一下，差不多在2.5的阶段。

　　翟俊杰：中国有句话，知耻而后语，我们看到我们长足的进步，但是绝对不要满足，现在差的远呢，要大阔步的超前进。

　　陈晓云：我们缺少对战争反思的对象，你去面临一个个人视角，不是说把这个人作为主人公，他就是超越以前的民族视角或者记忆的东西。因为像《兵临城下》完全是一个我们想都想不到的一个视角去写这个战争，所以我觉得，其实从世界电影发展一百年来看，从电影诞生开始其实就有战争电影，我觉得我们中国第一部电影也是跟古代战争有关的。所以军事电影的每一次兴衰，可能就是战争本身兴衰的一个标志，我们看到一些方面的危机，但是中国电影军事这个宝库里面还有大量可供挖掘的素材，我们的电影跟世界电影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我现在还不能满足于我们对三大战役的表达还停留在大决战的阶段，我不知道从哪里看到一个数据，三大战役的时候，推着那个独轮车，把那个独轮车连起来据说可以绕地球一圈，我们的电影为什么不可以去表达这样的东西？

　　周星：下面请北京大学李道新博士发言。

　　李道新：我刚才看了一下时间已经5点钟了，确实已经不太适合于讲的太多了，何况今天想到的东西已经被前面的各位专家和领导都说到了。事实上从前3年开始，我就在进行着一个尝试，在北京大学以及北京或国内其他的各种场合去做一个演讲，那么这个演讲的标题就叫《新中国电影的英雄叙事》。那么我现在回顾我自己为什么当时会选这样的一个演讲的题目，可能跟我们当下的军事处境有关系，当然也包括我们电影的处境。我觉得可能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和这样的一种电影情况下面，新中国战争电影体现出来的，刚才大家说到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浪漫主义的这样一种情怀，是否是我们来与当下的这样一种物欲和物质社会进行对话一个非常有利的方式，同时我也是力图通过这样的一个演讲，在年轻中当中，学生当中寻找某种共鸣，当然这种共鸣是与我作为一个60后出生的这样的一个电影史研究者的一般一种共鸣。

　　在我演讲的过程当中，我发现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状态，刚开始会有很多年轻的观众和学生，他会觉得这样的一个选题挺奇怪的，因为首先新中国电影在一般人心目当中不是那么的辉煌，在一般的青年人当中，尤其是英雄这样的一个话题是否还值得去阐发，就像刚才说到的这样一个反崇高和反英雄的时代。但是就我个人的经验，通过我自己对新中国电影的一些展示和一些阐发以后，到了演讲的最后，往往会在学生当中形成一种大致的共识，也就是说可能曾经对新中国电影的英雄并不太感兴趣，甚至有一些其他的感情的年轻人，他们会因此觉得，其实新中国的英雄或者战争电影还是有非常值得去阐发的空间的，并且这样的一种精神和理想，确实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或许还是需要的。

　　事实上在我个人的教学和研究过程当中，我也在不断的体会我们中国的战争电影和军事电影的一个发展走向，刚才大家也走说到了，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战争片，不仅仅是一代中国人在物质和精神同样匮乏情况下一个食粮，同时他的观看确实也是一种生活方式。那么到了现在这样一种战争电影，是否需要去发展，或者说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发展，我个人也是力图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在我看来，我觉得真正好的战争片，可能就像最开头的时候，伊鸿教授以及后来各位专家所提到的，是需要有一种国家价值和大众想像的相遇，并且在国家价值与大众想像相遇的过程当中锤炼出英雄这样的一个目的。那么我们知道，当战争片锤炼出英雄之后，那么这就意味着它已经真正的在国家和个体之间建立了一座可歌沟通的桥梁，事实上我们说不仅仅战争片，保证武侠片、警匪片也是如此，它也是需要在一种紧张得情节当中，凸显出个人的异常的行为，也由于英雄的举止。事实上电影史上的一些经典的战争片来看，我个人认为，除了需要在国家价值与大众想像之间找到一个很好的结合口以外，可能一些最能为观众接受，尤其是最能为中国观众所接受的战争片，需要通过各种方式极力打造一个精彩的瞬间。当然如果在一部文本里头有两个到三个这样精彩的瞬间这是更好的。那么这也就意味着这样一个精彩的瞬间，实际上是很多主体对于历史与时代的感知，并且影片文本当中对于战争与人的理解的碰撞所产生出来的最高的一个火花。我们现在所能记住的优秀的战争电影，我们都能够看到这一点，比如说英雄儿女王成在喊着向我开炮与敌人同归于尽的那样一个精彩的瞬间，我在查厂影的史料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向我开炮这句话本身，很多的领导都在不的往返的交流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当时的创作者，其实他们知道我们战争片其实在情节和故事上面不可能有太多的作为的这样的一种类型电影里面，去真正的产生一种让观众共鸣的力量。

　　那么涉及到其他的好多电影我觉得也是如此，那么对于我们的新中国建立以来到现在的战争电影来说，我觉得确实从战争电影的观念，以及战争电影的叙事还有精彩方面，都已经进行了很多的探索。事实上也像刚才陈晓云说到的，我们中国的战争电影其实有一个从主语的时代进入个人的主语的时代，就像我们看到的《中华儿女》，是把英雄作为中华这样一个指称来明确的。那么到了后来像翟导的《水战台儿庄》等等这些影片，是国家和民族这样宏大的母题产生了某种可以说是讨论的空间，所以在这种时候，我们缺失了主语，但是到了现在我们会发现，像《我的长征》这样的一种电影，明确的把我放到这样的一种跟长征宏大的史实有关系的这样一种战争电影的荧幕当中，所以《我的长征》出现，应该说是中国战争电影一个非常转折性的进步，刚才我也跟翟导说到过，我在看《我的长征》时候，我个人是非常感动的，就是在飞夺泸定桥之后，最后被敌人的机枪扫射，他掉到河里去，他喊一句，因为我知道他一定要喊一句什么，因为翟导在用各种方式在锤炼这个精彩的瞬间，当我听到他喊的是他恋人这样一句的时候，当时我真的是热泪盈眶，当时我也是非常高兴的，我在家里我也希望我的孩子来看这部电影，让他受到一点精神的净化。当然《我的长征》也有各种各样的遗憾的存在，但是我觉得翟导这样主体的介入，以及瞬间的打造，应该是中国军事电影发展到现在，既承载了传统，又有探讨的历史的阶段。

　　但是真正战争的巨片应该是还有另外的一种壮貌，应该说对于一个民族和一个创作者来说，史实的境界是重要的，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优秀的战争电影，确实在对它的民族精神和人类的人性深度进行深刻的探索的过程当中成为荧幕的绝唱。刚才像《自己去看》这样的苏联电影，应该说都是在历史与时代，与人的交合过程当中，将主体的力量以及瞬间发展到淋漓尽致的一部作品，还有《勇敢的心》，当我们看到影片最后一把大刀飞过长空，插在草原的时候，我觉得无论是哪一个民族，哪一个时代的电影观众都会对此惊叹不已，在惊叹的过程当中，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和净化。所以应该说这样的电影有它自身的一种力度和一种自身的认识和价值。

　　那么我相信中国的战争电影，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些方面进行更多的努力，同时如果说我们的大片的策略，包括它的制作发行和放映的策略能够运用到这样的一种既能够与国家价值和大众想像相契合的中国电影的时候，我想我们中国电影的民族史实就诞生了，谢谢大家。

　　周星：我们后面发言的是我们八一厂的年轻导演陈健。

　　陈健：非常感谢这个活动，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确实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师范大学是我的福地，我是第三次来到师范大学，第一次是师范大学的15位同志在一个学生会主席的率领下，那个时候就是确定了我们的主题歌，因为电影是为大学生拍的。第二次是前年，《太行山上》来了以后，大学生们提出了问题，就是说你们的太行山拍的那么好，为什么在炒作上没有把侯勇等等宣传上去，这样的话市场会更好。今天让我看到了战争影片，英雄主义的东西有希望，问题是如何拍。如果有足够的资金，我相信我能拍好，最近我完成了一部电影《革命到底》，我准备明年来参赛，谢谢大家。

　　周星：按我们的时间还有一点时间，但是我想这么一个开始发热的下午，这么多的专家和领导，还有一些同学倾听了关于建军八十周年的军事题材的研讨会，因为其实在前面放影片的过程当中和学生已经进行了交流，在现场也有各种交流，这次等于我们和八一厂合作的一个收尾阶段，但是还没有完，因为我们想在后面为建军八十周年掀开我们活动的序幕，和八一厂我们还有一些专家还要探讨，还要为这个活动写一些文章，对八一厂的创作，这个活动还在延续，在学生里面我们还要进行探讨。不管怎么样，非常感谢从八一厂的各级领导，到我们的翟导，以及各位专家共同为中国的军事题材电影出谋划策，做各种研讨，同时也感谢同学们，希望我们以后这类纯正的学术活动能继续的做好，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