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毕业十几年后才拍了第一部电影长片，拍《光荣的愤怒》时是因为有特别的机缘吗，十几年的等待会不会觉得有点太久了？。

　　曹保平：就是留校。

　　其实也不是，因为在学校，留校了以后，肯定就是一直想要拍，一直是想要拍电影。然后之前呢，也准备了一些剧本，什么的，但是其实条件都不好，其实我在很多年前，应该是零几年，我都忘了，是2003年、2004年吧，我拍过一个电影，就是《绝对情感》，是刘蓓、尤勇和袁立( blog)演的，但是那个呢，其实是特别不愉快的一个合作，就是因为那个投资人，就是非常混乱，到最后对创作也介入特别多，到最终我才明白，他也想做导演，所以你的创作的意图，其实就是很难在那里传达，因为对你的制约太多，就是你想，比如说这样去拍，然后你想做成这个样子的，那他会发表他的态度，而那个态度呢，其实又是和电影并不太有关联的，就是很奇怪的一些。

　　因为他是一个不懂电影的人，就会影响到你，然后到那个戏的后期，我都没做，所以我就其实我不太承认那是我拍的电影。

　　有成品出来，并且也上了院线，而且那个电影，还为袁立带来了一个当年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女配角奖，是因为，其实那个剧本是我写的，他那个故事里面，其实还是有那种挺犀利的东西，但是因为完成这个过程不愉快，而且毕竟不是一个你自己的，包括影像，包括质感，不是你自己能够全心全意想要呈现得那样一个东西，所以后期你也没有做，然后我就觉得，就非常不理想，之后呢，电影也是一直在准备剧本，包括《光荣》也是剧本之前，已经好几年都写好了，但是通过上有问题，就拍不了。然后就只好去拍一些电视剧等等，那样的一些东西。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的电影，可能和别人的电影有一个区别，就是因为你想，就是你主流电影拍不到的话，你像我们很多同学去选择拍地下电影的，比如说用很少的钱，这个是容易筹到的，比如说是40、50万，20、30万，甚至更少，但是是地下电影的那个状态我都不喜欢，因为我喜欢电影，就一定是他是有一个能够吸引别人的一个故事，直说是好看的，你知道吧，就是这样的东西，都是需要一定的制作感的，就是你要是没有一定的资金支持，就是这样的电影，你是拍不了的，所以就一直，总是没有合适的机会，能够拍，也是因为与我拍的电影的这个理念，和电影的这个状态有关系。

　　然后，《光荣》呢，算是，也是在拍电视剧的那个渠道里积累的一些资源，就是有一些合作过的朋友，愿意也有那份热情，觉得这个剧本不错，然后想拍，很快，其实那个戏就拍起来了。

　　因为这个对电影的理解也在变化，领导也在变化，那是因为之前的领导是通不过，但是后来电影，就是张洪峰(音)过来以后呢，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搞创作的，然后，电影这边相对的口就要宽一些，等于是有那么一个机会，然后《光荣》能够通过，就拍，反正，我觉得也是一个机缘凑巧吧，你要是《光荣》放到今天，可能也会比较纳闷，没准儿也通不过了。

　　记者：在拍摄《绝对情感》时你有不快乐的经历，那觉得这部电视剧能代表您的处女作么？

　　曹保平：那个呢，是之前有一个电视剧，我也是之前的写了一个电视剧的剧本，但是那个电视剧剧本不长，8集，写了一个电视剧，之前我把那个电视剧拍了，那电视剧是刘蓓主演的，那个戏其实是特别好的，就是认识了几个演员，当时觉得刘培状态非常好，而且不管是表演的能力，还是做人都挺好的，然后呢，拍完那个电视剧，就是有几家，就题材挺好的，就希望把它再拍成一个电影，当时我的态度，我是觉得，因为那是一个电视剧的剧本，如果要做成一个电影剧本，它可能需要更大规模的调整。但是投资人也是因为不懂，然后他就着着急急就要上，其实剧本也有不理想的地方。

　　记者：《光荣的愤怒》获得很好评价，但院线的发行不理想，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曹保平：当时是这样，就是电影呢，为什么我一直在说，中国电影不具备良性的工业体制的一个循环，是因为那样的一个电影呢，当时是我拍电视剧的两个朋友，愿意和我一块来投资做，但是毕竟他们没有操作电影的一点经验，这样的话，就涉及到电影的，比如说，只是会想前期的投入是需要200多万，能把这个戏拍下来，但完全没有想，电影不是这样的一个投入，电影需要前期200多万的话，后面还需要你的宣发，包括你投放市场的拷贝，还是一笔钱，而在于他们是没有这个概念的。

　　所以等于这个电影拍完以后，发行就变成一个很困难的事，就没有钱再投入，去做发行。然后，就是隔了一年多的时间，是一直在寻找发行方，最后谈到了一家发行方，还算是答应的条件挺好的，当时因为第一次开会时，我也去了，在那会里面，我们都谈得非常清楚，说是要投入大概是125万的费用来宣传这个片子，做大概70、80个拷贝，然后来发《光荣》，并且是和，因为我们这边是委托给我的那个朋友，他来负责操作，等于是双方都签了合同，并且都在合同的条款里都规定了很仔细了，可是为什么我说，就是他不是一个工业体制，良性循环，就是资本原始积累的时候，人是屈力的，而且是完全没有任何规则和道德的，就是他可以以公司的名义和你签的字，并且盖了章，但是可以完全不执行，所以到《光荣》最后，等于对于我而言，只有一个机会，就是上院线的机会，我交给你，就不能交给他。

　　记者：…(打断)继续。

　　曹保平：我交给你，就不能交给他，那等于是合同都已经有制约，我们都谈好了，那我信任你，那我就交给你了，反正我交给你以后，最终的结果是到它上院线的时候，它只花了两三万钱，做了好像两个拷贝，剩下的两个拷贝，是我自己的拷贝给他拿过来，所以等于是用了四个拷贝，去铺全国的亿万线，这本身就变成了一个非常荒唐的事，所以他怎么可能，《光荣》会在院线上有反应呢，因为你也没有做宣传，因为电影的这个后端，我觉得它市场化的话，它一定是一个很有程序的一个过程，包括你宣传的规划，那你用什么样的方法。比如说，…他就会有一个比较系统的，先不说，高级不高级，好不好，先放到一边，但是至少他有一个非常系统的这样一个东西，每个部门做什么，每个部门做什么，都安排的非常好。

　　那他那个是什么都没有的，所以基本上就是，随其自生自灭，就是你能成什么样就成什么样，曾经你想，当时说要做《光荣》的发行的时候，我们在云南拍戏，周迅、邓超( 听歌 blog)他们都说，你跟那边说，他举行首映式，我们全组停一天，我们都回去给你捧场去，因为他们看了《光荣》，他们都特别的喜欢，然后周兴说，我们停一天，我们全组都回去给你捧场，而且周兴他说，他希望把他的圈子里的朋友全部都带去，可能会对宣传会好，但是就是这些，我反馈给他们，他们都不会去做，所以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的。就是电影我觉得，你首先认定他是一个工业产品的话，那他就一定要遵循工业产品的一些规理，比如说它的广告投放，它的市场投放，它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才可能达到它的那个利益值。

　　你比如说，我们做一个汽车，这特点是一个道理，再大的汽车公司，不管是丰田、宝马还是什么，要进入中国市场，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干吗，根本不是说，比如说宝马今年要进中国了，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我先了解中国的市场，我需要做多大的4S店，我铺多少家，然后我在车进入之前，我已经把4S店选择哪几个城市都铺好，然后他才可能投放这个产品。(接电话)。

　　就是因为那种东西是个成熟的工业市场，所以它一定是，它一定是只有这样做，这个东西才有可能，有可能赚钱，能不能赚钱都还不知道，但是它一定是走这么一个规律，那你想，这个电影，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记者：这次《李米的猜想》怎么会选择华谊做发行？

　　曹保平：没有，华谊是从它的一开始资金投入就是他们的片子，就是华谊自己投的片子，所以后端都是他做的，他自己有发行公司，所以就是一个内部消化的一个事。

　　记者：那你觉得这次在电影领域方面算是一次比较成熟的工业化操作吗？

　　曹保平：我觉得至少是，我们比如说，不能说是，是最完善的，但是至少我觉得是，具备这个框架和这样的一个运作趋势的一种执行方法。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华谊现在做得很好的，但是你用华谊的投资也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个人和市场的，就是个人比较拿合这个商业市场的博弈，因为你用了人家大明星，你要用华谊的商业投资，那就是这个明星和这个商业的投资，他是要得到回报的，对吧。

　　得到回报，那他和你的个人表达之间就一定会有冲出，就一定会有互相趋同的过程，所以这个就是，你要放弃掉你的一些东西，也是挺无奈的一件事，可是你比如说李米呢，现在并不是我能拍到的最理想的状态，但是你得承认这一点，就是你要用这个投资，那你就得接受这样的附加条件，那只是在这个规则，游戏规则的范畴里，你能做到多少，那我也是在尽量的努力的，当然也有可能这次做得不是最好的话，那我下次可能会做得更好，但是他一定是你要互相认同的，就是你自己脑子里要想明白，就是我其实做李米的时候，就是也挺纠缠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有时候也让你觉得很痛苦，可是你得认同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