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台湾电影低迷之原因

　　解严后政经冲击

　　1988年，台湾地区经蒋经国的改革，开放党禁报禁，允许回内地探亲，言论自由，电影界也获得了相当的自由，然而，福祸相依，台湾地区经济和政治的迅速推进及多元化发展，各种类型电影在短时间内被过度开发，再加上文人相轻的一些积习，台湾电影付出了最惨重的代价。先是《悲情城市》得到热烈欢迎，一时间有关的历史题材在压抑多年之后蜂起，然而质量不一，且深度、锐度都不如其他表现方式。此外，三级片也出现井喷，但时间不长便抛弃。台湾地区各种社会力量的冲动，走上街头和电视、报刊，迅速导致电影的边缘化。而1990年代初期的股市泡沫破裂、房地产动荡，电影也未能跟上社会时代，从而台湾本地电影立即滑落至每年几十部的制作，到2000年代，大多徘徊在十部左右。1994年推出的扶助金制度和剧本征集活动，对于电影的补益是一种负效应，台湾电影进入死胡同，也许只有李安是个意外。以李安为代表的第二浪潮，根本不能依靠台湾市场的支持，于是成功国际化的他可以风光至今，而蔡明亮、林正盛、陈国富等人则雷声大雨点小，对于台湾电影和华语电影并无深刻影响。

　　新浪潮无关大局

　　与香港电影新浪潮的导演中的大多数人（徐克、许鞍华等）在1980年代初期即进入主流商业电影不同，基本上台湾电影新浪潮坚守艺术阵地（即所谓文化性电影），对于台湾电影工业解构并无深刻影响，如果以一般公认的新电影核心作者为计，1982至1986年的五年里，新电影约生产32部；若以较广义的方式，将一些模仿新电影风格、或也以改编文学方式跟进的影片均纳入统计；那么，新电影大约生产了五十八部，约仅为新电影五年期间台湾全部影片量（417部）的百分之十四弱。因此，就量而言，不论是从广义或狭义看，新电影对台湾电影工业并无结构上的影响。同时，由五年期间之五十部卖座影片片单来看，新电影亦仅占了五部，以此十分之一的占有率来看，新电影对销售市场的营收影响亦小。所以，新电影之影响毋宁是在媒体、美学、与创作观念的建立，而非工业体质，于是台湾电影错过了一次非常难得的转型期。在台湾电影界有着泾渭分明的区别，商业与艺术的对抗，双方的不妥协和不宽容，最终是两败俱伤。留下的遗迹便是台湾艺术电影的观众不在台湾，商业电影找不到观众。前者阳春白雪曲高和寡，即便是侯孝贤和杨德昌也要到岛外寻找投资和市场；而后者则连下里巴人也唾弃，成为无人问津的冷笑话。对照而言，香港电影则灵活互动得多，很多明星和导演进出于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之间，并不觉有何不妥。

　　香港电影之侵袭

　　在开放台湾电影放映业之前，香港电影便是台湾电影的主流票房来源。1988年到1995年之间，台湾电影市场的华语部分基本为香港电影所垄断，每年的十大票房只有一两部不是香港电影，成龙( 听歌 blog)、周润发( 听歌)、徐克、周星驰()、李连杰( blog)、王晶()的名字就是票房号召力的保证，台湾电影几乎只有朱延平一人在招架，但他得不到舆论界的支持反而遭到无穷的嬉笑怒骂。根据新闻局电影处1993年的统计，1991年国产片申请准演执照数仅占中西影片发照数的6.57％（33部），而港片同年的产量则占国片的84.65％，在数量上港片已居于压倒性地位。1992年的比例大致相同，而影片的卖座比例更有过之，当年票房十大全部为香港电影。除了少数几位演员如林青霞出口到香港，台湾电影人对此毫无对策，当局也完全是放任自流，电影扶助金只能赞助小成本电影，而对于商业电影的漠视在相当程度上是台湾社会的一种有意识的集体意见。

　　台资港片滑铁卢

　　那个时代的香港电影，只需要一个剧本框架、故事梗概，甚至明星和组合，或者是类型电影，便可以卖出很好的价钱，电影公司在东南亚和日本逛一圈回来，利用这些预付的“片花”费，就可以开机，香港的动作电影成为市场上最好的期货商品，台湾的片场们很快意识到这是非常好的买卖，于是以直接投资的方式，在香港成立办事处或注册新公司，比如龙祥、学者等，介入香港电影的拍摄全流程，从而在短短时间内培育出无数的动作电影和都市闹剧。从徐克的新武侠电影开始，到林青霞、李连杰的铺天盖地，再到《东邪西毒()》和《天龙八部()》、《刀剑笑()》的惨淡收场，随着这一波武侠电影的落幕，也宣告了台资港片的终结，最后的意外便是王家卫从此单干、刘德华( 听歌)天幕转让，而武侠电影则需要多年之后李安的成功营救。

　　好莱坞一统江湖

　　台湾电影市场解除限制之后，对于本土电影工业便再无保护性措施，既无韩国在上映时间上的保障，也无内地引进海外大片的部头许可，于是施瓦辛格、史泰龙、斯皮尔伯格等人的电影长驱直入，将制作粗糙的台湾电影几乎赶尽杀绝，当香港电影也支持不住的时候，好莱坞电影便一统江湖。从1994年起，便占据90%以上的市场份额，最高时达到97%。这是一个无言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