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丽川：做电影也非常孤独
尹丽川：做电影也非常孤独
贾樟柯：我想问一下尹丽川导演，因为实际上，像刚才俞导演谈到拍摄是团队的工作，你自己也谈到拍摄本身要负责任。这种跟写作的状态不一样的，写作不想写可以出去玩。在这之前是长时间写作的状态，进入到电影创作之后，有没有适应的过程，或者怎么理解电影这样工作的特殊性？
尹丽川：特别害怕，有人问我写作和做电影的区别。我觉得人生是分阶段性的，那个时候刚写东西，我也不会，我也没有上文学系。写诗也是蒙着开始写，其实写作让我意识到我可以和人因为写作建立关系，有很多朋友可以聊事情。这样自己可以成为打开自己的人，因为原来是比较自卑的。所以我就越来越跟人打交道，太喜欢跟人交流了。所以我觉得我的沟通能力很强。这就是刚开始建组之类的。
其实第一次拍电影，不瞒大家说，因为之前在法国学过一点，但是用法语没有对应的东西，其实就是组里的人他们帮助我，我就通过各种女性的敏感，我就明白了什么是“走位”。其次就是合作。第二次拍片子的时候非常累，因为主创他们彼此的关系。但是现场非常好，我有足够的敏感，我一定要把可能的冲动扼杀在摇篮里，大家都是有个性的人，但是他们跟你好，他们信任你，你在现场就非常的顺利。
我觉得做电影的快乐是因为我觉得写作确实挺孤单的，电影当然也非常孤单，所有导演都知道。比如说别人骂你，说这个地方演得不好，或者这个地方拍得不怎么样。这都是你要承担的，不能怪任何人。心都碎了，还得硬撑。但是我特别愿意和好多人在一起达成一个事情，这是我现在的阶段。会从别人那里看到更多的生活之后，有可能再回到一个人的创作方式当中。
姚树华：敬仰国内团队的专业性
贾樟柯：因为姚导演跟我是老乡，我们都是山西人。我不知道姚导演是因为《白银帝国》才回到山西，还是之前对山西有亲历亲为的事情？
姚树华：因为拍电影才回到山西。
贾樟柯：内陆的工作习惯，生活习惯有没有给你的拍摄造成一些困难和困扰。回到故乡，又回到了古代，在想象上和创作上有没有一些方法帮助你逾越失控的阻碍？
姚树华：第一个问题关于在国内工作。我必须说我非常敬仰国内的团队，我们团队的专业性，真的非常非常惊愕的。因为团队很大，大概200多人，从头到尾有很多的事情。虽然说资金并不少，可是又很叩门，山西人嘛（现场笑）。所以我们住都住五等，我们制片主任李先生跟场工一块住，我们晚上八点钟到，他们晚上十点钟到，他们常常睡三四个小时，干一天的活。这种工作的情况，任何国家没有的。而且不是我要的，这是李先生安排的，我反而在旁边说你们不要这样。所以国内拍摄的环境来讲是好到不能再好了。这是我们的预期，当然人工相对来讲比较便宜，我们非职业演员，我们的群众演员好到吓人。后来我们的总结，大概因为唯一一次上镜头的经验，很兴奋，每个人都坚持自己演自己的角色。群众演员的戏几乎没有说再来，因为演员不好再演。都没有。
我觉得国内的工作环境真的非常好，拿它跟英国的比，我必须讲这边的工作人员也专业，整个环境也好，场内也漂亮，景色也漂亮，是一个非常好的工作环境。
第二个问题是回到山西、回到古代。我自己在台湾生长，我的父辈来往都是很多华北人，要么就是山西人。所以我那时候成长，也没有觉得什么了不起的。后来反而我出国跟更多的华人接触，我这次回到山西，发现山西有一个特性，就是特顽固，要做什么非做到不可，我想贾樟柯导演也这样（现场笑）。这是好处，也是坏处。后来事实上这对于我后来写剧本过程中间都有帮助。我说这种人的个性，至少往这个方向走。
至于回到山西，我在这上面发觉有很高的亲切感，更重要的是我开始了解我的父辈。我出国以后跟家里人的接触也不多，接触的时候也很负面。因为年纪比较轻的时候有很多判断，很多不满意，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事实上这次对我来讲，来拍这个戏对我来讲是很好回想的过程。我回去想我父亲他为什么做那些决定，我父亲去世十年了，可是很抱歉的说我现在才开始了解他。
回到古代，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既然拍时代戏，必须把那个时代完整的呈现出来。我们坐的椅子全部是古董，拍摄的时候场上随时有四五组人在那边看着，就怕我们把他们的东西搞坏。山西的文化人非常有个性，那些古董是非常价值连城的东西，他们舍得让我们拍，事实上我们真的把他们的东西搞坏了。很凶的，可是他们舍得让我们做。为什么？我没有跟他们谈过，但是他们希望把那时候的氛围再呈现一次。那些瓷器的颜色真的很有感触，现在再没有了，我们再找服装的时候，我们原来设计全部的衣服是黑色的，我们找不到那么多种黑色，到时候什么颜色都过去，当时用的布料，现在也没了。所以你说我们的文化是往前进步，这其实是一个议题。
因此，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其实是靠实景来把当时的氛围做出来，我们就是规规矩矩，在天津就在天津拍，我们的墙上色三层，上一次撕一次，把感觉做出来。这种慢慢把东西做出来。大概如此。谢谢！
刘伽茵：当父母成为剧组成员
贾樟柯：刘伽茵导演呈现了非常独特的电影世界，她在影片里边承担了编剧和导演。大家听到了一些笑话，如果大家真的看了她的作品就明白，一个导演可以做摄影。做《牛皮2》的时候，剧组要跟家庭一起工作，在这个过程里边怎么样处理家庭关系跟工作关系，怎么样使他们进入到你的创作里边？
刘伽茵：刚才也都说了，我的电影是我父母和我一起拍的。一方面演员只有我们三个人，另一方面剧组也只有我们三个人。
贾樟柯：所以是一个独特的经验。
刘伽茵：非常独特，有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一个嘉宾剧组。
先说跟父母之间的接触吧。找父母来演，虽然在片中我们扮演依然是父母和女儿的关系，但是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这是挺难决定的事情。比如说跟父母这样说，父母会不会同意，等等。但是我不得不说我没有遇到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家里人性格的关系，可能是。他看起来有点违背常理的，但是刚好我的父母非常了解我的创作，同时也非常理解我的创作。这不是一股脑的支持和一股脑父母对孩子的爱，里边包含了理性，就是他们了解我的创作。所以他们有一定的预知，他们知道我大概是这样的方式，最后想拿到什么样的作品。
在这些方面，我们可以很好的沟通下，拍摄肯定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后面就到了真正拍的事情。大家看我的纪录片，大家会发现区别只有三个人，但是其它所有工作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有一些简化，其实都是一样的。比较大的一方面，因为都不是职业演员，都是非职业演员。拍摄的时候大家会关心是否还是父母和子女的关系，还是剧组的关系，我非常坦率地说就是剧组的关系。吵啊，你看花絮，花絮从来没有敢给别人看过，我都留下来，就是喊停之后，到我关到摄像机之前，会有很多的争吵。
那是非常典型剧组的状态。因为大家在高强度的工作里边，加上生活和创作上对对方的不满，就很容易造成这样的情况。公报私仇也是有的，您很难百分之百区分开我们的血缘关系、工作关系、生活关系，但是多多少少会受干扰的，是基于我们互相的了解。因为大家都没有看过，但是就看过的人来说常常不知道我父母是非职业演员，觉得很像职业演员的状态。大家会觉得，包括很多拍的时候喜欢用自己的同学、朋友，最重要的一点，在拍的时候你要忘掉你们平时的关系，就是剧组的关系，最终存在这个时空里的就是你最后想要的东西。日常生活当中的东西就会褪色，最后是你要的东西。这是拍摄的经验。当然拍的时候有争吵，但是顺利是因为我们互相的了解和理解。这不是两个好哥们在一起十年就可以达到的，那是因为血缘，那是因为长时间在一起生活才有的默契，呈现在里边是蛮独特的地方。
拍摄的话，刚才说的时候大家都笑，怎么可能一个人完成。其实这是挺简单的，如果你了解电影的拍摄过程，你就会知道，其实有条理的话，小一点的话，是可以完成的。基本上是一个很理性的过程，里边包括在现场的时候，大家最多的疑问是怎么能一边演，你还是摄影，你还是录音。其实很简单，你把所有确定了以后，你把摄像、摄影、录音、道具等等工作做完，我们有一个邻居说话声音很大。那是一个很大的干扰，因为有空间的位置，你还要听那个人睡了吗，应该好像不会再说话了，我们再开始拍。大概就是这样的。当然不可能邀请大家来参观，但是以后可以拍，你会看到很理性，同时也是很温馨拍电影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