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实地探访：上海医生的无私精神还在传递
纪念建筑提醒人们铭记
电影《唐山大地震》结尾处，汶川大地震袭来，张静初饰演的身在加拿大的方登通过电视了解到同胞正承受着和她在唐山时相同的痛苦，她便立刻下定决心赶回祖国，火速奔赴四川汉旺展开抗震救援工作。而这次回国也促成了她在机缘巧合下与自己的弟弟方达的重逢。在冯小刚的镜头中，白衣天使们的身影转瞬即逝，而在镜头之外的回忆里中，支援唐山的医护人员，留下了太多感人的故事。
本版撰文 记者 郦亮 林艳雯 实习生 耿耀
在34年前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地震发生几天后，上海医疗队就第一时间赶到了灾区。当地医生刘致君和王桂萍就是在那个时候，与上海医生相识相知，成为了影响一生的挚友。听到上海记者来采访，去年已经退休，在唐山一个郊区医院发挥余热的刘致君连夜赶回市区，约上也已退休在家的王桂萍，向本报记者讲述了那段难忘的历史。
被称“先生”的女医生
刘致君第一次见到庄留琪时，刚在大地震中失去姥姥和阿姨，她强控制住情绪，来到设在唐山东矿区的第二抗震医院。在用毡布和泥做成的简易病房里，刘致君听护士喊这位当时上海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产科主任“庄先生”，便很纳闷——明明是个三四十岁的女同志嘛，怎么叫“先生”呢。后来，刘致君才知道，“先生”是对有才学的人的尊称。
大地震将唐山所有的医院都摧毁了，几天之后，上海的医疗队便赶到了灾区，在现在抗震纪念碑的原址上建了唐山第一抗震医院，在东矿区建了第二抗震医院。唐山三院27岁的产科女医生刘致君和她的同学、商业医院内科医生王桂萍奉命前去协助上海医生的救援。
她们穿过堆满尸体的街道，心情沉重地来到“抗二”医院。刘致君听到有人喊女同志“庄先生”，而王桂萍则遇到了来自上海邮政医院的主任张维忠，这个背面看像个老太太，扭过头来才是一个老头子的上海医生，让王桂萍觉得此人也不简单。
唐山东矿区死了好几万人，伤病员挤满了“抗二”的空地，必须马上展开救援。上海医疗队虽然带来了简单的器械，但医院里连一张手术台也没有。这个时候，刘致君惊奇地发现，那个被称“庄先生”的女医生，竟踩着板凳，锯起木条，自己做手术台。女人也会干这个，而且个个清秀的上海医生都会做木工，这让刘致君吃惊不已。
上海医生最讲究科学
做好了手术台，垫了稻草，铺上床单，就可以给伤员动手术了。“抗二”飞快地运转起来。跟着张维忠医生的王桂萍起先有点不适应，因为张医生的普通话显然有点不标准，时常冒出“莱塞”“阿拉”等听不懂的沪语，但是这个阶段非常短暂，王桂萍很快听懂了沪语，以至34年之后，王桂萍听东方卫视《新老娘舅》里的沪语，还是一点问题也没有。而最让她钦佩的是，作为一名医术精湛的医生，张维忠对病人却从来不发脾气，哪怕对再急躁的病人，也总是用吴侬软语轻声轻气地说话，将一切忧虑化解。
“庄先生”在亲自制造的手术台上做手术的时候，刘致君就在一旁，她看这位上海女医生做手术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干净利落，而且每做一步，都能说出科学道理，刘致君终于恍然大悟——这“先生”不是随便叫的。
在“抗二”的日子里，往往是有手术的时候动手术，没手术的时候就学习，由上海医生给刘致君王桂萍她们上课。“庄先生”让她们不要死背医书，而是在查房时，通过向她们提问题的方式，使她们结合实际，融会贯通。而护士长张国珍以及被唐山医生亲切地称为“老干妈”的小护士长朱勤，也是毫无保留地把护理知识倾囊相授。上海医生不仅能吃苦耐劳，还十分讲究科学精神，这是刘致君王桂萍的一个极其深刻的印象。
接生孩子延续城市生命
“抗二”不仅救治伤员，也开始诞生婴儿了，这件事让处于极度悲痛之中的唐山矿区，增加了一些生气。因为死了孩子，很多家庭急着想填补这个空白。所以那段日子，“抗二”每天都有三四个孩子诞生。
唐山人都知道上海医生医术高超，所以孕妇总希望由上海医生接生。这个时候，上海医生总是耐心地向他们解释说，“我们终究要走的，这些唐山医生就是将来的‘二班医生’(也就是把关医生——记者注)，你们应该相信他们。”这些话让一旁的刘致君和王桂萍很是感动。
事实上，在“抗二”，上海医生和唐山人之间已经有了一种类似于亲情的东西。王桂萍是1977年结的婚。她弄了一桌子菜，将上海医生都请到家里做客。而在1978年的春节，依然坚守在抗震第一线的上海医生们用结起来的纱布当作绸带，在病房里给病人们表演扭秧歌的情景，刘致君和王桂萍真是一辈子也忘不了。
分别的时刻还是来了。1978年8月，在出色完成救援任务之后，上海医疗队奉命回沪。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王桂萍已经习惯了找上海医疗队的徐正福医生借阅他那本珍贵的《实用内科学》。临别时，徐正福把这本书送给了王桂萍，这是她日后30多年一直在使用的。刘致君则获赠了一本印有毛主席语录的《妇产科手术学》。她们又以一些唐山瓷碗回赠。别了，在唐山古冶火车站，唐山医生和上海医生抱头痛哭，火车开动了，送行的人还跟着奔跑，直到火车消失于遥远的那个点。“家里地震死了人倒没有哭，和上海医生分别时却哭了，我们以为再也见不到了，心里真是难受啊！”34年后，刘致君如是说。
上海医生的影响至今还在
分别并没有成为永别。刘致君和王桂萍每年过年还会收到上海医生的贺卡。刘致君还曾在1989年和2005年两次到上海医院进修。1988年上海甲肝爆发，一位当年上海医疗队的医生还专门给王桂萍打来电话，说如果万不得已，是否可以将孩子送到唐山暂避，王桂萍一口答应。
在过去的34年间，已经成为唐山市妇幼保健院产科主任的刘致君，已经不知道接生了多少唐山的后代，“几千个肯定不止了。”当年上海医生授予的一些医术，她到现在还在用，于是她就想，上海医生对这座城市的功绩至今还在延续呢。唐山和上海的纽带就是这么牢不可破的。而因为有了那段经历，竟然改变了自己的一生。每每想到此处，刘致君就会非常激动。
2006年，唐山地震30周年的时候，当年上海医疗队成员重访唐山，成员中就包括已经70多岁的“庄先生”庄留琪，以及也已经从上海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护士长位子上退下来的朱勤。老友相逢，自然有叙不完的旧。“庄先生”还是过去倾囊相授的样子，她又给唐山医生上起了课，课名叫《避孕药的临床运用》。刘致君在下面听着听着，眼里便泛起了泪花。
团结自救，战胜了瘟疫和饮水不足
在电影《唐山大地震》中，一大群蜻蜓在片头飞过的场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预示”了这场浩劫的降临。而亲历过唐山地震的王先生回忆起来，那时候确实也曾经有过一些预兆，只是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在地震前2个月左右，公社和村里的大队书记曾经到我们村里来通知可能有地震，所以我们就搭棚子睡在屋子外面，大概有20多天吧”。可是后来因为有一段时间一切太平，村里面的人们便不怎么理会了。“那个时候蜻蜓很多，有的人家养的狗也不进屋，就在屋外狂叫，从早叫到晚。”
谈起当时震后的救灾情况，王先生立马打开了话匣子：“我们丰南村离唐山市比较远，没有救灾队过来，不过我们村民都在忙着自救，村里的男丁们集中起来，哪里有呼救的声音就去哪里救，农村都是泥土房，比较好挖。”
地震后饮用水不足和传染病瘟疫的阴影也笼罩着灾后的人们。“生产队很快就派人下来喷药，所以我们这儿基本没有瘟疫，不过缺水很严重。”那时候村民们喝的是井水，“地震后井里面打出来的都是海水，没法喝，要喝上水得走上三四里路到邻边的村子里去打水，很多井水都被污染了。”村子里好几家人聚集起来齐心协力打了几口井才终于度过那段艰难时期。
“那时真的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明天，只是极度的恐惧和害怕。”当时村里有位赤脚医生，“为了救人他是3天3夜都没睡觉，累得眼睛都充血了。”最令王先生感动的是当时那种彼此携手共渡难关的团结精神，“面对地震人能活下来靠的就是彼此的互相帮助。”
护士长回忆唐山地震中的病人：
他们的眼神并不迷茫
如今已经年过半百的班秋云，是上海瑞金医院的一位护士长。30多年过去了，她对于那段在唐山救灾的日子仍然是记忆犹新，“虽然从那边退回来了，但是我还是很想回唐山看看，想看看城市建设得怎么样了，想看看我治疗过的病人如今是否健康。”
踊跃报名去救灾
班秋云这样形容经历过大地震之后的唐山市：“只要站在一个不高的土堆或者桥上往下一看，整个唐山就在你的眼皮底下。唐山就是一块平地，太惨了。”
上海支援唐山第一批医疗队是地震发生后第二天就奔赴唐山开展救援工作的，并且在那边工作3个月的时间。而作为第二批医疗队的成员，班秋云赶到唐山时已经是1977年，唐山地震已经过去了1年的时间。“我们过去的时候主要做的是收尾的工作，在那边开了几个抗震医院，我们把那些治疗过的病人处理完毕，有些伤得比较重的就带回上海接着治疗。”和班秋云一批从上海奔赴唐山的有将近几百名医生护士，其中以自愿报名的居多。作为第二批医疗队的成员，班秋云所做的准备比当初的第一批医生充分了。“我是骨科护士，所以过去的时候主要带了急救药品、固定用的钢板还有其他一些医疗设备，都是唐山那边很缺乏的，因为当地的医疗很落后。”
救援队伍三月不知肉滋味
匆匆赶到唐山后，班秋云还没来得及感慨地震的惨相便马上投入了紧张的医疗救援工作中了。据她透露，那时候在唐山的医疗人员基本都是来自上海的。谈及那时艰苦的医疗环境，班秋云感慨道：“我们那时住的房子非常简陋，下面是人家烧水烧菜的那种火墙，非常矮，都没半个人高，上面铺的都是芦苇，冬天非常冷，夏天又是热死人。”班秋云还透露一个细节，“那时候我们住的是简易房，跨出房间外两步就是一个水龙头，到了冬天要走出屋外拿面盆接水，手上的皮就会和面盆粘在一起，不小心就会被一起撕掉。”
除了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医疗人员在唐山的生活也是实行军事化的管理。“那时候睡觉的时候鞋的摆放都有规定，一律是鞋头朝向床的外面，万一碰到紧急情况下床穿了就能走。”而一日三餐也是异常简单，甚至“三月不知肉味”：“吃的基本以大白菜和米饭为主，很少能吃到肉，有时候最多是能吃到一次豆腐花。有一次难得可以开荤，为了吃上一口肉大家都要排很长的队伍。”忙于救助唐山当地的病人也让班秋云的生活变得极不规律，“上班基本上是随叫随到的。我们骨科一共4个护士，要管差不多30多个病人，真的管不过来，大家基本都是在‘超时工作’，下班时还要留一个人在病房值班。”
如此艰辛的生活却从未让班秋云向家里诉过一次苦，有过一次抱怨。当时没有电话，长期在外的班秋云只能通过给家里写信来排遣思家之苦。“我们这批人基本上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但是大家对于工作都是从不计较，医生查房开刀，护士照顾病人从来没有半分懈怠”。班秋云还透露，那时房屋紧缺，男医生和女护士不得不共睡在一间房里，中间最多只是拉块布隔开来，但是彼此都并不介意，“那时大家都很单纯，一心只想着把工作做好。在那边工作的医生和护士基本上都把最潜能的东西给发挥出来了，平时在生活上总是互相关心”。
唐山人坚强得让人感动
相对于第一批去唐山的医生，班秋云认为自己这批人很幸运，遇到的是一个相对平稳的阶段。“第一批过去的很多医生都要自己背尸体，因为那个时候尸体满大街都是的，而且为了预防瘟疫爆发还要喷药水。”当时的唐山尸体很多，苍蝇也特别多，“修路挖地时有时候会挖出尸体来，一到夏天苍蝇成群结队得多到你一边吃饭一边都要用手来赶苍蝇。记得有个病人，吃了半个苹果后就放在边上，没过多久医生来看他的时候发现旁边有一团黑乎乎的东西，一看吓了一跳，原来半个苹果都被苍蝇给叮满了。”如此恶劣的卫生条件给手术平添了许多困难。“动手术前医生先要拿苍蝇拍赶走苍蝇才能顺利地去开刀。”
班秋云说，是因为看到唐山人的坚强，让她每次害怕的时候都会安慰自己，“他们的心灵受了创伤，他们的亲人可能离开，但是他们都坚持下来了，我有什么不能坚持的。”
谈起自己对那些失去家人的病人的印象，班秋云用“坚强”来形容他们，“他们的眼神并不迷茫，也从来不提过分的要求，基本没有人在你面前哭的。”刚开始班秋云还觉得奇怪，但接触久了她开始猜测：“我想这也许是北方人的一种习惯吧。南方人如果死了亲人肯定在医院里会大哭起来，但是唐山那边的家属在病人死后好像都不准哭的，要出了医院才准哭。我想那是出于对医生的一种尊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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