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实地探访：十字路口寄哀思 魂牵梦萦情更切
唐山大地震死难者纪念碑前
电影剧照，徐帆饰演的母亲怀抱受伤的孩子
因唐山大地震致残的幸存者
编者按
这是一部催人泪下的新片。这更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
银幕上，骨肉重逢的坎坷，让人感叹命运的捉弄。走出戏外，唐山人这三十多年的生活，又是如何走来？
为此，本报记者前往唐山，记录下真实的点点滴滴。
守陵思绪
电影
影片末尾，一位唐山大地震的生还者，默默骑着自行车一路前行，在其身后是一块绵延的纪念碑，上面闪烁着无数个遇难者的名字，镜头缓缓诉说着对逝者的哀思，愿他们在天上得以安息……
专访唐山大地震守陵人
“不撵我走，就陪他们一辈子”
本报讯 特派记者 郦亮 唐山专电 52岁的大地震幸存者刘东友，准备用他剩下的几十年时间守护大地震的24万亡灵。“只要没有撵我走，我就天天陪着他们，直到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个！”刘东友坚定地说。
再没吃过那么甜的西瓜
刘东友脱了帽子对小狗子说：“狗子，你看我都52岁了，白头发都有不少了，你还那么年轻哩！”说完，守陵人刘东友微微地叹了口气。小狗子的名字刻在地震遗址纪念墙上，用隶书镏金刻的，雨过天晴之后，金光闪闪的。
刘东友昨夜又做噩梦了。“狗子，夜里我又梦到房子在晃哩，我不想再被东西压住喘不过气来，就喊着‘赶紧跑，赶紧跑’地醒过来了。媳妇被我吓了一跳！”刘东友说着笑了。
小狗子曾是刘东友最好的朋友，而小狗子周围的名字，都是刘东友熟悉的，足足有300多个，他有时一闭上眼，那些名字就会幻化成很多张脸，在那边冲着他说笑。刘东友想，他们在说些什么呢？样子却还是34年前的模样，一点也没变。
“乡亲们，我应聘了这个岗位，以后只要他们不撵我走，我就不走了，天天陪着你们啊！”刘东阳说。他已经习惯这种问而无答的形式。他有时在想，现在名字刻在一起了，他们也就相互有了照应，不再孤独了吧。
300多个乡亲是34年前一夜之间没有的。当时十六七岁的刘东友几乎觉得自己也要没有了。刘东友所在的唐山市路南区小艾庄有700多口人，那场灾难夺走了近一半乡亲的生命，小狗子也在里面。刘东友还时常梦到小时候和小狗子爬到屋顶上玩的情景，还有就是小狗子滚着一个大西瓜推开刘家的门大声嚷着“吃西瓜啰！吃西瓜啰！”
在小狗子走之后，34年了，刘东友再没吃过那么甜的西瓜。
怪他们走也不打个招呼
一年多前，唐山市建了一个地震遗址公园，里面竖了一堵300米长、7.28米高的墙，把24万地震遇难者的名字都刻上去了，刘东友听说公园在招守护“哭墙”的保安，他想都没想就去应聘了。当工作第一天，在那一片无边无际的名字里，努力地找到了小艾庄乡亲们的名字时，刘东友大哭了一场，似乎又看到了走散34年的一群朋友。
2010年7月20日上午，唐山的细雨欲止而未止。刘东友在与乡亲们“打过招呼”之后，开始在“哭墙”前巡视。他的帽檐上落满了雨水。“师傅，可不可以借个火？”刘东友看到一位前来祭奠亲人的老太太手里捏着三炷被雨水浇灭的香，他掏出了打火机重新将香点燃。然后他看到老太太坐在地上，看着墙上亲人的名字，一动不动，就像一尊石像。
刘东友完全能够理解那些祭奠者的心情，因为作为守陵人，他本身就是一个祭奠者，他知道这思念是时间也无法抚平的。“我一看到这些名字，就激动得很。”刘东友说，“我很同情他们，毕竟他们走了，我还在，可我也要责怪他们走也不打一个招呼。”刘东友完成了第一次巡视，他走得很慢，用了差不多20分钟的时间。这一天，刘东友有12个小时来守护这些逝去者。
只要能守陵啥都不在乎
让刘东友聊以自慰的是，34年，他活得很坚强，没给小艾庄丢脸。
刘东友当守陵人每月只有860元的收入，扣去午饭钱和路费，到手只有700多元，还不够给孙子买几听奶粉的。但是他说，给多少钱，他都不在意，只要别人不来撵他，他就要一直守下去，守着24万亡灵。作为守陵人，刘东友有一种责任感，就是守护好亡灵，不让任何亵渎的事情发生。但究竟是自己守着逝者，还是逝者守着孤独的他，他分不清楚。所以刘东友怀疑自己当初的应聘里，可能有一点自私的成分在。
现在，刘东友一直盼望能将那些在地震中死去的外地人，也刻上纪念墙。
“等孙子大点了，我就抱着他来看你们，这可是我们小艾庄的后代！”刘东友对乡亲们说完，时间到了，他又开始第二次巡视，离“7·28”越来越近了，祭奠的人与日俱增，他必须巡视得更勤一点。
艰难抉择
电影
手心手背都是肉，但在无情的灾难面前，徐帆饰演的母亲却面临残酷的抉择——女儿和儿子只能留下一个。最终，徐帆选择了儿子，而得知自己被母亲抛弃的女儿，默默流下了眼泪，这一言难尽的泪水也深深地滴进了观众的心里。
生活
“无法评价选择的正确与否”
本报讯 记者 林艳雯 郁老师是一名唐山大地震的孤儿，在大地震中失去了双亲。只是，1976年10月份，她就被爷爷和伯伯从唐山接到了上海，开始了一段全新的生活。
时隔34年，郁老师向记者回忆地震后看到感人一幕时，依然历历在目，而且竟同电影《唐山大地震》中的情节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我的表姐和表姐夫在地震中都受了伤，表姐夫被石头压着，受的是重伤，而他们只有1岁的儿子也被压在砖块下面，一直在哭泣。限于那时的条件，救援的人说孩子和大人只能保住一个”。
最终，郁老师的表姐选择的是保住大人，放弃了孩子。“因为只要大人还在，孩子将来还是会有的。”郁老师说，“我们无法评价选择的正确与否”，因为在那种生死关头，一切理性的判断都是苍白的。
地震那年郁老师只有10岁，如同《唐山大地震》电影中的方登那样，还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郁老师坦言，自己在地震后一直“心里非常难受”，同时也为自己的生存感到一份侥幸，“我外公家里大概有19个外孙，结果在唐山地震中死了13个。我感到自己能够活着真的是非常幸运的，很多像我一样的孤儿地震后都被送到了石家庄集中起来，等着是否有好心人来领养他们，其中有的小孩子都只有一两岁。”
孤儿去向
电影
陈道明和陈瑾扮演的军人夫妇前来军队收养因为地震成为孤儿的孩子，并一眼就相中了漂亮可爱的方登，把她领养回家，为她取名“王登”，对她关怀备至。
投亲靠友，姐妹天各一方
本报讯 记者 林艳雯 45岁的陈女士在唐山地震中失去了双亲成为孤儿，在她看来，唐山地震成为了自己人生的一道分水岭。“那时我只是一个才11岁的小女孩，就住在唐山市里，什么都不懂。那天夜里我记得自己睡得特别香，完全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谈到成为孤儿后无家可归的心情，陈女士讲述了自己不同于影片的故事，“我就是唐山地震那会儿成为的孤儿，那时候是没有人来认领我们的，而是让我们孤儿自己‘投亲靠友’，到各地去找自己的亲戚。我记得因为唐山地震成为孤儿的差不多有四五千人吧。”
失去双亲的陈女士在地震后被分配到了爷爷奶奶那边一同居住，而自己的姐姐则投靠到了外婆家，自此两姐妹就被拆散到了两个不同的家庭，成为了天各一方断肠人。“那时候爷爷奶奶都已经七八十岁的高龄了，我还小，什么都不懂，也不觉得特别害怕。”然而，无情的生活似乎向陈女士又开了一个玩笑，两年后年迈的爷爷奶奶相继辞世，陈女士再度变成孤儿。“后来我又跟着小姨一起生活了。”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艰苦的生活条件逼陈女士不得不从小就懂得了自力更生靠双手挣钱的道理。没有小伙伴的嬉戏也没有家人温暖的怀抱，陈女士硬是靠着一股如野草般顽强的生命力坚持了下来。
在厂矿里工作了几年之后，陈女士参加了高考并顺利考中，而作为在职员工读书时能够得到政府补贴也让她生活的压力渐渐轻了。
祭奠烛光
电影
每年7月28日夜，唐山的大街小巷都闪烁着祭奠亲人的烛火。在摇曳的光影中，在悲伤的啜泣中，让思念跨越最凝重的界限。
生活
烧纸钱寻找十字路口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林艳雯 7月19日，一场倾盆暴雨让唐山有点措手不及。田莉看了看天，急匆匆地行走在暗夜的街道上。今年这座北方城市的夏雨似乎有点多，她希求7月28日别下。田莉想着祭奠自己的奶奶和丈夫的8位亲人的事。
田莉今年54岁，而当时20岁的田莉是震后才回到唐山的。祭奠这件事，已经成为田莉34年以来的惯例，除了祈祷别下雨外，还必须找到一个满意的十字路口，一个可以烧点纸钱的十字路口。因为奶奶和公公的尸骨都没有留下来，祭奠亲人根本是无墓可扫，因此十字路口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唐山人相信，这四通八达的街道，可以把思念带到不知身在何处的亲人那里。
陈女士也说，自己会像片中的那位老人一样，每年都会回唐山去祭奠双亲，去年回唐山时还特地买了白菊花带回去，以告慰双亲“在天堂也要生活安逸”。陈女士说：“老百姓们以前都会自发地到抗震纪念碑那里献花圈，自从7·28纪念碑建成之后，现在人们都会到那里去祭奠。有些老百姓也会在路边焚烧纸钱祭奠。”此情此景，和电影中徐帆每年在路边烧纸完全一样……
截瘫伤者
电影
劫难过后，许多人虽然幸存了下来，但却留下了严重的伤病和后遗症，他们今后的生活，久久无法摆脱这片阴影。
生活
“老潘有姑娘，我谁都没有”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唐山专电
58岁的姚春祥唐山的截瘫疗养院里已经住了34年了。他坐在那架用了34年的手摇轮椅上，插着导尿管，用不清楚的口齿艰难地说，“我还没结过婚呢！”
大地震的时候，姚春祥被唐山玉田县老家的一根门柱砸中了背部，从此再也没能站起来。他在县里的康复医院住了将近30年之后，4年前他被转到了唐山市截瘫疗养院。
这个疗养院住着60多位地震截瘫患者。每天姚春祥和病友们聊一会天，吃了中饭，只要不落很大的雨，他必定会自己摇着轮椅，到院内的那棵樟树下散心。他没有午睡的习惯，他觉得散心比什么都重要。
姚春祥喜欢注视院内的动向。只要有人走出来或走进来，无论是谁，他会艰难地，用不清楚的口齿，同人打招呼。“张大夫你好！”“你好啊！老潘。”遇到不认识的，就是“你好”。
姚春祥的父母都没有了。在世上，他成了孤零零一个人，从来没有人来看他。他每月靠玉田县老干部局(他父亲是抗战老干部)补助的500元钱生活。近年姚春祥先后患上了脑血栓、糖尿病和高血压，医疗费也节节攀升，如果费用不够，会由截瘫疗养院同县里进行商议。
2006年，地震30周年时，唐山截瘫疗养院完成了一次改造，病房变成了3个人一间，屋子里还配了电视，但除了聊天之外，姚春祥不怎么愿意在屋子里呆着。他每天要在户外散心四五个小时，“多想也没有用啊，过一天算一天。”
“老潘，这是青年报记者来咱们这采访来了！”70多岁的老潘应着姚春祥的声音开过来，他在疗养院住了34年，在院内散心时，开的是一辆电动残疾车。但是说到地震，老潘立刻泪流满面，摆了摆手，开着电动车默默地离开了。
姚春祥看着老潘的背影，自顾自地说，“他比我好，地震时已经结婚生了孩子，他有一个姑娘。可是地震时我才24岁，那时提倡晚婚晚育啊！”老潘开的电动车便是女儿给买的。每次老潘的女儿来探访，姚春祥都很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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