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专访：不会演戏的编剧不是好导演(3)
实际上，我想说的是，好莱坞虽然是一个电影工厂，但是他们已经很清楚电影其实本身什么都不是。电影只是一个工具，里面真正有内容的东西，还是戏剧的东西、美术的东西、音乐的东西、表演的东西。好多人都说电影语言、电影风格，我觉得其实没有这回事。拿IBM写字有什么风格啊，拿苹果有什么风格啊，看谁写。王朔用什么写，他也是王朔。电影也是，什么人拍，它就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
三联生活周刊：你选这个剧本的时候，有没有一个特殊的想法，选择在这么一个乱世，军阀混战的时候？引起一些深文周纳？
姜文：这还是跟戏剧有关系，因为这个军阀混战、华洋混杂、天下大乱的时代，它本身就是一个戏剧的气氛，就是非常规吧。你看戏剧，莎士比亚也好，莫里哀也好，他们都是选择一个典型的特殊的环境和人物。
三联生活周刊：这是戏剧和历史不一样的着眼点。历史是找必然原因，戏剧是找偶然事件。
姜文：对，它通过偶然来表现必然。那你说丹麦王子有的是，怎么非得选一个哈姆雷特呢？非得是他爸刚死的时候，他发现他叔叔害死的他爸，又发现他叔叔把他妈给办了，从这儿开始聊哈姆雷特，用咱们的话叫“怎么这么寸哪”，聊的就是一寸劲儿。北洋时期就是太寸了，寸了他十几年。特殊时期提供了很多戏剧的可能性，也会让人的可能性更丰富一点儿。
三联生活周刊：是不是写作上也自由一些？
姜文：那当然了。不过说实在的，对我其实有一个很长时间的误解，他们老说我影射现实什么，这确实是一个误解。我其实对现实不特别了解，我不知道谁是有名的歌星，谁是有名的主持人，好多大家知道的事儿，我不知道。我觉得这都是现象，被这些现象迷惑，你会掉进一个没有价值的乱七八糟的尘土里面，它不是本质。就像我好多朋友在哪儿工作我老记不住，名字有时候我也记不住，职业名字这些都可以换，这不是他的本质。但是这人，我能把他画出来，我能把他演出来，很是他。
三联生活周刊：那也不能说你不关心现实。只是你不用那种叙述喜怒哀乐的现实手法。
姜文：相对来说是这样。再说，我觉得所谓现实是很不现实的，我觉得也是很不可靠的，你没办法知道什么是现实的，聊现实是一种很危险的情况，或者是很可疑的情况，假装拍一纪录片，或者是又原生态地来模仿一种现实中的故事，那是现实吗？我特别怀疑这个东西。尤其是所谓用艺术手段来这样表达现实，我觉得这里边多少让我怀疑有点儿偷懒。通过那样模仿现实，能表达什么呢？
如果说我看到现实，反正我看到的不是那样。如果说那么一个表面，那不叫现实，对吧。我们上中戏的时候，有一种课叫观察生活练习，你可以到街上去观察，看，然后到每周一的时候有汇报演出，我是一个特别能模仿人的人，我能学什么人都特别像，后来我渐渐厌倦这个了，这个有什么意思呢，这是一玩笑可以，你要把这东西当成一事儿来办，就太廉价了。你看见的是一个结果，然后你对原因有兴趣的时候，拎出来原型就不像你看到的那样了。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太阳照常升起》倒是有现实感的？
姜文：对我来说，“太阳”里面大量的东西就是现实，我就是这么一个现实，是对我感受到现实的记录。我觉得那疯妈就是那样的，虽然头发白了，由于她心态年轻，她的脸就不往老了去。而且，她不但不往老了去，而且还越来越小。所以我没打算把疯妈画老了，她就一白头发，脸就一孩子。这就像什么呀，我连马尔克斯那个《百年孤独》都没看完，没看完不是说它不好，是说，那难道不是这样嘛！是这样，就可以了。我记得在《列宁在1918》里面，有一人被派去杀列宁，结果他没杀，回来人问他说“你他妈为什么没杀”，他说：“他说的全对啊(一东北人配音，‘攒’对啊)，他说的全是我心里话。”算了，人让他走了。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太阳”引起的观影反应，是不是跟我们电影品种少有关系？它的叙事不大顺从观众的观影习惯。虽然也有完全不同的评价，但基本上被恶评淹没了。
姜文：反正，我觉得，再不一样的人，再不一样的情况发生，都没有什么不应该的。咱们的环境是太容易格式化。
三联生活周刊：在《让子弹飞》里面，很多人都注意到那句“站着挣钱”，你是有意识地要较劲一下吗？
姜文：没有，其实那里面我没老说，就说了一次。我觉得是这样，人们对作品的敏感度，有时候跟作品有关系，有时候跟欣赏者有关系。那他们老去敏感这些话，其实电影里面是张牧之被老汤逼着说了这句话。进了城，匪性就不好使了，你得按着规矩来，他原来是脱离规矩的，他是规矩里玩不转的人。老汤就重新教育他，他一听，这和他生活观完全相违背，他为什么当土匪啊，他就是跪不下去。“那你这样，你就别挣了呗。”逼着没办法了，他才把枪拿出来：“这能不能挣钱？”“能，山里去。”把惊堂木一拿，“这个呢？”“能，跪着。”“那这俩搁一块儿，我能不能站着把钱挣了。”是在这个情况下，话赶话赶到这儿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不想通过台词表表你自己的想法？
姜文：我觉得台词像什么呢？我给你举个例子：这有条河，这边有个老爷子，聋子，那边有个老爷子也是聋子。谁都不想让人知道自己聋。这边老爷子扛着竿儿，走过来了。隔着条小河，那边的就问了：“怎么着，钓鱼去啊？”这边这个没听见啊，但看到他动嘴了，这边这个不能丢这份，得假装听见了，就说：“不是，我钓鱼去。”那个一看，他还回嘴了，我也不能让人觉得我没听着，回他一句：“嗨，我还以为你钓鱼去呢。”这俩谁也没听着谁，聊得倍儿热闹。我们的台词要成这样，不聊聋，就是“钓鱼去”，词儿都没变，人的心，你看见了。
其实这台词没什么，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词儿，比如老汤，他每句话都是诚恳的，他越诚恳，他墙头草的特性就出来了。葛优是个好演员，演得特别准。他内心最根本的欲望在顶着他说，不是一个表面的事儿。张牧之的话也不能全信，你想讲武堂出来的，兵者诡道也，首先得学诡道，什么叫诡道，诈嘛。张牧之的认识和方法当然也不是我的，是这个人物而已。
三联生活周刊：张牧之的想法，不是你的？
姜文：不是。我作为导演，或者作为主演，并不是说我在演一个我完全赞同的人物，他有他的冲劲儿，有他的计谋，但他对自己其实也有很多的怀疑，他肯定也有他的困境，就是说他不是一个能玩转世界的人，他要付出很大代价，才能跟这个世界拼个鱼死网破。其实我演的每一个人身上都是有问题的，从《鬼子来了》(里面的马大三)到这个，都是有缺陷的人，张牧之也不例外。
三联生活周刊：对，最心狠手辣的一点是杀假黄四郎。
姜文：对，他是有匪性的。他不是我想当的一个人，不是。起码我不喜欢乱世。戏剧表现是说这么一个人，但是生活不应该这样。
三联生活周刊：会不会因此让张牧之做得太过冷酷，比如他在六子死后也没有什么情感反应？
姜文：我觉得有两方面吧，一方面呢，我个人其实是一个有点儿羞于表达自己内心情感的人，或者说，我经常对过分表达情感的情况，有一种滥情的感觉，我有这意思。尤其是我们社会说这方面的媒体太多了，他们老要哭，老要说这是真情什么的，我觉得真情是很难那么流露的，如果说把情感当成一种勾引人的或者说吸引人的办法，我觉得特别不舒服。
三联生活周刊：不是因为缺少感情，而是出于审美的趣味？
姜文：我觉得有感情的人，不是那样表达的。这个环境经常让我感觉到很滥情，而大家对滥情也有一种习惯。我如果真要想勾引人家动情，我相信是可以做到的，但是那种情况总是让我觉得是一种危险。我们有句话叫“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其实这是两句话，“动之以情”不等于“晓之以理”，很多时候，由于人们动情了，把理就给漏过去了。这确实是我们这个民族和我们这个国家经常出问题的地方，我倒真的希望我们有某种冷静感，在我所了解的历史当中，宣泄滥情以至于不理智导致了很多人为的灾难，非常多，我觉得应该节制了。可能我在这里面做得有点儿过了。
三联生活周刊：《太阳照常升起》是很有情感色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