沸腾的血：当赛德克遇上“文明社会”(3)
上世纪20年代末，台湾原住民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参观合影开发恶毒蛮瘴之地
台湾的山地，成为历代统治者发展台湾经济、提高生产力的资源。在开发利用山地资源过程中，统治者必须要面对山地原住民部落的反抗。日本统治之初，台湾“总督府”延用清末成规，对原住民进行“抚育”、授产、取缔、番地开垦、“制脑”等等工作。当局频繁邀请生番头目(未归顺的原住民部落领袖)做客，赠予食物或是物品讨其欢心，引诱其他番社归顺。在教化方面，日本总督府教育原住民戒杀人、除迷信，教其农耕、日本礼节。在生产开发上，日本人也同样延用清末刘铭传时期所设的“隘勇线”，在山林产业线上设置界线，防范原住民意外的攻击，保护林木、樟脑、鹿皮等山中物资向外输出。
隘勇线是防范所谓“番害”而设，“番害”指原住民的攻击行动造成的人员伤亡。今天，从当年日本统计的“番害”数据中可以一窥当年原住民的抗日活动的梗概：1896年日本统治第一年，全台因原住民攻击而伤亡的人数是79人，往后逐年升高到1898年为691人，直至清末每年被原住民攻击的伤亡人数都在一百到六百多人之间。
从原住民的立场来看，不论是樟脑还是鹿皮，生于祖居地上的自然资源都是祖上留下的财产，任何外人强行取走都是劫掠行为。在“外来人”到达之前，原住民以往可以将这些自然资源当成商品与其他部族、或汉人、荷兰人交易，但当统治者更深入开发山地之后，他们甚至都不能对山中资源继续保持拥有权、控制权。
从“番害”统计数字看去，不论日本统治者用任何恩抚之法，随着山地开发更有效率，原住民的反抗情形只是日趋严重。
与之对照的是，在台湾“总督府”强力镇压下，平地原住民的抗争却得到有效的控制。1903年后，当局转移治理重点于山地。日本统治者不仅以大规模讨伐行动威吓原住民，还把隘勇线延长一百数十里，并且利用现代工具，在隘勇线上广布电网，埋设地雷。站在原住民的角度看，谁都很难接受任何人在自家经常活动的区域设置这些致人于死地的危险品。
对原住民来说，山就是其家门口、后院，是工作、起居的场所，他们敬山祭山，山就是原住民的教堂。
日本一步步升高“理番”行动，随后还推展“五年计划理番事业”，大肆征伐原住民部落。据统计，其间花费日元一千六百余万，没收枪枝一万八千余枝。这种强力讨伐行动，引起原住民最激烈的反抗，其结果也反映在番害数字上：数字显示，原住民的反击在1911年最激烈，达到最高潮，番害造成死伤人数高达1297人。也就是在这一年，日本征伐部队第一次挺进到了雾社。此后，“理番”效果立现，“番害”人数逐年快速下降，至1925年只有2人伤亡。
五年讨伐工作之后，1915年，日方的“理番”政策再次改弦更张为抚威并济，全面深化在教育、授产、医疗、交易各方面施政上的教化工作。
就在日本以为“理番”颇有成效时，原始部落正在悄悄地积累它的怒火。这种日本特色的现代化殖民政策，迎来了最原始的反扑。
赛德克
1930年，莫那鲁道48岁，他是马赫坡社的头目。莫那鲁道所属的这支赛德克族，世居南投县仁爱乡雾社。雾社这个地方有四大部族群，其中三群属赛德克族，另一群属于泰雅族。雾社群之下还以部落驻地分为十一个“社”，马赫坡社是其中之一，每个社都有一个头目。整个雾社地区在日本大规模镇压、实行教化之后，其表面上颇有成效：生番归顺，接受文明教育，原住民甚少猎头，成为总督府“模范番”。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室副研究员李理博士告诉《看历史》：“根据一份1931年日本人的调查报告显示，当时台湾全岛原住民的日语普及率高达43.17%，部分地区高达57%，甚至高于平地汉人的程度，可见番地教化成效之高。”
日本当局教化最具成效的结果，就是培养花冈一郎、花冈二郎两人。两人本是赛德克族中最活泼、最聪明的原住民小孩。花冈一郎原名达基思诺平，1921年在日本教化抚育政策下，进入原本只有日本小孩可以就读的埔里小学与日人小孩一起读书习字。1925年，花冈一郎考入台中师范学校，品学兼优，不仅功课好，还擅长日人的柔道与剑道。一郎毕业后被任命为雾社分室低阶的警员，兼任“番童教育所”老师。
“理番”政策实行非常深入，日本当局为了深入了解原住民文化，还让日本地方警察携妻眷一同赴台，由警员小夫妻共同以怀柔方式教原住民学习日本文化、礼节，还私下鼓励日本警察娶原住民中有地位家庭中的女人为妻，其中不乏头目家庭。雾社地区掌握最高权力的警察分室主任也娶了白狗群马希托巴翁社头目之女。然而，这可不是古代贵族间的外交联姻，它造成了日本人始料未及的毁灭性影响。
对这些日本人来说，他们在台湾只有短暂的时光，随时都有可能回到日本，这些日本警察在日本国内可能已有妻室，因此等于他们在台湾有了海外任务的“福利”。对原住民妇女来说，一旦她们的日本丈夫不要她们，她们马上就成了弃妇。
这种情形时有发生，往往造成悲剧。莫那鲁道的妹妹便嫁给了日本人，而且成了弃妇。贵为头目之妹竟相成了弃妇，看在族人眼里自是愤恨不平。任何一个有尊严的民族，面对同族女人被异族糟踏，都深受刺激。
比较鲜为探究的是，当时原始部落的社会权力结构也发生了巨变。在归顺日人前，原住民族群的权力掌握在头目手上，部落臣服日人之后，地方权力逐渐掌握在日警手中。
对日人打心里的愤恨在族里上上下下暗烧着。
自从日本人要开发山地，便要族人负担起许许多多公共工程。赛德克族重游猎，轻劳役，对原住民来说，放下神圣的狩猎去听异族指挥劳作本身就不是传统，理当不是很开心的一件事。再者，动员他们劳作的日警，每有克扣工资的情形，而且账目不清，种种现象使得雾社原住民暗中积蓄了怒火。他们在搬运木材盖屋时，为了省力，就让木头在地上拖，拥有较高建筑技术的日本统治者见此举会破坏木材使用上的完美，便多方责难。
今天从种种记录中不难想象，那是一种接近奴隶意味的感受。
战士的血在沸腾，情绪在燃烧。
爆炸的导火线往往在意外之中。在马赫坡社一次族人的婚宴中，莫那鲁道的儿子向经过的日本警察吉村等人敬酒，吉村嫌原住民的酒脏，以手杖击打莫那鲁道儿子的手强力拒绝饮酒。遭此羞辱，莫那鲁道的公子忍不住气愤，血气方刚的他给了吉村一顿胖揍。
儿子闯了祸，莫那鲁道深怕自己的地位受到影响，多次跑到驻在所(相当于派出所)请求当局合理的处理。
当局用一种傲慢的态度，没有给莫那鲁道答案。
莫那鲁道生性悍，此时却只能忍受对当局这种让他等后处分的傲慢。
莫那鲁道28岁时，适逢日本当局对山地部落进行讨伐，他的赛德克族雾社群部落曾血战日人的“讨伐”，最终不敌而归顺。莫那鲁道知道日本对未归顺的部落会实行什么样的镇压。
但赛德克族毕竟是骁勇尚武部落，族里的每一个男人都是天生的战士。世居的山地是祖先留下来的财产，自己就是山的主人。对于入侵的外族，祖先无不用生命去抵抗，才挣得赖以生存的猎场。因此，即使对手实力再强，族人也必须竭尽全力，奋死作战，直到弹尽粮绝，死而后已，原住民认为，唯有这样才能祭告祖先。
莫那鲁道手下的壮丁比荷萨波、比荷瓦利斯非常积极鼓动举事。此二人为堂兄弟，比荷瓦利斯的父母兄弟等人，在1911年日本大规模讨伐时，因反抗当局被处死。比荷瓦利斯死里逃生，因而素有为父母兄弟报仇血恨之念。
雾社因为风景奇秀，在当时已是日人旅游的景区。在社内日本当局的开发与建设不可谓不多，有邮局、小学、公学、警察课分室、旅馆、杂货店、疗养所、产业指导所、养蚕指导所，马赫坡等社还有番童教育所，日语普及，生活设施进步，与平地来往密切，为其他山区所不及，可谓开化的首善之区。今天，从摄于当时的雾社老照片中，仍可见到当时整个雾社多是日式木屋建筑，可见日本统治当局曾在当地大兴土木，对建设投入相当的力量。
但这些现代化的东西不能弥补原住民失去的传统。社里其他壮丁多人对日本强制劳役素来不满，纷纷赞成铤而走险。
怒火在部落之间烧开，一场杀戮正在酝酿。
令日本当局万万没料到的是，搬运建筑材料使得赛德克族各社经常要在不同的部落间过夜，这使得他们的情绪串连起来，一发不可收拾。比荷瓦利斯两人多方走动，串连鼓吹各社起义。莫那鲁道的两个儿子同样受到鼓舞，遂对父亲进行游说。
莫那鲁道虽有两次密谋起事的经历，但是这一次对于儿子的请求反抗颇有犹豫。他去过日本，总督府带他去参观日本的现代化建设，他见过日本的军队和社会，比任何人都知道反抗的下场。
社科院台湾史研究室李理博士分析指出：“ 雾社事件以前，安排原住民赴日参观，主要是去练兵场看炮火演习，到炮兵工厂、神社、公园、学校参观，让他们亲眼目睹近代文明。”
日本人在祖居地上歧视赛德克，践踏族人的名誉、尊严，这是赛德克族可以忍耐的吗？ 直至80年后的今天，仍不难想象莫那鲁道当时面对的情形：族人正在受奴役，祖居地被侵占、被蹂躏，族里的女人正在被糟踏，祖传的律法正在被破坏，族人愤慨不已，作为头目，莫那鲁道必须有所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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