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一九四二》

　　《温故一九四二》讲述了一个关于饥饿的故事。1942年，河南大旱，灾民3000万，河南成了母亲煮食自己婴儿的地方。关于饥饿，有“我姥娘”“我花生二舅”的记忆，也有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的考察，共同记录了一个民族最不应该忘却的一次灾难。

　　简介：

　　2011年2月25日冯小刚[微博]表示要拍一部关于“母亲”的电影，坊间按图索骥，猜测其新片极有可能是《温故1942》，这次，他希望影片的总票房能抵得上2010年两部的票房。

　　1993年，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发表，讲述的是1942年，中原大旱，灾民3000万饿死和逃亡的故事。刊登后，立刻有人批评：刘震云创作懒散，用不同的材料拼凑小说。而《温故一九四二》结尾处耸人听闻的结论，更是极大地挑战了人们的道德神经与民族情感。

　　有读者普遍反映《温故一九四二》故事过于惨烈，但刘震云不这么认为，“这本书是喜剧，不是悲剧。它最大的震撼不是三百万人死了，而是三百万人死后我们对事件的态度。我们河南人在临死时总会为世界留下最后的幽默，比如我要死时可能会想起邱华栋：老邱是两天前死的，我值了。

　　世上所有的悲剧都经不起推敲，悲剧之中，一地喜剧。《温故一九四二》引起我震动的，不是这场悲剧，而是各种层面错位之间出现的幽默。”

　　作者简介

　　中文名： 刘震云[微博]

　　国籍： 中国

　　出生地： 河南新乡延津县

　　出生日期： 1958年5月

　　职业： 北京市青联委员，一级作家

　　毕业院校： 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

　　主要成就： 《一句顶一万句》获茅盾文学奖

　　           《手机》等作品改编为影视作品

　　            荣登2011第六届中国作家富豪榜

　　            荣登2009第四届中国作家富豪榜

　　代表作品： 《单位》《官场》《一地鸡毛》《我叫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

　　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liuzhenyun

　　刘震云，1958年5月生于河南省延津县，著名作家。1973年至1978年服兵役。1978年至198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到《农民日报》工作。1988年至199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读研究生。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市青联委员、一级作家。 2011年11月21日，“2011第六届中国作家富豪榜”重磅发布，刘震云以160万元的版税收入，荣登作家富豪榜第26位，引发广泛关注。

　　序言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降，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当代文学创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相继涌现出一批生活积累丰厚、艺术准备充足、善于思考、勤于探索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深刻的社会意义和鲜明的艺术风格，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和水平。这些作家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和影响力，不断地推出新作，超越自己。

　　今天，社会和文学都在朝着多元化的方向行进；写作者的创作思想和表达方式、读者的需求和阅读趣味日趋多样；文学的娱乐功能受到重视；各种文学潮流兼容并包、各行其道。此时，全面系统地总结上述一批作家三十年来的创作实绩，对当代文学事业，对作家、读者和文学工作者，对当前的图书市场，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决定编辑出版这套“中国当代作家”系列丛书。丛书遴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成就突出、风格鲜明、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对他们的作品进行全面的梳理、归纳和择取；每位作家的作品为一系列，各系列卷数不等，每卷以其中某篇作品的标题(长篇作品以书名)命名。这是一项规模较大的出版计划，我们将每年推出三至五位作家的作品系列，在五年左右的时间里完成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摘录

　　有良知的新闻媒体对一九四二年发生在中原河南那场大灾荒的披露，打破了蒋介石的全盘布局，他对三千万人民生命的漠视，最终失去了所有的人民。

　　一九四三年，在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看来，这是他人生中的转折之年，也是“所有记忆中最为刻骨铭心”的一年。此前，他是蒋介石忠实的拥趸，称其为“团结的象征，人民的偶像”，他认为“中国想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必须在极权统治下再坚持一段时期才能成熟地步入民主社会”，并为此不遗余力地高调赞扬中国军队，呼吁美国对华援助；此后，他对蒋介石的评价变为：“这畜生……牺牲了无数个中国生命，我为此痛惜不已。”

　　这一年，心灵遭受重击，导致巨大转变的绝不止白修德一个人。这一切源于此年二月重庆《大公报》刊载的一篇报道。回忆起这篇报道，晚年白修德说：“一九四二年是大旱之年，我们在重庆得知，河南的农民正在濒临死亡。”

　　一九四二年冬，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二十四岁的天津小伙张高峰，刚从武汉大学政治系毕业，就被《大公报》派往河南担任战地记者。从陕西入河南时，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陇海路上河南灾民成千成万逃亡陕西……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

　　到了昔日繁华的洛阳街头，跃入张高峰眼帘的是更加悲惨的景象，到处都是“苍老而无生气的乞丐”，“他们伸出来的手，尽是一根根的血管；你再看他们全身，会误以为是一张生理骨干挂图”，这些苍老的乞丐“一个个迈着踉跄步子，叫不应，哭无泪，无声无响的饿毙街头”。

　　离开洛阳继续南行，“一路上的村庄，十室九空了”，饿狗畏缩着尾巴，“在村口绕来绕去找不到食物……吃起了自己主人的饿殍”。

　　在叶县，他看到当地老百姓吃的是花生皮、榆树皮、一种毒性很强的野草“霉花”、甚至是干柴……所有人的脸都是浮肿的，鼻孔与眼角发黑，手脚麻痛。物价已经涨到不可理喻的程度，许多人被迫卖掉自己的年轻妻子或女儿去做娼妓，而卖一口人，还换不回四斗粮食……

　　“先生，官家什么时候放粮呢？”一个小孩子问张高峰。

　　“月内就放”，张高峰只能用谎言安慰他。这谎言让灾民们“绝望了的眼睛又发出了希望的光”，但“希望究竟是希望，时间久了，他们那饿陷了的眼眶又埋葬了所有的希望。” 　　如果说天灾带给张高峰的是无比悲痛，让他出离愤怒的则是随处可见的人祸：拿着柳条抽打灾民的警察、强逼纳粮的地方政府、不知所踪的赈灾款项、自欺欺人的官方说辞……

　　于是他奋笔疾书，把此行所见所闻写成一篇六千字的报道，发表于一九四三年二月一日的《大公报》。这篇报道最初的题目叫《饥饿的河南》，张高峰愤怒地指出：“灾旱的河南，吃树皮的人民，直到今天还忙着纳粮！”

　　张高峰的报道，题目被谨慎的编辑改为不温不火的《豫灾实录》，但仍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各界引起强烈反响。次日，社长王芸生亲自撰写社评《看重庆，念中原！》，将矛头直指当政者。他将逼灾民纳粮的官员比作“石壕吏”，更提出质问：中央宣称的赈灾款项为何迟迟未能到位？政府既然可以“无条件征发一切物资来分配分售”，为何不征发既得利益集团资产用于救灾，却对灾民敲骨吸髓“照纳国课”？王芸生还引援了一条政府喉舌中央社发自河南的消息：“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对这冠冕堂皇的欺世之言，王芸生评论到：“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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