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拍摄花絮

电影拍摄花絮

　　《一九四二》人物志 一场灾难牵动的人性

　　灾民群像：饥饿与希冀

　　老东家(张国立饰)赶着马车，拉着粮食、女人和孩子，行进在逃往陕西的人流中。人潮中，还有他的长工栓柱(张默饰)以及佃户瞎鹿(冯远征[微博]饰)和老婆花枝(徐帆饰)一家。在逃荒路上，本是不同阶层的他们，遭遇相同的命运。

　　“逃亡时，中年妇女穿着红颜绿色的旧嫁衣，虽然衣服上已是污迹斑斑，他们带着家中最有价值的东西，烧饭铁锅、铺盖，有的还有一座老式座钟。”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白修德(阿德里安·布劳迪饰)记述道。作为这场饥荒的见证人，他的存在对事态的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

　　铁轨上，满目血迹斑斑的死者。扒火车时，有的死在日本人的炮弹下；有的扒上车厢顶却因夜里手指冻僵失去握力摔死；有的还没扒上火车便被轧死在铁轨上……而更多扒不上火车或对火车失望的人，便依靠双腿，无目的无意识地向西移动，他们不知道在前方等待自己的是什么，唯一留在心中的信心便是对前方未来的希望——也许能好一些，也许熬过这一站就好了。在所剩无几的粮食被迅速吃完之后，人们开始吃草根树皮，甚至人吃人，饿殍遍野。妇女和孩子被公开出售，三斗小米就能领走一个女人，这便是花枝和老东家的女儿星星(王子文[微博]饰)的命运。

　　逃荒的浩大人群孤立无援地在大地上涌动，灾难如山，压碎了无数生命。

　　三个月后，终于抵达潼关，老东家才猛然发现，车没了，人没了，死的死，卖的卖，独独剩下自己，“逃荒是为了让人活，为什么到了陕西，人全没了？”他决定不逃荒了，开始逆着人流往回走。“大哥，怎么往回走哇？往回走就是个死”，人潮中有人朝他喊，“没想活着，就想死得离家近些”，他答道。在影片的结尾，他碰到一个同样失去所有亲人的小女孩，认作孙女，成了亲人。当老人拉起小女孩的手，沿着山路返回故乡时，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原动力，得到了最有力的阐释。

　　官员群像：无奈与腐败

　　与河南的民不聊生、饿殍遍野不同，千里之外的重庆官邸，生机盎然，空气清新。自南京陷落以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这里便成了蒋介石委员长(陈道明饰)的住处。领袖的官邸与国家沦陷、强弱没有关系，虽然灾民们正在吃树皮、柴火、稻草和使人身体中毒发肿的“毒花”，这里仍然可以喝到“可口的咖啡”。

　　当河南发生大旱灾、大饥饿的消息传到官邸时，蒋委员长说：“可能有旱灾，但不会那么严重”。时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李雪健饰)向他发去报灾电：赤地千里、哀鸿遍地、嗷嗷待哺。委员长却认为这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收不能缓免。于是吃着榆树皮和干树叶的灾民，被迫把他们最后一点粮食种子交给了税收机关。

　　但蒋委员长真的不相信河南有大旱灾、旱灾会饿死人吗？“在这个世界上我最羡慕两个人，一个是甘地，一个是毛泽东，他们两个人都没有负担，可以融合到民众，”当他对陈布雷(段奕宏[微博]饰)说出这句话时，充满无奈和悲凉。事实上，在死300万人的同时，历史上还发生着这样一些事情：宋美龄访美、甘地绝食、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丘吉尔感冒。这些事情中的任何一桩放到1942年的世界环境中，都比300万来得重要。当时，摆在国家最高元首蒋介石委员长面前有更多比旱灾更严重的混沌不清需要理清楚并处理妥当以致不犯历史错误的重大问题：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的斗争、国内正面战、陕甘宁边区、对日抗争……所以，他厌恶那些把他当傻子当官僚以为他不明真相而不厌其烦向他提供真实情况的人，特别是那些爱管闲事、爱干涉他国内政的外国人；所以，300万人不是他首先考虑的问题，300万是300万人自己的事情。

　　直到白修德的报道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迫于舆论压力，委员长才开始展开救援，但相对于大面积饥荒而言，赈灾粮食如同沧海一粟，更别提还要经过层层贪腐。

　　龙应台曾说，“行道树不会把一生的灰尘回倒在你身上，但是他们会以石头般的沉默和冷淡的失忆来对付你。”就像刘震云在《温故一九四二》的小说原著中借由姥姥之口说道，“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到底指的哪一年？”遗忘或者选择性遗忘，让我们对“前世”那个朦胧的记忆隧道几乎一无所知。但受伤的魂魄还在殷殷期盼，所有温柔无助的心灵仍旧悬空在寻寻觅觅，记忆不该像失事飞机的黑盒子沉入深海一样纵入茫然。一九四二，温故，更需知新。

　　对照记 历史永远比电影真实

　　1942年，河南，如果不是刘震云的《温故1942》和冯小刚的《一九四二》，可能就要被历史清零—— 一年半滴水未降，气象资料却没有任何记录；百万灾民沿着陇海线西逃，铁路部门也没有任何记录；300万灾民致死，一样没有正式报告，唯一的数字是，《河南省志·人口志》上，1942年2798万到1944年2471万的变化。关于那段历史，官方资料只有《河南省志》里如下一段，“1942年安阳苦旱，二麦未收，秋禾盈尺又末结实，淇县山丘颗粒未收。洛宁二麦收成不佳，早秋旱死，晚秋未出土。”同时列举的河南多地，也都是用同样的词藻描述。目前各方能搜寻到的当时资料有：南阳市本地私营报纸《前锋报》记者李蕤的报道《豫灾剪影》，《大公报》记者张高峰的报道《豫灾实录》和主编王芸生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最为重要的还有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的文字与影像记录。如今，这段尘封70年的历史，却是由一部电影来揭开，为此有评论称，“至少《一九四二》试探了中国电影的内容底线——银幕上可以把中国现代史、中国抗战史呈现到何种地步？”冯小刚曾说，《一九四二》就像一面镜子，镜子里面他的脸很丑，不好看，但是最起码它能让他“知丑”，总比糊里糊涂地臭美好。透过镜头，先且让电影的归电影，历史的归历史——历史往往比电影更残酷。

　　天灾

　　1941年入夏以来，河南再没有下过一滴雨，到了1942年秋天，已经荒了3个本该收获的季节，以滑县为代表的110多个县市都成了重灾区，黄河中下游地带的沙土土质因为水分的蒸发和下渗，由龟裂板结彻底变成了一盘散沙。

　　1942年10月，老百姓能卖的农具、田地、衣物都已经卖光，吃的也就剩谷皮、麸皮、花生皮这些平时喂牲口的东西，再到后来，树皮、树叶也成了不得已的选择。地主们居然还能想出新招，圈林剥树皮，磨成面卖钱。

　　《豫灾实录》显示，此时的河南恢复了原始的物物交换，年轻的老婆和十五六岁的女儿，都被卖为娼妓，卖一口人买不回来四斗米。无物可卖、饥饿难扛，连“易子相食”都没有必要了，“曹里寺一家夫妇，把亲生女儿吃了。妻子怕被丈夫杀吃，趁黑夜逃走，饿死在路上。丈夫环视家中，伶仃一人，悲痛欲绝，惨叫数声而死。”

　　摆在男人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当壮丁或者逃荒；对于妇女则是，卖身或者逃荒。

　　成千上万的河南人民涌进洛阳，指望着唯一的大动脉“陇海线”带领自己冲出死亡线，然而，其时的陇海线郑州至洛阳段已经被拆，只有由洛阳以西通行至陕西潼关，在李蕤的笔下，挤火车的一幕触目惊心，“这些破破烂烂的人，在开车之前，冲锋似的攀援到火车的顶盖上。人们肩挨肩地在一起堆砌着，四周乱七八糟地堆满他们所有的财产：土车、破筐、席片，以及皮包骨的孩子。因为人多，他们简直被挤得漫出车外。时间正是下午，距火车开行，还须等一夜零半天，但他们却非常拘谨而认真地坐着，连解手都不敢轻易下来，害怕稍不留心，火车便会飞去。”车下则是堆满了被摔下的百姓，血肉模糊地哀嚎。没有挤上车的百姓自发结队前行，其实并没有人知道目的地在哪里。挤上了火车并不意味着逃离了死亡，依旧有一大批人因为打盹、寒冷没有抓紧而被甩到了车后。

　　1943年2月1日，农历新年将至，《大公报》本是被派往前线做战地报道的记者张高峰发出了一篇6000字的民生报道《豫灾实录》：“今日的河南，有成千上万的人们正以树皮和野草维持着可怜的生命，哀鸿遍野，不过是吃饱穿暖了的人们形容豫灾的凄楚字眼。”

　　人祸

　　1941年，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山西中条山战役，为了断了日军抢粮的后路，国军征粮的强度加大，军官与保长入户驻扎收粮成为一大奇观，这给本就负责供给山西军队和驻地汤恩伯军队的豫北滑县农民雪上加霜，没有粮食怎么办？走投无路的农户只能卖掉家当，买粮交公，此时才不过是1941年5月底。1942年，外国驻华外交官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写道，“河南灾民最大的负担是不断加重的实物税和征收军粮，全部所征粮税占农民总收获的30%~50%。”

　　抗战期间，河南出兵丁260多万，数字居全国之冠。要命的是，河南的粮税从来都只涨不降，一直以“兵役第一，征实第二(第一为天府之国四川)”著称。

　　还有丧心病狂的人不忘发国难财，向农民征收的军粮是超过实际需要的，部队余粮被卖给灾民，商人、官吏还在加紧低价收买农民手里的田地。

　　1942年的河南属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是蒋鼎文，他的副手汤恩伯则被河南人列为“水、旱、蝗”并列的“四害”之一。原河南省建设厅厅长张仲鲁在《1942年河南大灾的回忆》中有一段记载，“驻军十三军是汤恩伯的子弟兵，他们作恶多端，农民饲养的猪、羊、鸡、鸭，亦被尽数搜刮，抓人一只母鸡，还要勒索20个鸡蛋，农民稍一迟疑，当兵的就大声呵斥：‘母鸡能不下蛋？鸡蛋哪里去了？’”

　　1942年10月上旬，河南省赈济会推选杨一峰等代表赴重庆，吁请免除灾区征实配额，蒋介石拒见且禁止他们在重庆公开活动。10月20日，国民政府派张继、张厉生等到河南实地视察灾情，二人上报河南的灾情确实严重，但他们同时也在洛阳开会宣示“中央德意”：河南固然有灾，但军粮既不能免，亦不能减，必须完成任务。10月29日，国民政府参政员郭仲隗在国民政府高层面前痛哭流涕，为河南灾民请命。

　　然而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在11月30日的《新华日报》刊登旱灾谈话：“豫省本年麦季干旱为灾，以致二麦欠收，原冀秋收丰稔，以补麦收之不足。”关于旱灾实情，他依旧不敢和蒋介石说实话。

　　张高峰的《豫灾实录》在《大公报》发表的第二天，《大公报》主编王芸生发表《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评。此时的蒋介石已将国民政府迁到山清水秀的重庆避难。见此社评蒋大怒，勒令《大公报》停刊3天，蒋的侍卫陈布雷给王的解释是，“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省政府虚报灾情，李培基主席的报灾电报被蒋介石认为是谎报滥调，责令河南的田赋征实不得缓免。”

　　美国记者白修德沿着灾区走了一线后，随即在《时代》周刊发布豫灾新闻，为此还招来恰在访美的宋美龄要求《时代》周刊发行人将白修德解职的国际笑话。白修德一面发布新闻，一面在中国积极活动，他当时拜见的有国防部长、立法院院长、四川省主席、宋庆龄……最后才见到了真正的决策人蒋介石。

　　白修德记得蒋介石的厌恶表情，“白修德先生，人吃人的事在中国是不可能的！”直到他拿出来自己拍到的人吃人的照片(电影中改成了“狗吃人”)，蒋才拿出来纸笔记录白提供的治灾不力的官员名字表示严惩。

　　随即，在教会建立粥棚、医院、孤儿院救灾之后，政府也开始救灾，两亿元救灾款先期送到了8000万，但是钞票能吃吗？直到1943年3月底，政府的救灾粮只有一万袋大米和2万袋杂粮，3000万灾民平均每人只有一磅。

　　当然，也还是有人替政府“分忧”。1943年2月14日的《河南民国日报》上可以看到如下报道，“财政科员刘道基，目前已发明配制出救荒食品，复杂的吃一次7天不饿，简易的吃一次一天不饿。”这件事情在后来成为了一则笑话。

　　3000万人的河南省，逃荒300万，死亡300万。300万是个什么概念？等于抗战死伤人数的总和。剩下的2400多万河南人看上去是幸运的，他们等来了1943年秋天的蝗灾，也等来了1943年冬天的大雪和1944年7月的大雨，他们终于有粮上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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