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

　　聊到这儿，我们忍不住要恭维田导，并尽量做到词能达意。他接过了话茬。

　　人其实可以跟山一样。

　　其实我也不是什么隐士，我自己吧，小时候，跟家里的教育有冲突的地方。家里呢，别的他不管，只两样，一个是道德，一个是功课。就我个人而言，我功课愿意好，但我不愿意做一好学生。我觉得那些淘气的学生我挺崇拜的。打架呀，什么的，我挺崇拜的。相反，我不大看得上功课好，人倍怂的那种。我自己的天地呢，我喜欢功课做好以后，一个人到房顶上去，我从小大概有百分之五十时间是在房顶上度过的。家里吃饭了，就会冲着房顶喊：回来了，吃饭了。肯定我先他们到家，我嗖一下就下来了。从小我就对自我空间的感受比较深，刚才说的，我打死不愿意当兵，自己挣钱自己吃饭，愿意干，干，不愿意干不干。还有那种草原，马，那种空间让你特别愉快。干完一天活，一身臭汗，老乡讲点黄段子，特别过瘾，当兵不成。这是天性里的东西。我一直酝酿拍纪录片，二、三年前，跑了几万公里，在山里。到现在，也没放弃这个。那些地方，挺他妈辛苦的，爬山爬的那个累。但你会觉得开心，你见着的那些人吧，会叫你觉得。你要说壮丽，那儿的人叫壮丽。一辈子没出过山的，我他妈遇着两老太太，真把我给震的。在路江的一个小镇子里。我车坏了，皮带轮折了，就住这儿了。听说山上有一教堂，住那儿的人都信基督教，就扛两台摄影机，上山了，想看看那教堂。走的时候，碰到一队长，他说他妈在前头呢，这队长六十多了。我说你妈多大了，他说我妈一百了。我操，赶紧去呀，追，有两老太太坐在那儿正喝酒呢，一个一百零二，一个九十九。跟那老太太开始聊，采访似的，就在那儿拍。旁边还有一八十岁的老头跟那俩老太太说，你跟她们说点，他们拍完就走了。那俩老太太就讲，跟他们说，那是你们男人的事。我们不说。那意思就是，你们是那种，来的人要应酬，就要讨他们的好，我不说。然后，她们讲她们俩的事，什么呢，就是一生中遇到的鬼故事。操，当时，我就觉得这样的人的跟山似的，我操，只有你仰视人家的份，没有人家他妈的仰视你的份，牛逼。这是人，过瘾。你每天居在这城里，每天看，倒是挺祥和。所有人都特客气，管你叫导演，老头，但你会觉得特虚。

　　第六代

　　他们是看影像长大的一代。

　　王小帅和娄烨那时候刚毕业，他认识我一个朋友，是香港的，叫舒琪，不是那舒琪，是一影评人，也能当导演。他十三岁写影评，文章比较犀利，得罪很多人，但我和他的关系特别好。他们一帮人作一中国二、三十年代电影回顾展，到国外去放，好像是80年左右的事。回来的时候，舒琪听说北京电影学院有个学生拍了个电视片挺好看的，那是我拍的，叫［我们的角落］。他看了以后，特别喜欢。就这样跟他成为朋友，每个月会通一两封信。他跟我讲，有个叫王小帅的学生不错，有一个短片在香港电影节得奖了，他说能不能帮他找些钱拍片。小帅和娄烨来找我，他们俩是哥们吧。我当时就给他们找过一次钱，在北影后面的招待所写过半个多月的信，没成功。那个时候，是文艺片转市场电影的时候，那时候要求娱乐片式的。当时有一个哥们是搞企业的，想投电影。他的买卖有点问题，做了一半，就吹了，。但跟这帮孩子一接触，成朋友了，所以这事就一直在我心里搁着。后来又跟唐大年这批孩子来往，这批孩子有点意思，他们有他们自己对电影的理解和看法，不错。有的东西，我挺喜欢。［蓝风筝］以后，我离开一段北影，大概有两年。跟那老厂长闹别扭，我就走了。韩三平当头的时候，又把我给找回来了。他说你回来吧，帮我做做策划。我当时，提了一个观点，我觉得电影还是属于年轻人的东西更好看一点，我说你可以把这些年轻人签到你这儿来，作为中坚力量来培养。他当时很同意这个看法，他决定开一个公司，做这个事情。这样，就把学长、小帅他们这帮人请来，开了一个会。我记得很清楚，韩三平春节还请哥几个吃了顿饭。很快呢，学长就拿来了，［钢铁是这样炼成的］(现名［长大成人］)，小帅就拿了［扁担，姑娘］的提纲。这两个提纲都不错，给三平看，他也喜欢，就开始操作，从朋友那找钱拍，但是这两个片子不太顺的原因是：第一，这两个导演第一次做，一个钱花的比较多，也有他们经验的问题，后期剪辑的时间非常长。第二，由于电影局的人事变动，有半年没审片子，就把这两片子搁下来了。又重新换了个审查室，这两个片子在审查的时候遇到很多麻烦。而且在经济上，这两个片子每个片子超了一百多万，对我来讲是个很大的负担。那年，还帮章明搞了［巫山云雨］，还有王新生的［桃花满天红］，帮他找的剧本，策划什么的。以及霍建起的［赢家］，那年做了不少事。从学长那片子(指［巫山云雨］)，就感觉年头越来越不好了。我就不再做了，当然还有一些创意的东西，比如大年的［都市里的天堂］。

　　他们这帮人的优点跟我心中的电影方式更接近，他们是看影像长大的，而我们是读文字长大的。我觉得越往后的年轻人对影像的表述力越敏感，从电影发展的趋势来讲，影像这东西会占主导地位。他们也有他们的问题，他们比我们这代人自私，比我们这代人更急。我们这代人成名也好，出来也好，实际上是时势造英雄，我们没有想过这些东西。比如说［盗马贼］拍完了，贝尔多鲁奇是那届威尼斯电影节的评委，他说你上那去吧。我说拿那干嘛去呀？他说那有个电影节。去电影节干嘛呀？他说跟你说这没用，我找个人跟你联系吧。他就找了一个我认识的选片人，让我能不能把拷贝寄到威尼斯去。我说我哪有那么多钱，买个拷贝寄到你们意大利去呀？我说不行。你瞧，我们对电影是这态度。这是我个人的想法，他们第六代好像更多的是想参加电影节，西方很多人的评论对他们可能更有益处。

　　很典型的一次，是在荷兰鹿特丹的一个活动，当时我拍完［蓝风筝］，形势不是很好，好多外国影评人和记者是出于好心，组织了二百多记者和制片人来搞一个活动，就让我、王小帅、张元这些人，还有宁瀛(宁瀛后来跑了)来谈一下中国电影现状，我当时就特别反感，中国电影好坏，与你们老外没什么关系，我操。我们不可能拿你们的钱把中国电影繁荣起来，这不可笑吗？在会上就有点不欢而散。也是因为这个事，上海驻荷兰大使馆把地下电影这个情况打回来一个报告，也是因为这个电影节，有了一个七个人不许拍电影的一个禁令，也是中国电影界的第一个禁令。回来以后，因为和田部长变成好朋友，其实当时我就讲，这帮年轻人可能是有点急功近利想成名。我们交换了意见后他们基本上没发言。那个会上，主要是我谈了一些问题：中国电影不能靠你们这些外面人的一些钱的看法。这些东西，对第六代来讲，他们进入的时间长了，或者说得到一些东西，可能心态就会越来越好，和他们的成熟都有关系。倒不算是缺点，名利在人生当中都要遇到的，不能说拿一种模式去要求人。大家去竞争，也不一定是坏事。另外一个，他们从学校考入学校，这是一个很独特的环境(针对第五代而言)，电影学院这种群体是很边缘的，真正地对生活的认识和看法，还有待于开阔视野。这个可能是他们比较致命的。现在，最时髦的电影就两种，一种是讲边缘，一种是讲自己的历史。一个二、三十岁人的历史有多少，可能是有些独特的感受，但并不具有典型性和文学性。我们出来的时候，吴天明、郭宝昌、吴贻弓、谢飞，包括我亲身经历的内蒙厂的郁杰，昆明厂的南吕。这一批人支持对我们拍电影表现出极大的宽容和热情。我是觉得，得有人去挑这头，把他们这帮人，这身土一拔拉就出芽了。可能，你不拔拉，它也能出来，你早拔拉，他们会早点出芽。他们是在一非主流的环境下生存。不正常，心态不正常。早点跟主流的东西接触后，你会对主流的东西有一个认知，相互之间，主流对你也有一个认可，不把你当成贼了。警察不把你当贼，就把你当朋友了。人家老逮你，这不成。好多事情，就有个交流，大家都是受过教育的人。这件事情不是说特别怎么着，也有点报恩意思，对宝昌、天明这帮人。也确实让这帮人出来了。让中国电影个性化，多元化了。还是忧患意识，这人贱，没办法。这事做完以后，差那帮哥们四、五百万的本，还不了。那都是真哥们，我操，听说有难了，提着钱就来了。我太想还人家钱了，但良心话，他们也不缺这点钱。

　　这十年，细想想，是耽误了自己不少事，但没拍电影，我也不是很后悔。

　　正说着话，田导一熟人牵着一条又高又漂亮的黑犬过来了，敢情这狗也是一演员。田导问那人这狗上户口没有，那人说没有。田导说要举报他，那人说逮着了，还得给他送回来。原来那狗是美国户口。田导便又多看了那狗几眼，敢情是外宾。

　　插曲过后，我们继续聊。

　　吴清源

　　一时冲动。当时，邹静之(一诗人，现作影视策划)拿本书过来，这挺有意思的。一盗版，感觉天外有天吧，是有点意思。有天，李少红他们公司人就说，你他妈闲这么长时间了，给我们拍部戏吧。给我拿一剧本，我一看没法看。他说你到底想拍，我说我拍吴清源吧，想跟他们出一难题。当时找老聂(聂卫平)都没联系上，后来联系上了，让我们过去。接触老爷子，挺有魅力的。挺看得开的，八十八岁，我还想他九十岁生日，把它拍出来呢。这部戏我都琢磨一年多了，你说这电影整天是琢磨出来的吗？说不定，那天摔一跟头，就想好了。

　　［盗马贼］在下个世纪

　　田导曾说他最重要的作品［盗马贼］是给下世纪的人拍了，距说这句话的时间，现在已是下世纪了。

　　号称有追求

　　我跟无数人解释过，这实际上真是一玩笑话。有一记者跟我说，我喜欢这片，但我没看懂，你拍的是什么，你跟我说说，行不行。当时就觉得，你丫不能这么说话吧，没看懂，叫什么喜欢呀。我就说，看不懂，我没法跟你解释，那是给下个世纪的人拍的。他就给写出来了，弄得这事还挺大的。你说你这电影给下世纪的人拍的，这话不完整。但电影确实可以流传世纪的，比如现在还看［党同伐异］、［叛舰波将金号］、这真的是快一百年了，我们还看［公民凯恩］、［去年在马里昂马德］、它们跟文学和音乐一样，是可以流传下来的。可能很多做电影的人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这样，我觉得这是对的。但电影还有它的现实性。

　　你说真到了这世纪了吧，又有什么变化，就是岁数大点。而且我觉得这新世纪开春，不是特理想。双子大楼也给炸了，我操，现在连中国民航的飞机也往下掉。包括电影，宗教、种族、能源、环保的问题都很严竣。中国人挺高兴的，又进WTO，又申奥了。全世界总归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吧。我是一挺悲观的人。

　　拍［小城之春］时，我从来没想过这事，因为你重新拍一部电影，是费力不讨好的事。那儿有一张画，你临摹去，那是精品，你临摹的再好，也是赝品。在这世纪变革的时时候，我看了这电影，真觉得特别感动，我得拍它。那时候，就想好了赝品和精品的关系。即然你不怕失误，就没事，就没有负担了。另外一个，我想，很多人没看过［小城之春］。仅就［小城之春］而言，作为一个导演，你能从中找到让你冲动，让你去琢磨的东西。还有一很大的念头，这东西花不了多少钱。你想你十年没拍戏，操，真是猫瞅着狗不拉屎。想你好的人吧，希望你拍戏，对你希望特大。想你不好的人吧，恨不得你丫冲这剧本，操，举枪就把你丫毙了。你老不干这活吧，真就不干也就罢了，成电影活动家也行。做导演有一种愉快，它太单纯了，它不会去考虑乱七八糟的事情，没有那么多忧患意识。就这么一件事，你把百分之百的精力得放在这件事情上，它对人来讲，是一快感。就像你最后几天要出稿，所有的东西都堆在那儿，当你把它一完的时候，那个心情是不一样的。电影也一样，喊一声停的时候，或你最后混录的时候，一千多震荡，“啪”一声板打完的时候，录音师过来跟你握手，你会觉得很开心。人有时候非常需要制造一个单纯的空间，你不会被任何人的事情所困扰，有个人找你个事，你又办不了，这就很难办。有些人人品很差，你又不想帮他做这件事，他又找到你了，你从全局的利益上想，你又觉得没有道理不帮他的忙。这样，就分散了你的精力，耗费了你的精神。你拍了很多次电影的一个人，每当你听到你最后的朋友又开拍的时候，你会很难爱。就算这电影不好看，他不应该拍这个，他毕竟还是拍了。去了现场，你会更难受，你像个局外人。李安拍［卧虎藏龙］的时候，我去了。他埋怨我，说拍戏，也不来看他。说没一朋友说话。我当时就觉得，你丫，我操，叫我看你，你丫多幸福呀。这么多人那么单纯地呆在一棚里，安安静静的，喊预备开始呢，操，连屁都不敢放。我觉得还是得拍电影。你有十年没拍电影了，你对你自己电影的定位比原来高了。以前，对电影的一种热爱和冲动，你可能拍过一些好电影。因为对电影的失望，也拍过一些烂电影。当你明白，电影对你的价值的时候，拍了一部［蓝风筝］，不能再拍的时候，你会反复地去想你心目中的电影，你会越想越高。这就有一个问题，你的能力做不做得到。你小学毕业，哥们，我操，朝外的说挺好听的，什么大师，这呀那个的，实际上是件很可笑的事情。你心目中的东西和你想像的东西差距大的时候，你真的是有点害怕，你觉得你出不了手，或者你看什么东西你都看不上。有一段时间，挺恐惧的。这电影能拍成什么样，你想好了吗？你有了百分这百的底了吗？没有。这实际上是个挺有意思的过程。拍完［小城之春］最大的心得就是，对费穆，对电影，我又有了一个认识。我那天跟香港的一帮人聊天，我特别想成立一个继续教育学院，拍了四、五部戏的导演，你应该回去读书，你应该回去研究电影，再去拍。我拍费穆的过程里，我有这个体会，你突然间你觉得好多东西你拍不来的时候，你再去看费穆的［小城之春］的时候，你去想他，去感觉这个老前辈的时候，他其实教给了你拍电影、想电影和认识电影的一个东西，这个过程题，是你以前上电影学院从来没有想过的。我说我得天独厚，我没有想到重拍［小城之春］给我的结果是能给我一种新的观念，我以前好多困惑的事情我想明白了。

　　它是几天发生的一个故事，它这几个人物，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它这种叙述的方式，故事的结构。它的难点就在于，它太简单了。我老说，艺术的极致最后上就是一个简约，越简约越好，这当然是指某一种类型。简约，这东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特别难。我看了费先生这东西以后，我常想他的简约是如何提练出来的。对我就是一种帮助，我再拍的时候，至少我不希望我复杂过他，我要重新去不同的简约一次，我要给我自己设置一个题，我要改造我自己，我要把我所有的经验都调动出来，做这件事情。这部电影，不管它未来的成败，不管人们怎样评价。我觉得对我而讲，是个很奇怪的收获，好像是对我十年未拍戏的一个总结。过去想的东西，在这里面得到实践，这十年来的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也在这部电影的人物中有了一种渲泻。

　　戏拍的很快，从阿城给我剧本，我再改一稿，我再找演员拍，很快，几个月就完事了。整体来讲，从故事来讲跟原作相比没有太大的改造。只是后半部分，戴礼言在原剧中是无意间得了心脏病，我现在把他作为一种主动地想退出，加强了戴礼言的一种心理活动。我不知道费先生是怎么做案头的。我们在分析的时候，我觉得戴礼言以前应是一挺牛逼的人，随着战争，随着家庭的破败。原来章志枕可能是很崇拜他的，他跟章志枕好的原因，是章志枕带来另外一部分比他低的层次的新鲜的东西。他的内心世界是个境界很高的人，然后他的男性的东西又藏得很深，表面上他是个封建家长。他对太太，对妹妹，对家庭，有一层罩。他拿不掉这个东西，但内心，对夫妻和对朋友的定位，他有一种很清晰的态度。在这些态度中，他要去选择，他会选择一种壮丽，不是无意的壮丽，而是有意的壮丽。另外一个，以前那种文明戏的味道特别浓，那个时代是新电影，我就让阿城做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台词增加了一些白话的东西，但又在那个时代氛围里的。因为是重拍，不想像费先生当时那么近的距离，有旁白，景别也比较饱满，近景比较多。我们今天拍，做的稍微远一点，主要是中、远景。表演、环境、造型的控制都在似与不似之间。你说是那个时代，是，但肯定有加工的感觉，是实景和真景的结合。我说不上来，一般观众可能不理解，这也就自己过过瘾吧，挺扯淡的事。号称有点追求，实际上是瞎掰。

　　造型因为有李屏宾，叶锦添应该是不错。当年费穆是在片场里拍的，他的景东南西北里都有。我们是在苏州找的一个真的大院里，那地方还行，就是太他妈的热，每天换四件衣服，身上全妈是痱子。

　　［小城之春］春节前已经通过了，但要在全国公映，最快可能在九月份。投资人应该是把这片子拿去参加电影节，参加电影节之前，一般是不让放的。我也不知道他们要参加那个电影节，但听说，党组织要求要我们参加上海电影节，上海电影节好些年没中国片子参加，也得补贴补贴。我也不知道，管他呢。

　　天色不早，我们赶紧问了最后的几个问题。这时，大家都淡淡的，但有种不知名的内意在蔓延。我们很喜欢他的电影，田导总认为他是有些寂寞的，“不会吧”，他倒先问我们看过他的那些片子。老实说，除了［小城之春］外，我们都看过。他说起张建亚，说他有一个智慧的前额。他说起他比较迷的导演马丁-斯科赛斯、费里尼、安东尼奥尼、他现在最感冒的是南斯拉夫的埃米尔.库斯图里卡，像影迷那样。收集了他的每一部片子。他说这人比较智慧。他再次提到了姜文，他认为姜文的感知力已经到头了，可以了，但姜文还有待进一步去领悟。他对贾樟柯的［小山回家］印象不错，但却对普遍叫好的［小武］不是那么认可，田导认为［小武］不如［小山回家］那么朴实，纯粹，要表达的东西多了一点。而王小帅的［冬春的日子］还可以，能看，但不是特别好，王小帅的东西有点小气，我想指的是王小帅影片涉及面较窄。他还喜欢［指环王］，好莱坞的大片，他最喜欢的还是［ET］。

　　田导又主动聊起了他拍戏的经历，从第五代真正的处女作［红象］，接下来的［九月］，到给［边城］当副导演，满世界找女演员。后来便是震惊影坛的［猎场扎撒］和［盗马贼］，以及根据老舍小说改编的［鼓书艺人］，对他最特别的作品，惟一的商业片［摇滚青年］，他感觉挺别扭，益处也是有的，交了一个铁哥们，主演陶金。在［蓝风筝］之前，他还拍过［李莲英］。田导的作品不多，说良心话，有份量的就那么几部。这几部像够了，又好像远远不够。

　　我们还问过田导，作为一名导演，是智慧重要，还是厚道重要。他说两样都重要。其实我们最想说的是，你就是一个又聪明又厚道的人，或者导演。

　　我们走了，并把田导的一盒万宝路全抽完了。

　　想不到：

　　他比我们想象的要更有几分岁月的擦痕，头发白了不少。但精神很好，像他心中的草原一样旺盛。但很多事物还是应合了某些传说和我们的想象，比如他的爽快和明朗，以及那种与旷野相关的生生气息。但这不是扑面而来的，而是随风飘散的。说句不恰当的话，有一种惰性的自由仿佛始终贯彻在他一起一伏的生命当中。我们在电视上也偶尔见到过他，他在拍戏，或在恩师那儿客串一个角色，或在同学聚会中叼着他标志性的烟斗，他是寡言的。而在这个春末的下午，他对我们说了许多。用不着一问一答，他便绵绵不绝了。幽默和健谈，乃至宿命式的平易，虽给我们带来惊喜，但这都是次要的，关键是，他让我们钦羡到人之为人能拥有这样的态度，是份相当过瘾的事情。不管这种态度的来源在何处，反正他已经有了，这就够了。更重要的是，他进一步地让我们体认到，导演不仅是一种抒怀的手段，更是一门需心智紧密配合的职业。

　　临走时，我们说田导，你为我们杂志写几句话吧。他说他的字不好，也没有什么好写的。我们给他提了几个，好比“电影之春”、“我回来了”之类的，他觉得不好，一个人走来走去，并不停地鼓捣他那个被烟油堵塞的烟斗。我们催了他几次，他一边往手掌上使劲地敲击着他那个不争气的烟斗，一边说：没看见我正忙着吗？话是这么说，田导还是回到他的小屋里，趴在他的桌子上，冥想着他该写些什么，到底还是让他想出来了。

　　习惯用语：

　　田导生在北京，长在北京，京片子是少不了的。有些话甚至是有些“糙”的，但劲道就在这里。在痛快和干净之间，我们选择了痛快。

　　我觉得：无疑他有一个不被外界干扰的主观王国。

　　可能：他跟许多人一样经历了太多的如果，这“如果”“帮助过他，也遗忘过他。于是，可能便出现了，成与不成之间便有了许多趣味。

　　有意思：他的壮丽在许多人的心中，他自己那儿也应当有一处那样的景致。其实也就是有意思罢了，一件事，一个人，都可以这样。

　　遗撼：

　　电影是门遗撼的艺术，干我们这行，何尝不是。我们很想要一张田导年轻时的照片，想看看他意气风发的样子，但田导没有攒相片的习惯。这倒也罢了，他那个关于云南的纪录片，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也没有得到任何图片资料。那个关于“山”和“像山一样的人”的故事是我们此行最大的收获，我们只有等待田导能尽快地完成他的这部作品。

　　事先，我们也准备了一些很三八的问题，但真见到田导，又觉得自个太幼稚了。但他在海内外存了如此多的知己，一定有他的一套，但我们没问。他的个人生活，我们又不知道该问不该问。

　　最后，关于他最鲜为人知的一部作品，与［蓝风筝］同年拍摄的［特殊的手术室］，我们没有向田导提及，这是我们工作上的疏忽。

　　小城之春的故事：

　　上世纪三十年代，南方的一座僻静的小城里。年轻少妇周玉纹与丈夫戴礼言，相敬如宾地过着平淡的日子。青年医生章志忱的到来打破了这平静的生活，他与礼言是阔别八年的朋友，更是玉纹过去的情人。三个人都有各自的旧情难忘，此时礼言的妹妹戴秀也爱上了志忱。四个人，加上一个老仆，过了一段微澜涌动的日子。章志忱走了，他们也已不同的方式和他作了一次告别，小城重又恢复寂寥。文/尚可 现场摄影/张议元 剧照摄影/王小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