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极盛期的建筑群的模拟复原图，图左箭头所指处为“活动影戏部”。这个宏大的建筑群毁于日军的炮火早期的商务印书馆临街一角
1918年商务印书馆成立了专门的电影制作发行部门活动影戏部，标志着中国电影制片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不同于之前“亚细亚公司”的外资背景和“幻仙公司”的投机性质，“商务”活动影戏部自资经营，具有相当的技术基础和规模，有比较明确的制片设想和
管理制度，它的成立是中国电影产业规模经营的开始。
对比1905年丰泰照相馆里的“玩票”之举，13年后的中国电影已经登堂入室，人们开始发现电影产业的力量。徘徊在教育与工业之间
1917年，因着一个偶然的机缘，商务印书馆得以以一个较低的成本进入电影业。商务的创办者一开始显然并没有要在电影本身开创大局面的野心，他们不曾想到自己会在中国电影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当他们的电影事业终于发展起来的时候，他们肯定也没有想到，作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文化企业，商务印书馆会在电影领域败退得如此彻底。
和现在电影业的全球化趋势没有两样，上世纪初的中国电影业一开始就呈现出国际化姿态，国外影片是电影的绝对主流。不过并非所有的电影投资者在中国都有利可图，商务印书馆就是从一个接近破产的美国片商手里买下了它的第一批电影设备，并由此走进电影业。
“商务”电影的这个戏剧性开始可以给它的整个电影生产历史作一个很好的脚注，1918年商务活动影戏部成立，很快就成为中国民族电影的一个重镇，陈春生、任彭年、杨小仲等一批当时最优秀的电影人成为“商务”电影的中坚力量，当时的“商务”，以“抵制外来有伤风化之品，冀为通俗教育之助”、“表彰吾国文化”为宗旨，生产了风景、时事(新闻)、教育、古剧(戏曲)、新剧等各类电影数十部，一时成为民族电影兴起的一面旗帜。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大型出版机构，以普及文化，昌明教育为宗旨，电影活动作为“商务”的一个分支，显然保持了这个传统，这在他们摄制的古剧《春香闹学》和《天女散花》中表现极为突出。
“商务”高层虽然大力弘扬民族文化，但也深知电影作为新兴的表现形式，新剧才是电影发展的正途，不过如何在新剧中注入更多的文化内容，显然让“商务”人伤透了脑筋，1920年摄制完成的新剧《车中盗》带来了巨大的成功，并且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部类型片，不过“商务”高层对此却未必满意，在他们看来，《车中盗》不过是一场无聊的闹剧，对“通俗教育”并无助益。
电影业本身的大工业特征早已确定了电影作为娱乐产品必须以大众为对象，其他的艺术电影、教育电影向来举步维艰，不光在电影已经诞生100年以后的今天如此，其实早在“商务”时代，前辈们就已经为此焦头烂额了。真正能够带来利润的娱乐片不是“商务”的经营方向，于是在1926年，商务最终将活动影戏部独立出去，组成国光影片公司，“商务”的电影活动就此终结，而国光也在一年之后宣布停办。
1932年，“商务”的电影拷贝和几乎所有文件都毁于战火，“商务”在电影业的最后痕迹就此消失，对于固执坚持教育路线的“商务”电影来说，这样的退场或许最为合适。
“商务”经营电影的时间不长，却成绩斐然，出自“商务”的杨小仲、任彭年等更成为著名的电影导演，而起于破产的美国商人，终结于日本炮火的“商务”电影，更是把电影在社会与工业之间的永恒挣扎留给了将来。涂涂《车中盗》———最早的类型片
从现在的眼光看，《车中盗》这部短片可以说是商务印书馆当时拍摄的影片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它已初具类型电影的雏形，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今后的武打和侦探电影。
电影改编自当时流行的美国侦探小说《焦头烂额》中的一章，与后世的侦探片相比，情节并不复杂：两个刚刚出狱的盗贼无力谋生，在火车上行窃，并将赃款藏匿在地窖之中，大侦探倪歌德在一个卖花女的帮助下最终破获此案。
这部侦探片受到观众的欢迎，并且从此为电影确立了一个方向：娱乐观众。几年之后，《车中盗》的导演任彭年拍出了长达13集的武侠巨制《关东大侠》，不但成为第一位武侠片导演，更把娱乐精神推向了极致，晚年的任彭年在香港导演粤语片，拍出了一大批娱乐大众的“侠女影片”，对香港电影的娱乐化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来源：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