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如果你星期二去香港电影院看戏，依旧能买到25元港币一张的戏票，这是2002年9月18日，香港电影工作者协会向政府求救后，得到的回复表现之一——降低戏票价格。当然，没有改变的是，2004年的香港电影又开始了低潮和求救。
2004年12月2日，部分媒体开始以“香港电影冰河期”为标题，香港电影顿时以“猝死”的姿态出现在各大媒体上，而导演陈嘉上“用唱国歌的声调喊出了自己的心声：起来，演
员同志们，香港电影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成为了渲染这场“猝死”的最佳细节。一夜之间，以成龙、曾志伟、林小明、施南生等人组成的“紧急应变小组”，在位于香港新界寰宇影视公司18楼的办公室里成立。2002年之后的另一场香港电影人大游行似乎迫在眉睫，用前金像奖主席张同祖的话来说：“事不宜迟，我们立刻上街。”此次游行的主题是：“呼请政府伸手帮助影业逃出生天的问题”，而从电影人口号中可以看出，他们认为让香港电影业人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是(BT)网络下载。
去年12月9日，香港工商和科技局推出检讨《版权条例》的咨询文章，香港演艺人协会会长曾志伟敦促香港政府把“点对点下载”刑事化，但政府最终因为现有法律无法将点对点下载视为传统盗版行为，所以无法制裁，也没有将BT列入咨询范围。
本报记者调查组围绕“香港电影冰河期”的说法，开始了广泛深入的调查，香港电影为什么一夜之间到了冰河期？香港电影需要救亡图存，它有什么样的新路可寻？带着这些疑问，记者历时1个多月，分别采访了香港大中小电影公司负责人、导演、编剧，试图展开一幅香港电影现状图。
1 冰层以上的原因 卖座？吹水？假票房？
●“这几年有很多很坏的东西在香港，包括假的数字，有一条电影院线整条线的票房都是假的。”
●“一部戏的宣传都没有做到200万元，他们还要拿200万元去买票。为了香港一个那么小的地方，我觉得很滑稽。”
——陈可辛
A 香港有一条电影院线，整条线的票房都是假的
《功夫》之中，客串的冯小刚踏出警察局大门时，有这样一句闲侃：“我投资什么都不会投资电影，星期天电影院一个人都没有。”说完这句实话，他就被斧头帮的人砍死了。评判香港电影是否到了冰河期，最快速准确的方式就是看影片的票房。
按照香港电影协会的统计，2003年港产片收入前20位的电影票房总成绩是3亿4500万港元；而截至2004年11月15日为止，港产片收入前20位的票房总成绩是2亿6600万港元，这当然还没有包括12月上映3天就收入2000多万港元的《功夫》和400多万港元的《天下无贼》。事实上，同样截至2004年11月15日为止，在香港放映的前20位票房最高外语片，其票房总和也不过是2亿9600万港元，而过千万元票房的港产片还比过千万元票房的外语片多一部。
这样的成绩，虽然无法与香港黄金时段相比，但无论从哪个方面比较，香港电影在票房上都看不出“冰河期”的病态，为什么香港电影人会说它“接近死亡”呢？
“今年其实从年头到现在，港产片真正卖座的是能数得出来的，就那么两三部，就算口碑很好的《新警察故事》也只是2000多万港元，我们也相信这是它的真实数目，但是春节前的几部片都是1000万到2000万元，业内人士都知道中间有多少灌水，所以实际上这些数字都是不理想的，就算一部片能真正卖到1500万元又如何，有时连一个大明星的片酬都不够。”香港金像奖主席文隽面对记者的疑问时，毫不掩饰对香港票房统计的不信任。
导演陈可辛的回答更加直接：“这几年有很多很坏的东西在香港，包括假的数字，有一条电影院线整条线的票房都是假的。你去看每天我们有票房报表，看上去我们其实还挺有制度的，每天的票房报表都可以拿到。但有几家永远是6万、8万元，别的院线最好成绩是5000元时，它也是6万、8万元。”
银都机构经理林炳坤对陈可辛的看法表示了认同：“有很多水分是肯定的。因为它本身要宣传，另外卖到外埠，有个好的成绩对它的价格有个好处。所以是避免不了的。至于吹水的幅度多到多少，就没有一个很准确的数字了。但我估计他说的比以前多了是肯定的。”
那么这个“票房吹水”究竟是戏院想要夸耀自己影院的上座率，还是电影公司主动要求“吹水”呢？“其实这是以电影公司为主导去做的。电影公司会跟院线有个默契，帮助他的片子做一些宣传以获取实质的利益。”事实上，“有些公司不一定去做这个事情，有些公司是没有能力去做这些事情，因为有些院线不一定会帮你去做这个浮夸的。”陈可辛十分肯定地说，起码有一条线常年以来都是在虚报票房：“这条线多的时候开埠时没有100万元也有60万元，到最后30万元里面有10万元是假的，那条线业内人都知道。”无可否认的是，香港电影存在一定的吹嘘票房现象，而且吹水幅度甚至可以达到三分之一。负责每周统计发布香港电影票房的行政干事从运滋向记者表示，他们其实无法确切保证这些票房的真实，因为“每周影院都会把票房报给我们，有些我们经验上感觉特别高的影片，我们会提出一些质疑，但也仅此而已，我们是没有力量去一一求证的”。
据说一家电影公司的老板，其新片出来之后吩咐下面工作人员，这部电影一定要上2000万元，“上映2天之后发现怎么灌水都灌不出来，就改成1500万元了”。为什么香港电影人一边高呼“现在非法下载电影，每年使电影界损失近一半，即4亿港元”，一边又在颇费心机地制造票房的虚假繁荣呢？
B 为了让票房高些、再高些，“他们”可以花钱买票
陈可辛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了录像带的价钱。”
与内地不同，香港娱乐业是不用缴税的，电影无论票房多少，在税务上都不必承担责任，票房高的影片会给观众造成“值得一看”的印象，对于不了解香港电影内部运作的国外市场，在购买影片海外版权的时候，也会将票房视为重要参数，因此，让票房高些、再高些，对香港电影人来说，几乎是有利无害的。
为了提高影片票房数字，“很多公司会拿钱去买票”，有的公司为了宣传，甚至不惜拿200万去买票，“我一部戏的宣传都没有做到200万元，他们还要拿200万元去买票，有些叫买票，有些叫送票。为了香港一个那么小的地方，我觉得很滑稽。大家钱都没有你还拿钱去买票，片子的票房是300万元，你拿200万元买票，买到500万元也是不好的票房”。
那么香港影片的真实票房究竟是多少呢？如果按照电影人说法，减掉三分之一的注水票房，排位在前20位的港产片平均下来每部只有不到900万港元的票房。去年香港影协公布的票房最低港产片是《婚前杀行为》，一共获得了2300港元的票房，这个票房的成绩甚至不够买一部中档手机。
2 冰层以下的原因 钱.谎言.录像带
在所有采访对象中，百分之百的人都谈到了现在用BT技术进行网络下载的危害，只要几十分钟就能下载完一部电影，“现在非法电影下载，每年会让电影业失去近半票房，即近4亿港元。今年香港仅有63部港产片上映，与网上盗版猖獗不无关系，长远下去会让投资者不敢投资港片”香港影业协会总干事从运滋总结了电影人对于“非法下载”的担忧。
英皇公司的影片专门针对年轻人，而这些年轻人应该是最快熟悉并掌握BT下载的，但从2004年港产片票房成绩看，英皇的三部电影《新警察故事》、《千机变Ⅱ》和《大佬爱美丽》票房均超过了1000万港元，英皇的影片为什么可以抵挡BT技术？英皇公司电影部行政总裁利雅博告诉记者：“其实冲击是有，我们的电影的确针对年轻人，但感觉上他们用BT下载时会去下他们要看的电影，不会只选择针对他们的电影。我觉得BT的危害是对整个电影行业的，寰亚、寰宇这些公司都受到了影响，而不是英皇比较多，大家拍的电影其实都是针对年轻人市场。”
其实盗版，特别是BT下载，是全世界电影业都存在的问题，为什么会造成香港电影业如此大的动荡？银都机构的林炳坤一句话可能道出了问题的实质：“由盗版衍生出来的问题很多，比如国内的音像版权的发行，就因为盗版才使得它和电影上映的时间很接近。”
A 香港剩下来拍戏的就是那些搞发行的
2004年香港电影金像奖论坛上，内地导演黄建新痛斥香港电影人“搞乱规矩”，让音像制品与电影同时上映，而香港电影人反攻是内地人将这个“坏习惯”介绍到了香港。其实这样的争吵几乎就是家常便饭。音像制品，也就是陈可辛提到的导致很多电影公司不惜花费几百万元去买票房的“录像带”究竟有多大的魔力？
“紧急应变小组”成员庄澄，也是寰亚电影公司负责发行的经理，在面对“最希望得到什么样的空间”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短期内把香港的录像市场弄好点，不要太便宜看一部戏”，其次才是网络下载和BT的问题，最后才提到了人才断层也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记者注意到，银都机构的林炳坤谈到香港电影危机时，一直以2004年9月为界。去年9月香港电影究竟发生了什么导致香港电影迅速滑坡？“具体应该说是暑期后，这与音像制品的价格滑落有关”。其实2004年4月开始，音像制品零售价格已开始滑落，从原来的30多港元滑落到10多港元。不仅如此，一种新载体——压缩DVD出现，一张光盘就能存储大概10集的容量，“这种光碟市面售价是一张1港元到6港元，同时它也是盗版，对音像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有个音像销售商无比悲壮地对记者说：“人家周星驰拍了一辈子的电影，他们就把他放在一张碟上了。”
但“对于观众来说，这种压缩非常实用，不管质量如何，很多人也会因为价廉而去看VCD”。以盗版为例，以前是6元一张，看20多集的电视剧还是要100多元，现在只需要10多元就可以买全，“对我们出品商来说，当然不愿意这么低价就把音像版权卖出去，就变成了音像制品的版权费用上不去，影响了整个架构。”
吴思远毫不客气地指出：“香港有几家电影公司就是从录像带开始，再前一步就是做盗版。他们的目光太短浅，拍戏主要是为了供应DVD网络，他们不会拍高质量的电影；第二也是眼光短浅，在录像带上如果没收入就开始叫嚷，要求补贴。我从来没说通过政府补贴，可以对某个行业兴旺有帮助。政府主要职责是立法、打击盗版、限制违法下载，台湾就是典型的例子，台湾拍辅导电影，辅导了10多年还是没有起色。”
比吴思远更加直接的是文隽，他直接点出，“以前我老是说剩下拍戏的都是那些发行的，因为他们本身是个生产线，这些公司其实背后都有一个录像发行的，没法买片就自己去拍，像林小明的寰宇公司，本来是发行的公司，后来为什么拍那么多片？反正自己有个生产线，一天不生产也是赔钱，索性从发行变成制作的身份”。
B “《江湖》放弃了内地市场，可能损失1000多万”
面对这样的指责，林小明似乎也是一肚子苦水，他跟记者举例说，一部票房在2000万元的电影，2002年之前分到片方手上的钱可能有三四百万。但是现在要做到2000万的话，“广告费就要几百万，就刚好打平；如果达不到2000万的票房，电影就亏本了”。好像《龙凤斗》，在内地是1000万左右的票房，减掉150个拷贝，大概就是150万元了，简单的广告费就是250万元，按票房分下来是300万元左右，回到片商手上最多是100万了。“你要达到2000万元票房的话，肯定要花掉二三百万元的广告费，就是回来了也没有用，发行费用太大，票房收入完全不成正比。”
“《江湖》就是放弃了内地的音像市场，可能损失了1000多万元，应该说是不到一半、接近一半的价格。”林炳坤说明了音像制品为什么成为了比电影票房还重要的东西，“让电影和音像制品同步肯定是被逼的。我们很矛盾，如果不出，音像的收入就没有了，这块的收入很可观，好的可以卖到六七百万元，票房毕竟只是一部分”。
很多香港电影人意识到音像制品的价值是张艺谋《英雄》的1780万元天价拍卖，很多电影人第一次知道，原来音像制品可以是他们保本并且迅速赚钱的好方法。2003年香港娱乐业虽然遭到SARS重创，但实际上那只是电影院生意不好而已，观众乐意买影碟回家去看，又恰好遇到张国荣和梅艳芳去世，很多纪念他们的DVD让影碟市场红了一阵。对此林小明的头脑还是颇为清楚：“2003年下半年，好像每个拍电影的人都赚了很多，有很多电影可以拍，2004年这些片子开始播了，但那时候很多电影没有想清楚，就想国内市场和录像已经卖很多钱了”，经过一轮美好假象之后，从今年初开始，整个电影市场开始滑坡，“这个滑坡的原因，应该是因为2003年拍出来很多不好看的电影，还有就是电影也难拍，演员拍来拍去就这几个，过年之后，国内录像市场突然间滑下来。”
对此文隽是这样分析的：“‘英雄年’之后，好像音像市场很火，《英雄》是1300多万，此后半年，香港有些片的音像版权像《老鼠爱上猫》都是500万到700万元，2003年上半年所有音像出版社，用高价钱买的这些电影的版权投到市场之后全赔了。全赔了之后他们就没有钱再去付高价版权费了，然后就是盗版越来越严重，又有《北京宣言》说15天之后才能出品音像制品，音像出版商就说15天行啊，我们就在后面减个零，原本500万元就给你50万元，原来一些香港片还有几百万的音像版权费要收回，现在又没有了。”压缩DVD的出现让音像市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但是也可以看出此时制片方对音像制品的依赖。
C 我们永远都知道录像带是白粉
“录像带的人对电影的要求是站在录像带的要求，我们永远都知道录像带是白粉。”陈可辛对音像制品“主导”电影的现状表示了强烈的愤慨，“没有了录像带我们就根本不能生存，录像带是现在我们惟一肯定有收入的地方。电影院有人看没人看我们不知道，但录像带肯定是一大收入，我们不拿不行，不拿不能拍戏，但拿了其实死得更快，因为录像带本身就是杀死电影的一个东西，问题是我们又需要它的钱，所以说那根本就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困局。”
在林小明的记忆中，2004年只有一部电影是拒绝了同步发行音像制品的，那就是《十面埋伏》。“比如说《十面埋伏》上画的时候，曾经我听人说给他的录像版权费的价钱是超过1000万的，但他两个月之后才发行录像带，卖出去就只有几百万，起码跌了一半。我也在思考到底需不需要这么做呢？《十面埋伏》是特定时间就放它那一部电影，才能收1亿5千万元人民币，如果不敢保证全中国所有影院都放我的电影，我敢不敢过2个月才去发行录像带呢？”文隽也肯定了他的这种说法：“香港本土市场已经萎缩到根本没法做，现在就算是杜棋峰，票房收入也都在300万到七八百万元之间。”
3 急冻的地域效应 北京—香港，时差七小时
●“把一个戏硬邦邦地剪到适合内地为止，合拍片就成了不伦不类的电影。”——陈可辛
A “我们知道什么能放，什么不能放，不能说有正面意义，但至少都是白开水”
录像带市场成为了香港兵家必争之地，另外一个问题又凸现出来，是什么导致香港电影人将录像带市场放到了比票房更重要的位置上呢？
刘德华一直被认为是去年香港电影的“劳模”，其实比刘德华名字出现还频繁的是香港银都机构公司。去年香港有63部影片上映，银都机构参与制作发行的就占了三分之一。这是香港一个比较特殊的电影公司，它的前身是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成立的长城凤凰电影制片厂。那时长城公司都是做一些爱国的影片，题材比较正面的东西，包括《三笑》、《画皮》、《屈原》等等；“文革”前的一些片子，像《李双双》、《铁道游击队》，也都属于样板戏。从一开始，这个公司就跟内地的关系非常紧密，银都机构甚至享受内地制片厂待遇，内地制片厂的会议，也会让银都机构列席。他们也是“文革”之后最早开始拍摄合拍片的，一手捧红李连杰的《少林寺》，就是银都出面协调体委等部门，将一些好的运动员借调出来的。
“我们了解政策，知道什么能放，什么不能放。”林炳坤分析近几年自己公司开始成为其他各公司必争之合作公司，是因为“港产片要到内地放，的确要符合内地的规矩，而内地一向以来在电影审查上比较严格”，不是每个香港公司都能了解的。
林炳坤坦承因为他们公司的发行网络畅通，“在内地的发行和审批比别的公司有优势”，所以找他们合作的公司很多，同每家公司的合作内容多少有所不同。“我们的方针就是拍能在内地公映的影片”，所以在题材上银都公司坚持自己的导向，“不能说有正面意义的题材要多一些，但至少都是白开水。拍那些不会对社会有害的题材，这是银都的原则，也是银都前身的原则。没有意义的、负面的影片我们都不会做，一个是内地不能通过，还有一个是对社会的影响不好。”
现在几乎所有的香港电影公司均同银都机构合作过，“合作最多的是一百年，还有寰亚、寰宇、星皓，其他的基本上都有合作，包括镭射、邵氏公司也都有合作。”跟其他电影公司合作，是银都机构新老板强调的原则，“同样资源可以多拍一些电影，大家都不是自己出资。比如你有3000万元，自己拍可能只有4部或3部，但是合作的话，有更多机会去做，更重要的是，和业界公司合作，从题材、选材到市场评估，不光是我们公司一家、两家去评估，而是几家公司一起评估，每个公司都有相对优势，这样发行就会更好一些。”
从这方面看来，银都机构在目前香港各大电影公司之间扮演的，似乎更像是“内地顾问”的角色。去年受到CEPA鼓励，很多香港电影人开始拍摄合拍片，2004年两地合拍电影有30多部，比2003年多了10多部。正如林小明所回忆的那样：“CEPA刚刚开放的时候，国内市场突然打开，好像飞起来了，卖一部电影就像卖电视剧一样，光是录像带一样就可以回本了。那时的情况是，只要有演员就可以开机，好多人一窝蜂地去拍了很多电影，不管是什么电影，总之就是快，要国内批准的。所有的题材都没有变化，有的题材本身就很差，反正国家批准的就拍，不批准的就不拍，大部分都是喜剧、动作片。整个行业都很不健康。”
B “不要什么都想着要拍合拍片，那样创作者只能委曲求全”
正是这样的投机行为，导致了香港电影在2004年迅速萎缩，香港很多从业人员在编写剧本的时候，都非常注意内地的游戏规则，香港最卖钱的是黑道、赌博、鬼、情色等内容，但是内地审查制度不允许，所以很多影片没有办法把这些元素放进去，“恰好这些又是香港电影最能赚钱的部分，比较拿手的东西，这相当于把香港编导的利器拿走了，变得没有什么优势”，林炳坤对此也十分无奈，剧本上的商业元素少了，“对香港编导来说，从生活积累到经验都很缺乏。其实我们也在考虑，用内地的编导人才，加上香港的商业包装形式”。
大部分香港从业人员对于合拍片的概念，跟陈庆嘉一样是非常模糊的。作为一个比较本土的编剧，陈庆嘉表示自己的创作越来越多地受到香港电影公司的干涉：“这两年来港片失败的比较多，香港电影公司认为不管你编一个什么样的故事，都要把它做成合拍片，为了多赚内地的那部分票房，所以他们先给我们很多限制。我们只有委曲求全。作为创作者，当然希望在创作的时候先不用理什么内地、香港的差别。我觉得香港电影本身，也要走创作主导的路子。”
陈可辛对于一窝蜂去拍摄合拍片，从而导致香港电影遭遇困境十分不解：“其实CRPA之前，很多电影公司和内地制片厂已经有了一套合拍的模式，这套模式的标准还是有些取巧。其实在政策以外，民间都已经在进行了。这些合作，把录像带的价钱炒高了，之后大家突然有了钱，突然香港片有了很景气的样子，但是结果这些电影其实都不是真正的合拍片，因为没有合拍的精神，这些电影都不是拍给内地看的，只是要赚录像带的钱。当然内地观众也很直接，他们会觉得不如看盗版，因为盗版的东西是没有通过审查的，是原汁原味的，这些是香港片的特色。但这些合拍片基本上没有香港片的特色，更糟的是也没有内地片的特色，内地片还会针对审查来拍，但他们不会针对这些审查去拍，只是把一个戏硬邦邦地剪到适合内地为止。合拍片就代表了不伦不类的电影。”
题材陈旧也是合拍片的一个问题，林小明指出，张艺谋拍两部片都是古装片，陈凯歌也是拍古装片，“大型一点的电影都一定要拍古装片，要不然的话风险太大，好像内地出品的就是古装片。”
陈庆嘉表示，整个香港编剧的现状是不了解内地实际需要，部分编剧比较骄傲，不肯改变以往的写作习惯。同时，由于南北差异比较大，也不是一两天就可以改变的。“我想要做一个成功的合拍片编剧，一方面要融入内地人的生活世界，另一方面要抽身而出看他们的生活。我们早就进入了需要改变自己思维方式的时代了。以前只要喜剧，让人笑，现在需要有真正故事性的电影才行”。不要什么都拍成合拍片已经成为了香港编剧界的一种主流，“香港电影创作者的出路就是参加一些大制作的合拍电影，和内地的导演合作，至于香港片，就坚持自己的风格，先创作，再找市场，不要什么片都想拍成合拍。”
4 冰层上的人类活动 香港电影人齐齐北上
A 连王晶都到内地拍电视剧了
2004年有一件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的新闻，就是张卫健、谢霆锋在北京片场“殴打”内地演员王伯昭，而香港导演王晶出面调停。抛开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在新闻背后，你是否察觉到一直在香港拍电影的导演王晶，出现在内地的片场？这是他第一次到内地来拍摄电视剧。
其实只要稍微留意每天的娱乐新闻，就会发现大量的港台导演、演员出现在北京、上海、横店的电影、电视剧拍摄现场，香港两位大师级导演徐克、关锦鹏也在内地套拍电影和电视剧。
林炳坤表示虽然自己没有做过具体的数字统计，但他感觉上，很多编导都在往内地发展。“香港可能一部戏只要3个编导人员就够了，但是内地电视剧需要的编导人员就很多，从TVB、亚视出来的，基本上都会到内地去，除非是已经在香港拍了电视剧、电影。”星皓公司负责内地发行的唐文康甚至认为：“整个香港的情况是，起码超过70%的人失业。我估计一半以上的从业人员会到内地去拍戏。”
B 内地盒饭就比香港便宜好多
这样的情况不但发生在美术、摄影这些幕后工作人员身上，甚至连吴镇宇这样以前一直不缺电影拍的演员，都到了内地拍戏。作为中小公司，星皓公司必须在一分一毫上打算盘：“到内地拍戏很便宜，呆在香港拍就很贵，不说别的，光是一个盒饭香港就要20多元，贵过内地好多倍了。”
林小明说：“80%的人可能一年没有一部戏开工，对20%的人来说接都接不完，因为拍大片一定是那几个人，那些人接都不够接，一年接两部，12部要3个人做，一个人要做4部，怎么做？”“个个都用刘德华和梁朝伟”。
所以很多剧组为了控制成本，不再在香港找地方拍摄电影，而是到内地去拍摄。“纯香港电影在香港拍，合拍片都去内地拍，再不在香港拍电影，香港电影就没了。”星皓公司相对于香港其他电影公司来说，属于中小公司，他们虽然知道香港本土对于香港影片的重要，但依旧没有办法解决拍摄时捉襟见肘的资金：“电影制作成本很高，演员费也不少，我们现在要800万到1000万港元的演员费去做一部电影。”
C 香港本土对港片来说没意义
这便又衍生出另外一个问题，香港本土对香港电影来说究竟有多大的意义？星皓公司的唐文康沉思了一下说：“基本上就没有意义。”
以前香港电影人拍一部投资三四千万的电影，可以在香港本土收回投资，“现在内地拍《英雄》，投资1亿几千万元也可以拿回成本。”恰好相反的是，“香港现在的市场甚至不可以承受一部电影。”
以前香港片在韩国和日本的市场“都可以”，而现在香港好像慢慢“像台湾那样没有了电影”，“我们求生存的方法就是搞好合拍片。”这就遇到了一个貌似无解的死循环。“以前香港电影是以百花齐放而出名，什么品种的电影都有，但拍合拍片后，内地在题材上有种种限制，不可以拍鬼、不可以讲政治，不可以讲很多其他的东西。当一套电影没了这些元素之后，还叫什么电影呢？现在我们所有的香港电影人为了能拍合拍片，把剧情改成适合内地放映，但又想保留自己的风格，这样变成两边都不讨好。”
5 冰河人类的温饱问题 天天吃粥没人愿捱
2004年最卖座的前20部港产片里，刘德华演了5部，Twins演了5部，刘青云演了4部。在香港，几个明星的排列组合就构成了主流电影的主演名单，几个明星拉动了整个电影产业。与此同时，这些大牌明星的高额片酬也让香港电影背负了沉重的包袱。
A 现在这批人早就该退休了
2004年最卖座的前20部港产片里，刘德华演了5部，Twins演了5部，刘青云演了4部，几个明星的排列组合就构成了香港电影的主演名单。
这就是庄澄所指出的新生代问题：“黄霑死了，或者是张国荣死了后，我们有什么条件再培养出那么好的歌手和填词人？现在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不一样了，那时香港经济刚刚起飞，他们过着很辛苦的日子，有很好的意志力。现在我们怎么样可以培养另外的接班人？我们要适应现在的时代，思考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培育新的人。”
拨开幕前，幕后的工作人员，从编剧、导演到摄影、美术，“现在的创作人，比如陈可辛、陈嘉上，很多人已经40多岁了。在1986年吴宇森拿导演奖的时候他40多岁，我当时20多岁，就已经觉得他很老了应该退休了。现在这批比较年轻的导演也已经是40多岁了，30多岁的不是没有，但少得可怜。我们一般消费的阶层是很年轻的，10多岁、20多岁、30岁，老一辈的编导怎么编出吸引年轻人看的东西？我们需要有很多年轻人一起做。”
B “这个行业太苦了”
只要谈到编导的新生力量，几乎每个人都予以了十分大的关注，唐文康表示自己的公司从来都不只是去相信名牌，不是说几个导演，几个编剧就可以令整个电影业起死回生，“上世纪80年代有很多人出来，他们都是新人，到了90年代就是中流砥柱，(没有新人来接替)20年后还是这班人。”
那么香港电影圈为什么会青黄不接呢？“因为在这个行业太艰苦了”。林炳坤的这番话并不是出于对新人的指责：“没人愿意捱苦，或者是香港电影不能吸引有才华的人进来，甚至有些在外国念了电影的专业人回来也不一定有志在圈里发展，可能宁愿到大学里面教书，因为他得到的回报太低了。新的编剧如果是没名的，一部戏最多就几万港元，七八万到10万港元的不多。”
C 热心可以当饭吃？
但现在几乎没有一家公司会花钱养着一批编剧给自己公司拍片，多数情况下，都是编剧带着已有的剧本找电影公司，电影公司付他一笔费用然后买断，编剧价格无法提高，变成编剧花几个月时间做一个剧本，可能只有几万元的收入，“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维持”。面对明显不合理的市场，星皓公司便用是否“对自己作品有热心”来回答：“导演和编剧应该投入到一部戏里，情愿不吃饭，天天吃稀饭，都要拍出一部好戏。可能钱不多，但要有那个热诚。”这并不一定是“价值观不同”的问题，电影既然是一个商品，那么它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可以量化的，“确实有很多新的导演编剧出来，因为他要维持生活，如果接不到戏，他的生活就有问题。”香港电影公司在编剧上的“拮据”，直接导致了编剧人才的流失。
因此现在香港电影界基本上只有几个编剧在支撑，“他们有知名度，和好的监制、导演在一起，他的产量相对就很稳定，出来的东西就没有无效劳动。即使花了半年或三四个月去写，导演会接受，制片公司也会要。编剧要靠着制、编、导的结合才能有比较好的成绩。”
6 多少钱才能造间冰屋 细算港片的糊涂账
《千机变Ⅱ花都大战》影片上映之后分回去700万港元，扣去宣传和拷贝费用，四五万港元连给成龙跟他儿子的片酬都不够。 ——文隽
陈可辛的下一部戏是歌舞片，在采访中他不止一次感叹现在电影盲目崇拜大投资：“连歌舞片都要投资2000万港元。”
据林炳坤介绍，现在港片的投资，如果片中主演不是太大牌，起码也要四五百万港元，“等于制作费起码要350万港元左右，150万港元的演员费用，基本上底片、声音、后期都跟国际接轨，350万港元的制作费用已经很紧了。”如果演员片酬超过1000万港元，相对而言制作费可能就要六七百万港元，“那一个片子就是一千五六百万港元的投资了”。更大的演员班底就意味着投资费用越高。“如果刘德华跟郑秀文，加上杜琪峰，这个组合可能就需要1800万港元了，制作费也会相对提高，他们都是大腕，他们的起居饮食不能怠慢，有时到外国去拍片，比如意大利，飞机要头等舱，住要星级酒店，加上助理费用，可能要300万港元了。”影片中只要加上武打，费用又会再加上二三百万港元，“比如《千机变Ⅱ花都大战》，我们估计起码3000万港元”。业内人士有一种测算方法，如果超过1000万港元投资的影片，必须要有韩国和日本的市场才能平衡，还要加上内地，因为传统的香港市场只能维持500万港元的票房甚至更少。所以近年我们频繁看到香港明星到韩国、日本参加首映的新闻，刘德华和周星驰就是这种新闻的常客。
文隽曾经毫不客气地指出：“《千机变Ⅱ花都大战》影片上映之后分回去700万港元，扣去宣传和拷贝费用，四五百万港元连给成龙跟他儿子的片酬都不够。”香港电影为演员背负了太沉重的包袱。“一部影片投资多大你看演员就能知道”，只要影片里有些腕的，投资都是1000万港元以上。即使是《A-1头条》这样的小成本制作，投资也超过了1000万港元。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明星的高价并不是明星自己造成的，陈可辛指出这是“不同投资者所犯同样的错误”。演员费之所以居高不下，“就是他们一直垄断演员，这个行业都要死了，你还在玩垄断？我觉得现在应该是大家有什么好的拿出来一起用”。
“垄断，你签回去能用吗？你有钱拍吗？越大的明星就要拍大片，还要拿5倍的价钱去拍片，有那么多钱吗？垄断有什么用？明星的价格其实很不合理，站在一个不懂剧本，不懂电影的老板的角度来讲，他最保险的还是用明星，他跟我们不同，我们自己写剧本自己拍戏，我们掌握了电影，我知道有钱我去请刘德华，我没钱我就去请第二或第三的。”
“趁着CEPA，一些明星也把自己炒高了，那些演员本来片酬是200万港币，突然变成1500万港元才签了。”
陈可辛提出了联盟来分配资源的建议：“好像泰国一样，永远不要一部片对一部片，反正就是52个星期52部电影，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分配，为什么还要打来打去？”
7 冰河融化在何时 李小龙还能回来吗？
我们小时候其实香港电影已经死过一次，60年代香港电影快死了，70年代李小龙回来了，结果每个武师都来做导演……那些戏，都是很有香港特色的，很奇想，也只有香港才会想出这样的题材。 ——陈可辛
就在香港电影“紧急应变小组”成立前几天，香港导演张坚庭对媒体表示：“同粤剧一样，香港电影已经完成历史任务。”当然遭到了香港电影人的反对。但同时，有最后一个问题摆了出来，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香港电影？我们要拯救什么样的港产片？
“我不觉得香港电影会死，香港始终人才多，而且那么多公司都在想办法，我觉得我们和台湾不同，他们是不去想，任由它死；而香港不会，我觉得现在只是转型期。”唐文康的看法代表了大多数人的立场。
当很多香港导演都在抱怨自己并不了解内地却要拍一个内地的电影时，陈可辛指出了香港电影人的软肋：“因为他们还站在港产片立场上。‘港产片’这三个字的招牌魔力太大了。大家都说港产片怎么样，大家能不能忘记‘港产片’这三个字？但历史过去就过去了，罗马帝国也没有了，港产片过去了有什么大不了的？大家永远在想上世纪80年代的光辉，那时有很多文化政治方面的因素，香港才600万人口，那么小的一个地方要拍电影给那么多人看，根本就是没有条件去做一个电影工业。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整个亚洲是不会以香港为头的。”
陈可辛并不是心灰意冷后的自暴自弃：“我说忘记‘港产片’这三个字，不是说香港电影人没有前途，香港电影人有他们聪明的地方，有他的好处，当然也有他的缺点。我们小时候其实香港电影已经死过一次，60年代香港电影快死了，70年代李小龙回来了，结果每个武师都来做导演，虽然做的电影很烂；新浪潮回来了，虽然没有把商业电影带起来，但香港人喜欢看；武行和新浪潮结合起来就有了新艺城公司，《最佳拍档》、《人鬼恋》那些戏，都是很有香港特色的，很奇想，也只有香港才会想出这样的题材。加上一些很商业的节奏，就把台湾打出来了，突然间台湾变成香港片的天下，其实台湾就是今天的内地，台湾2000万人口对我们来说很高了。香港电影人已经试过一次，虽然我不能说再有这样的机会，但起码我觉得这样出发还是会打动观众。”
对于内地，陈可辛提出了更加实质的建议：“香港有个说法，九加二：九个省就是懂粤语的南方；二就是香港、澳门。这些不是针对电影的，是针对贸易的。香港反正已经没有能力在北京、上海竞争，不如在南方独立出一个文化体系，跟北方的文化区分开，那么香港就能有个比较领导的地位。这就是以前台湾国语片和台语片的区别，一个国家那么大一定有潮流的，有主流的；有具领导性，还有具有地方性的。” 撰文 本报记者 袁蕾 采访 本报记者 陈弋弋 袁蕾 录音整理 实习生 彭莲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