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7回归"之前，香港有长达一个世纪之久是属于英国的殖民地，按理说它在面对日本的侵华战争时会有不一样的反应。但由于大部份的香港居民与大陆上的故乡亲人均有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而在地理上的紧密连接及社会环境的相对自由，反促使它成为不少中原人士南下的避风港和发声基地。而香港居民的爱国热情，比起大陆同胞也不遑多让。
1937年"七七事变"正式掀开中日战争的序幕之前，曾留美学习电影的导演关文清已
投入抗战电影的拍摄。他编导的粤语片《抵抗》拍摄1936年，内容提倡救国，激励国人携手抵御敌人，讽刺国共内斗争持不下而忽略外侮的谬误，同时，片中亦反对虐待奴婢，主张人人都应有"抵抗"的精神。关文清无视影片会遭禁映的威胁，其后更拍摄了连串爱国电影，包括《边防血泪》(1937)和《公敌》(1938) ，合称香港的"抗战三部曲"，因此被誉为"爱国导演"、"无畏导演"。《边防血泪》讲述边防军队队长发现哥哥原来是汉奸，暗中运送粮食物资给敌军，结果他不顾母亲和妹妹的苦苦哀求大义灭亲，亲手将哥哥枪毙。《公敌》则描述一个不屈不挠的边防官和他毕业于军官学校的弟弟，两家人本过着乐也融融的生活，直至敌军战机突然轰炸他们的家围，众人四散逃亡。兄弟俩加入抗战队伍，最后双双殉难。
其实在1937这一年，香港电影界一共出现了25部以抗日救亡为题材的"爱国电影"，约占当年出产的85部电影中的三成，可见当时香港电影界对祖国被日军侵略的关心和不满是如何的强烈。这批港产抗日电影包括：《肉搏》、《焦土抗战》、《大义灭亲》、《儿女英雄》、《时代先锋》、《锦绣河山》、《铁血锄奸》、《女性之光》、《回祖国去》、《时代先锋》、《锦绣河山》、《铁血锄奸》等等。
当年最有代表性的一部抗日电影，无疑是由华南电影界总动员联合制作的账灾筹款影片《最后关头》，除集合了港沪数百红星一同演出外，还邀得汪精卫及香港绅士何甘棠现身银幕。本片的拍摄资金由香港的电影公司和一些电影工作者捐出，而义务拍摄的演员甚至为筹拍片时的车费而节衣缩食。编导工作由陈皮、李芝清、南海十三郎、苏怡、赵树燊、高梨痕等六人各执导一段，压轴的第七段则集体导演。本片剧情由七个故事组成，主要讲述一群大学生在一名爱国同学的教导下觉醒，分头努力到工商界、妇女界、农村、军人中展开抗日救亡活动和宣传，最后各界人士团结起来走上战场，向日寇冲杀。本片在1938年完成于香港公映时，观众反应十分热烈，当剧中人大呼"一定要把侵略者驱逐出去"时，全场掌声如雷。吴楚帆亦曾在其自传中表示："观众如潮水从四方八面奔赴戏院，放映时间内四座掌声雷动，影片振奋人心，显已获得良好效果。"而本片拍卖上映版权所得的23,900元中，除为前方将士购置3,000元雨具外，其余尽购了救国公债。台湾的电影史学家杜云之曾将本片选为"中国百大名片之一"。
另一部在1938年摄制的抗日电影《游击进行曲》，由司徒惠敏导演，容小意、李清、白璐、林楚楚等主演。剧情描述抗战期间，江南大地遭日寇铁蹄践踏。青年王志强组织游击队抵抗日寇，他的未婚妻若兰和弟弟志明也加入这一行列。他们忍受着房屋被烧、亲人被杀的悲愤，发动群众瓦解敌军，使游击队日益壮大。游击队员虽然来自四面八方，语言各异，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抗击日寇，将敌军全部歼灭。因本片对日军有正面而严厉的抨击，港英当局恐怕损害对日本的外交关系，故要求删剪2000多呎胶片，片主袁耀鸿不肯屈服，宁愿押后映期。直至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英美对日本正式宣战，本片才得以更名为《正气歌》上映。
还有一部在1939年摄制的抗日电影《孤岛天堂》亦十分著名，当年在国内及海外公映均大受欢迎。事缘"中制厂"于1938年底迁重庆以后不久，决定在香港建立据点，遂成立"大地影片公司"进行抗日国语片的拍摄，首作《孤岛天堂》便是来自重庆的巨星黎莉莉、来自上海的名导蔡楚生及巨星蓝马、和香港本地影人李清、姜明等合作的结晶。本片改编自赵英才的小说，描述上海沦为"孤岛"后，一群爱国青年在其首领"神秘青年"的领导下，跟为虎作怅的汉奸特务进行生死斗争。与他们同住一楼的邻居东北流亡舞女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后，主动提供汉奸头目的活动行踪。他们还得到哑巴小贩、傻子及卖报小孩等的支持，终于在一次盛大的除夕狂欢舞会上，地下志士以色诱、暗杀锄奸，把汉奸特务一网打尽，然后按照计划转移出上海，投身抗日游击队的行列。这类具有浓厚英雄色彩的间谍斗志斗力故事，对于广大被汉奸特务蹂躏的大众，成功地起到对日本军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仇恨心理的宣泄，公映时能大受观众欢迎就不难理解。
除了抗战故事片大批拍摄之外，香港的电影工作者亦拍摄了不少抗战实况的纪录片。有"香港电影之父"称号的黎民伟拍摄了战地新闻片《淞沪抗战纪实》，纪录"八一三"日军进袭上海的实况。其他有《华南烽火》(1939)，记录了华南战场抗战实况，有男女壮丁武装起来与官兵一同抗敌的情况，满目所见尽是遭蹂躏的田园和被残杀的人民；《百粤风云》(1941)分为六个段落记录了抗战时期广东一带的形势，张发奎等多位将军在片中出现。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于日寇之手，电影制作整个停顿。三年八个月之后，香港人才重新呼吸到自由的空气。这一段充满甜酸苦辣的悲欢岁月，自然成为复员后的香港电影界源源不绝的创作养份。战后那几年开拍的影片，无论是国语片或粤语片，几乎泰半以中国或香港的战时生活为背景。不过，由于香港的影业公司全属民营，没有官方的军队可以支援拍片工作，因此在场面上缺乏两岸正宗战争片那种千军万马的壮观景像，多数属于"战争文艺片"或"间谍片"的范畴。例如香港复员后于1946年6月开拍的第一部电影《芦花翻白燕子飞》，由何非光编导，王豪、龚秋霞主演，内容就是描述一对年轻恋人在抗战期间和胜利初期的悲欢离合的故事。
曾创办"明星影片公司"的张石川，于1946年秋应"大中华公司"周剑云之邀到香港执导《长相思》，由周璇、舒适主演，描述日军进占上海租界后，教书先生高志坚以自己的工资接济好友之妻李湘梅，因其夫后心明去了参加地下抗战工作。湘梅不愿长期加重志坚的负担，宁到舞场当歌女，志坚得悉后以为她甘心侍奉权贵大感不悦。志坚因向学生灌输抗敌思想而被拘捕，幸得湘梅疏通宪兵才能获释，志坚自此亦明白湘梅的苦衷，二人之间更萌生爱意。抗战胜利后，心明断臂而归，志坚眼见好友平安归来，不欲破坏大好家庭，遂悄然而去。这是很典型的"抗战言情片"，通俗得来也很写实。本片拍到一半时，张石川因被控汉奸罪名而飞返上海候审，后罪名虽未有成立，但张石川却心脏病发，本片亦交由副手何兆璋接手完成。人生如戏，并不因战乱结束而有不同。
1949年前后，大批上海影人南下香港，成为香港国语片界的中流砥柱，他们的作品亦甚多抗战文艺片。例如《小城之春》名导演费穆创办的龙马影业公司创业作《花姑娘》(1951)，就把莫泊桑名著《羊脂球》的故事给移植到抗战期间的中国，描述一群绅商仕女乘货车走难，途中被日军留难，原来军官垂涎其中李丽华饰演的妓女花凤仙。仕绅们为求自保，向花姑娘软硬兼施，劝她献身日敌。导演朱石麟以深沉有力的影像语言及精致的镜头调度，写出了中国人在大动乱下有的苟且偷生、有的伺机反抗、有的甚至为人性尊严而壮烈牺牲的多个面向，是一部艺术成就颇高之作。
30年代名导演卜万苍亦伙同名编剧姚克，在同一年开拍了《女人与老虎》，描述抗战期间银行总经理不顾情理召警拘捕挪用公款替妻治病的下属，迫得他与妻子跳楼自杀，抗战胜利后，孤女变成了红歌女，无意中发现总经理原是效忠日本政府的汉奸，趁机揭发其真面目为父报仇。
类似的"抗战小品"，在整个50年代的国粤语影坛都拍摄不少，但直至"电懋影业公司"于1961年倾全厂之力摄制出史诗式的抗战文艺片巨作《星星.月亮.太阳》，战后香港才真的有了一部轰动海内外市场的"抗战巨片"。本片改编自香港小说家徐速的同名原著，以一男三女的恋爱故事贯穿八年抗战前后的整个中国，空间横跨前线后方，片长上下两集，规模一点不输《一江春水向东流》。导演易文将这个大时代的故事说得十分生动流畅，尤其教人称颂的是三位女主角的黄金组合：尤敏饰朱兰(星星)、葛兰饰马秋明(月亮)、叶枫饰苏亚南(太阳)，各有鲜明性格和迷人气质，堪称当年的一时之选，以至饰徐坚白的男主角张扬虽然表现较弱也被人忽略不计了。本片在台湾举办的第1届金马奖共获最佳剧情片、最佳女主角(尤敏)、最佳编剧、最佳彩色摄影等4项大奖，堪称实至名归。
与"电懋影业公司"是生意竞争死对头的"邵氏兄弟公司"，当然不能坐视《星星.月亮.太阳》风光地叫好叫座，于是他们在5年后也推出了片长上下两集的史诗式抗战文艺巨片《蓝与黑》作为回应。本片改编自台湾小说家王蓝的同名原著，以天津沦陷区的少女唐琪与青年张醒亚的爱情波折来反映人生的"光明"与"黑暗"，片中一样有男主角到前线作战的场面，制作规模不小，导演陶秦与男女主角林黛、关山都颇有发挥。本片在第 5 届金马奖获优等剧情片及最佳女配角奖(于倩)，在第13届亚洲影展则获最佳影片奖。
在摄制《蓝与黑》的前后，"邵氏"另外还拍摄了3部不同风格的抗战电影，只是反应不算太热烈。武侠大导演胡金铨在1965年独立执导的处女作《大地儿女》，描写东北沦陷后，一群爱国的青年男女参加游击队对日军抗战，故事颇为真摰感人。胡金铨在第4届金马奖获最佳编剧奖，影片本身也得了"最佳发扬民族精神奖"。老牌导演严俊也在同一年伙同李丽华自导自演了抗日间谍片《七七敢死队》，描写在沦陷后的上海，地下工作负责人与剧团女演员跟日寇和汉奸斗智斗力的故事。1967年由罗臻导演，关山、凌波主演的《烽火万里情》，则是描写抗战后期，青年军官蜜月刚过便要重返战场，而新婚妻子因婆媳不和而被迫离婚又患病去世的悲剧。片中战争场性移师台湾拍摄，因获军方支援而拍出相当壮观的气氛。
随着"战后婴儿潮世代"的成长，昔日的战争烽火和家国情仇逐渐远离，香港电影圈自60年代后期开始成为阳刚动作片(古装武侠、民初功夫、时装警匪)主导的新局面，抗战电影从银幕上消失多年。直至1982年，中英两国就香港"97主权回归"问题展开谈判，多年来刻意"忘记政治"而全力赚钱的香港人才赫然发现：原来"政治"是抛不掉的！于是，沉寂十多年的抗战电影又一下子重返大银幕。1984年，3部由香港新浪潮导演掌舵的抗战电影陆续推出上映，虽然并未造成轰动一时的市场效应，却足以让一个本已被香港观众遗忘的类型重新活了过来。
这3部影片分别以战时的上海和香港为故事背景。徐克导演的《上海之夜》描写两女一男因为在上海躲避空袭而产生的"错摸爱情"，是抗战片中难得一见的浪漫喜剧，张艾嘉、叶倩文、钟镇涛的演员组合颇见特色。
梁普智导演、并同样由陈冠中编剧的《等待黎明》，则描写日军入侵香港前后，本想偷渡到金山的戏子周润发因战乱无法成行，在认识了青梅竹马的米仓工人万梓良与老板女儿叶童后，眼见日寇残害港人，于是"扮演"汉奸暗助同胞。本片拍得颇为出色，对战争中的友谊和爱情、人性的光明和丑恶都刻划颇深。周润发凭本片成为"金马"与"亚太"双料影帝。
许鞍华导演的《倾城之恋》改编自张爱玲原著的短篇小说，故事场景由上海横跨至香港，描写失婚上海少妇白流苏邂逅浪漫不羁的范柳原，在漫天烽火下却只关心小世界的爱情，最后香港的陷落造就了他们这段"倾城之恋"。全片虽过度囿于原著的文字局限而神采不足，但周润发与缪骞人的搭档仍是相当迷人，片中英军在浅水湾酒店抵抗日军入侵的一段亦唤起港人的历史记忆。
80年代后期，日军侵华期间"731部队"在中国东北的哈尔滨用活人做实验生产细菌的恐怖历史被揭发出来，全世界为之哗然。香港"银都机构"因为跟国内政府单位关系良好，迅速掌握住这个深具爆炸性的戏剧题材，于1988年开拍由牟敦芾导演的《黑太阳731》，用夸张的半纪录片手法呈现日军做"活人实验"的各种血腥残酷手段，特效画面造得非常逼真，令人不忍卒睹，因此被香港电检处定为"三级片"才获准上映。中国大陆的电影市场虽无分级制度，但本片却因反日题材的"政治正确"照样获得通过在大陆上映。虽然本片将"抗日电影"拍成了"恐怖电影"，但却满足了不少观众的偷窥欲与好奇心，因此卖座颇为轰动，甚至还接连拍了两部更办加"挂羊头卖狗肉"的续集。
踏入90年代以后，香港的"抗日电影"拍得不算太多，但更加强调影片的娱乐性。方令正导演的《川岛芳子》(1990)，以这位身世传奇的日本女间谍为主角，描述她的崛起故事，以及她跟戏班小子云开的一段情。梅艳芳和刘德华在这部商业算计多于历史检讨的影片中，表现得不算出色。
翌年，梅艳芳再度主演以日本侵华为背景的爱情故事《何日君再来》(1991)，这一次她化身为上海红歌星吴梅伊，与成为地下工作者的初恋情人梁森、及对她照顾有加的日本领事馆人员野口秀彦展开了一段复杂的恩怨情仇，导演区丁平费力地在凄美无奈的气氛中做文章。
同年出现的另一部抗日电影《财叔之横扫千军》(1991)却正好相反，十分的卡通化，因为它改编自60年代香港的畅销漫画《财叔》，描述伪满州政府与日本人秘密研制化学武器，国军蒙中尉被派往满州国破坏，途中遇上自动请缨的由财叔率领的游击队，遂联手跟日军对决。本片的导演是徐克和程小东，饰演财叔的是石天，可想而知影片的风格是"新艺城式"的热闹。
到了钱文锜导演的《香港沦陷》(1994)，剧情虽直接描写香港沦陷3年8个月期间一个普通家庭所受的苦难，但内容偏重色情暴力的商业噱头，已将当初港人基于爱国精神而拍摄的抗日电影带入了死胡同，因此遭到了观众的唾弃，自此这类电影就在香港影坛消失了。
直至8年之后，编剧出身的杜国威才在"寰宇娱乐公司"的支持下，返中国大陆与"南京电影制片厂"合拍《五月八月》(2002)，透过9岁的五月和妹妹八月两个小孩子的眼光，反映日军进城后的南京，我国老百姓遭受了多大的战争祸害。本片特别强调母爱的伟大，立意良善，但在编导和制作上的成绩却让人难以满意。
除了上述的抗日故事片之外，1980年香港电影界曾制作了一部大受欢迎的纪录片《惨痛的战争》。本片的监制和导演是"安乐影片公司"的掌舵人江志文，他和美国方面合作，得以用跨国收集到的丰富映像资料和清晰的国际历史论述，将日本侵华战争史的始末完整而生动地介绍给新一代的香港观众，成功地发挥了比一般为商业目的制作的抗日故事片更大的社会教育功能。
总结而言，当两岸三地的电影界至今仍在慨叹：为什么我们拥有"南京大屠杀"那样震撼人心的民族苦难，却始终拍摄不了像《辛德勒的名单》那样震撼人心的"伟大抗战电影"？这时，我们实在有必要冷静下来自我检讨：是否三地的电影工作者至今仍对这段历史思考得不够透彻？他们在拍抗日故事片时是否有太多的商业计算而缺乏足够的悲天悯人的情怀？而中国片的历史视野是否太狭隘？以至未能掌握到"反对战争、追求和平"的普世价值主题？在纪念抗战60周年的珍贵历史时刻，这是值得慎重省思的。(本文作者梁良是长期关于华语电影发展的台湾资深影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