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接到这个剧本是在一九九五年年初。在这之前我也看过很多剧本，但都没有像这个剧本能让我下决心。让我下决心的不是它的结构、人物或是剧情，而是这个选题。
第一，这个选题表现的是中国电影世界化的一个大的走向。二十世纪是中西方在各个领域急剧冲撞交汇的世纪。回首百年历史，现在到了东西百姓们直面相见的时候。就《西》片的情节而言，它是关于中国文化和外来技术相结合促使中国电影诞生的故事，这就提供
了把民族题材国际化(包括制片和发行)的可能性。这是我首先对它产生兴趣的原因。
第二，我希望把这个题材来作为表达对某些问题的认识的一个载体，把中国内地文化的大状态用世界性的人文语汇通过电影语言溶进西方的主流观众群去。再有一点，这个题材的视觉潜力是千载难逢的，可以让你尽情发挥而不为过，因为它是一个视觉发展的故事。
《西洋镜》中所表现的中西方最初，文化交流是在不自觉中发生的。西方人第一次用胶片记录中国的时候，他们本身并没有意识到那是一件有历史意义的事情。他们的初衷是为了赚钱。大家的目的都很朴实。“西洋镜”刚来中国的时候放的是西洋人的生活，“影戏”要在中国发展下去，就必须与观众产生共鸣，于是产生了中国自己的电影。实际上是西方的技术，落实到我们中国本土的文化背景上，结合我们的人文意识，社会生活、环境，产生了中国人能够接受的电影。《西洋镜》虽然讲的是第一部电影的诞生和中西方文化的结合，但实际上讲的是中西双方在保存了自己尊严的前提下，共同进入到一个新的层次。即对双方价值的尊重与认可。这是一个新的里程碑。
我想艺术创作可以分几种状态：最初是以激情来取胜的，充满了能量、真诚、躁动，就是人们常讲的“真”，但是技巧不精；第二个阶段是精且真；第三个阶段是精而不真，工艺成熟，但无真诚，是没话找话的庸人自扰。以我看，手法是应该隐遁的。很多大师的作品，创作者个人的东西似乎没有了，你只感觉到作品，看不到创作这个作品的人。他要说的话，他的姓名都看不到了。毫无笔墨之迹。艺术形式和内容应该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才出好作品。
《西洋镜》讲的是理想和现实两者之间互相维系的关系，所以从视觉、颜色、表演等几个方面我们都会采取相应的形式，表现那种双重性。我这次作为一种尝试，比较着意地用颜色来作为潜台词，表达这种双重性，表达故事和人物感觉的进展，从色调、明暗度、浓度、冷暖的对比等色彩手法来烘托故事。
我喜欢大事简说、深入浅出，把机智变成一种天真、把大的道理用“假语村言”的方式表达出来，不要做的太急、太紧，用松弛的心态来完成包容甚丰的作品。应让每一个东西都有出处，每一个选择都是自觉的。
《西洋镜》通过三个男人的友情，窥视不同的生命走向。主体故事集中在“不规常辙”的“小刘”身上。他可能大脑进了水。谁要有这么个儿子，不如气死罢了。我偏好的是他的蔬漏、天真和憨意。这类人，“蹈死狱”，“负奇穷”，意下总不明晰，心中唯有朝阳。我推崇的不是他们个人主义的偏狭和自私那些小气的毛病，我心疼的是他们那种有创意的童心。
影片中另外两个男人，一位是懂得妥协之道的务实派“任老板”，他们是能含辛茹苦忍辱负重的勇者。有句外来的老话，大致是：“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能为某种事业屈辱地活着”。我对他们只有敬畏之心，远远的钦慕他们的实力。
还有一个英国人，叫“雷门”，他是卓别林早期影片中那样的小人物，有些象我们的阿Q。他们最大的愿望是成为重要一点的人，但就是难有上层人们的风范。他们对自己的现实环境不够明察，他们的喜怒哀乐因此更原始，更可信。
我表现任老板，雷门的人，是为了他们各自不同的可亲可爱的脆弱。而这脆弱才是立人的根本。
三个男人搅在一起，有情亦如爱情，不必有同性恋的复杂，干干净净的就感人挚深。男人之间的事，有些“混”意，很大气，其实比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女人的事情好看。
我给这个剧组的主创人员提出了一个要求，也是一个挑战，就是：不能重复。这确实是一件四两拨千斤的事。因为场景、社会背景都是一样，片子也拍了那样多，怎么样才能不重复?第一就是立意与风格要新鲜。这部片子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它应是中西手法相结合后超出本身范畴的第三者。如同新生婴儿，虽象父母，但是另一个独立的生命。从它身上，中西双方都能认出自己熟悉的地方，但是都发现不是自己。第二，要超越“已知”，创造未知，杜绝行活。比如我们的荷兰美工师，他在中国美工师准备的素材上进行新的一层加工，我要求他变出一个完全荒诞的世界,我再把它拉回来，把它合理化。
风格是属于故事的，而故事不是属于历史的，那么这个风格也自然不必属于历史的。风格和故事属于写剧本、导演剧本和创造这个故事的人，是属于我个人的眼光。这是本片的初衷。胡安工作室供稿
胡安/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