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胡雪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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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三十年记忆
在人际辈分的划分规则里，即使按照晚婚晚育的标准，30年时光怎么也应被算作是一代人的范畴了。相隔如是时间“长度”，再将当初在人间世上流传的那些“假语村言”拿来，那种近在咫尺的遥远，那种恍若隔世的“亲密”，那种陌生的熟悉，那种融合着酸甜苦辣的滋味，都会在刹那间涌上心头。
又恰好有位上海电影导演，执意要在2006年拍摄一部讲述30年前上海的“爱”的电影，一个文化的也是社会的议题诞生了：关于曾经火一般灼热的青春情感，关于非个人意志掌控的未来预知，关于无可奈何的封闭，关于不可抗拒的变迁，关于“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慨叹，也就是关于——人的命运的沉思。
上海这座“海”里，30年来，沉淀着多少应牢记的昨天甚至前天，奔涌着多少能被反复咀嚼的故事。
“30年的尘埃，不会太厚，也不会太薄，即使是一面镜子，隔着灰尘，也已轮廓模糊，眉目苍老。”
40多岁的胡雪杨对着我说：我要拍一部上海电影。正是上班时刻，报社大楼大堂里面不停进出的同事，川流不息。我便向熟识的人举手示意，便对胡雪杨说：他们这么多的人，都是在“记录”上海的。胡雪杨回答：我要记录的，是《上海1976》；现在眼前忙碌着的大部分人，即使是那一年生的，也已经30岁了。“30年的尘埃，不会太厚，也不会太薄，即使是一面镜子，隔着灰尘，也已轮廓模糊，眉目苍老。”
胡雪杨执意要拍一部“上海电影”，当然是与他的父亲，上世纪80年代上海著名的话剧导演胡伟民有关。上海戏剧学院当年的高才生，胡伟民肩负着26年的右派称谓，曾被发配到黑龙江农场，后来“曲线”来到江南小城。“文革”结束，终于回到故乡上海，胡伟民的人生思考和艺术表现才华，似火山一般地迸发出来，他的身影在上海话剧的舞台上，足足活跃了10个整年。1989年初夏，他急匆匆地骑着自行车到医院看病，但那辆自行车却永远地失去了自己的主人。过于突兀的离去，剩下了“一大堆”尚待整理的生存思虑和舞台设想。
子承父业，当然是一个常规理由。
胡伟民的两个儿子，如今都是电影导演了，大儿子胡雪桦在美国，小儿子胡雪杨在中国。就眼前说话的时间里，胡雪桦在西藏出外景，胡雪杨在上海写剧本。
胡雪杨说：上海，1976，“我想念它很久了”。
 30年前的上海商业街景
时间：1976.1.8—1976.9.9
这只是电影的天幕
与胡雪杨的访谈，就在报社大堂内一旁的茶座进行。胡雪杨给我一份《关于〈上海1976〉的策划》，里面包含这样几方面内容：故事梗概、导演阐述、制作周期，以及演员选择方向和资金筹集方案。
我的问题，首先当然是关于时间的。胡雪杨注明的那个时间段，实在“令人难忘”。
记者：上世纪的1976年，应该说是个被打上了极为深刻的政治印记的年份，甚至可以说1976年就是个政治年。当年的1月8日，大雪纷飞，周恩来总理逝世。紧接着，4月5日，北京爆发天安门事件，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7月酷暑，朱德委员长逝世，紧接着，唐山发生大地震，死亡24万余人。真可谓山崩地裂了。后面的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举国哀悼。紧接着，粉碎“四人帮”。那是天翻地覆啊。
作为导演，更作为剧本的创作者，你的电影名字就叫“上海1976”。当年的上海，还有个“武装暴动”的“历史问题”。面对如此浩瀚巨大的历史事件，你到底已经写下了“什么”，又将如何把这样重大的与中国命运相关的历史还原给我们看？
还有，那段中国历史是否已经过了能够全部还原的“解密”期？
胡雪杨：有一点你解说得非常正确，我要表现的“时间”，就是1976年的1月8日，到9月9日。前面的和后面的时间段，我都“省略”。但是，你还是有点误解了，也可以说是误读。你的“联想”，也是很多朋友听到我这个电影名字后，都曾经有过的联想。我要说的是，1976也好，那时节的上海也好，都是我这个电影的天幕，也就是背景；也许更准确地讲，是背景上的字幕。字幕非常简单，也会非常简短，就是“1976.1.8”这几个说明年月日的数字，它是一把钩子，它的效果是把观众的观感，立刻勾回到30年以前的那个日子。在那个日子，亲历过的或没能亲历过的，每个观众想起什么，我不管，我也管不了，更管不全；也许，全体观众观感的总和，就是那个年代的最真实的景象和内涵。“但是，我只管提供字幕，我不展开表现。”
中国的1976年的历史，正面“冲撞”地予以描绘和展示，哪是我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及的。那是重大的“历史使命”。
我的镜头表现，也是要有的。外滩的马路，外滩建筑群的天际线条。黄浦江上靠泊着的所有船只，鸣响汽笛，3分钟。这是历史事实。但是我在银幕上的“正面勾勒”，就是这个肯定不到3分钟的“3分钟”，干净利落地结束。我要展示的，是在这个背景之下的，4个年轻人，也就是两男两女的生存故事。“充满着生命力的人的遭遇。”
记者：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文革”十年浩劫，1976年是最后的一年，这个最后已经含有强弩之末的意思。只是，十年不是一个短暂的时间，一些历史性的“左”的弊病，尤其是经过了“文革”的哄抬和喝彩，已经集大成地凝固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运行定式，“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而年轻的生命，尤其是上海型的年轻生命，就是不买这些定式的账，于是底层的挣扎和冲撞就开始了。冲撞零零碎碎的制约容易，也许有缝隙容身，可冲撞浩浩荡荡的规则，就要有粉身碎骨的勇气。尽管是不自觉的。
胡雪杨：不自觉，不太自觉，就是天性，就是人性。我的影片里，有4个上海年轻人。具体情节也就是他们之间的情爱故事。自然，这部电影的结尾是虚化的，因为悲剧而故意虚化的。讲述哲学是讲堂上的事情，银幕是具体的，在银幕上不能上课，银幕人物不是哲学家，不能宣讲教义。银幕上活动着的永远是人，必须说人话。只是，透过银幕我要大声疾呼：“那种对人、对人类、对人性的锥心刺骨、全面彻底的摧残，迄今会令所有的人望而生畏，不堪回首，同时，这种畏惧的心态迫使所有有良心、有责任感的人们深刻反思，一切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结果，为什么不能是一个正常的生活结果，即使是年轻的人们恋爱失败的结果，正常的恋爱失败的结果是人类永远在上演的舞台剧。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这一切如是逆反着生产的因果，在1976年究竟是为了什么。作为个体的人，我们无可避免的盲目性，我们不由自主的投机性，我们先天的软弱，后天的卑贱，先天和后天交融的丑陋心理，究竟是什么？”
自然，我的思考是我的人生经历决定的，而我的职业要求我的，是透过镜头组合，也就是蒙太奇来说话。
人物：弄堂“小瘪三”和中西混血儿
依旧发酵和弥漫的风韵
尽管是“别梦依稀”，30年前生存人群的形态，还是记忆犹新的。从“文革”开始进入上海工矿的“老三届”学生，已经进入结婚生子的阶段，拥有一辆自行车和一间亭子间，一张饭桌和一点时而自然、时而不太自然的笑容，是他们小规模的幸福。而他们中的有些同学，则在遥远的农村和边寨，风雪交加之中，对于家乡和亲人的思念都是被冻僵了的。年龄稍稍小些的年轻人，暂时没有就业，于是，“年年返校”，“斗私批修”。
老三届学生的父母们，其中有相当部分的人，在被审查和被隔离。血脉相连的人们的彼此相见，是要得到“批准”的。这样的规则，让人感觉，当年中国就是一个巨大的病房。
商店临街的玻璃橱窗上面，时刻糊着大字报。我至今记得当时出现的一条标语：邓小平是奇装异服的总后台。如是荒唐的表述和结论，就是这样地在我们的面前“展示”过。
记者：你的故事梗概，我读了好几遍，明白了你影片中人物设计的一些想法。
男主角有两位，姓胡，叔叔和侄儿。叔叔是崇明插队回沪等待工矿的招工指标，侄儿是在河北唐山读高中，因为凶狠斗架，家人生怕出事，父母让其回上海老家借读。女主角是宋家姐妹，姐姐名曰宋解放，妹妹名曰宋革命。不过，我刚刚听了你的“构想”，便感觉这样直露的名字，可能与你的“艺术表现初衷”有冲突。似乎有改动的需要。
胡姓的导演，“制造”两位胡姓男主角，大概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且，我相信你身上沉淀着胡家两代人的人生命运印记。只是，两位女主角呢？你的两位女主角，同母异父，一个是美国军人，一个是法国牧师。这样的人物你有社会原型吗？
胡雪杨：特别完整的，尤其要说到具体的“那一个”，没有。
我的非常简略的设计是这样的：宋家母亲是上海1949年时候的百乐门舞女，同一美国军人尼克相恋，以至怀孕。尼克随美军撤离上海，宋母去教堂祈祷，倾听忏悔的是一个中法混血儿保罗。人有恻隐之心，宋母与保罗结婚，生下中美混血儿宋解放，后来的妹妹宋革命则有四分之一的法国血统。
我这样的设计，来自于我对上海这座城市的理解和思考。在中国的近代史上，开埠以后，站着的上海建筑的风格，躺着的上海马路的名字，弥漫着的上海文化的质地，以至流动着的上海人的血脉，“什么时候又纯粹过”？
记者：你有点图解的味道。
胡雪杨：电影就是活动的图解。关键是图解的水准。
上海这个十里洋场，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是一个各族人种混居和通婚的花花世界。即使到了70年代，也就是我影片要反映的年代，我们依旧能够在上海的街头和里弄里，捕捉到一两双闪烁着灰蓝色光芒的瞳仁，或者棕色眸子的金发面孔。有过资料统计，到了1976年10月后，粉碎“四人帮”了，直至80年代初期，还是有不少拥有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异国血统的西方后裔，陆陆续续离开上海，追溯他们的另外一半根源去了。在上海这座城市的记忆里，灰、黄、褐、绿、蓝各种颜色的眼睛，五彩斑斓的光芒一直折射到今天。我是想说，即使在1976年中国最闭关自锁、全民压抑的时候，上海这座城市的内心，不灭的风韵依旧在发酵和弥漫，“充满骚动和渴望”。
上海诞生之初，就是一个国际城市，上海始终剪不断理还乱地和外部世界文明保持着密切的“接轨”。上海很像一个精灵淑女，更似一位风尘女子，只要抓住一丝机会，都会顽强、迫切和调皮地睁开她那灿烂的双眼，迎接阳光，呼唤未来。上海风情万种，上海浪漫高贵。《上海1976》中的宋解放和宋革命，代表这两方面既独立又统一的上海。
记者：在1982年出境，如今在美国生活的作家木心，已经80岁了，他这样写道：没有居住过亭子间的人，不能算是上海人；一直走不出亭子间的人，也不能算是上海人。
胡雪杨：就是。宋母和宋家姐妹的设计，是一种将虚拟化为实体的过程。她们与胡家叔侄的纠葛，最粗疏地表述，可以说是“爱情”故事。这辈分首先就有点乱。其实，生活从来就很混沌。也许说是懵懂的青春期骚动，是性的醒悟，更准确。
但是，比较可悲的是，宋家姐妹中的姐姐宋解放，她的性，首先是“献给”了手中握有着能够批准她从新疆返沪权力的地方官员。这样的传说，从来不绝于耳。而妹妹宋革命的怀孕，则最终不清不楚，谁是她胎中婴儿的父亲，没说。我就是不说。来自于权力的为所欲为，表述清晰，而来自于青春的自我裸露，也许美妙，只是美妙带来的痛楚更加凄迷。
记者：30年前的阅历，30岁后的年龄，今天这样的女演员，你难找。她们眼睛里面“有东西”么？
胡雪杨：我想在境外寻找。
地点：“硬”弄堂和“软”闲话
飘洒在都市空中的绰约
上海1976年的石库门、新式里弄、棚户房子，要到哪里方能找见？即使还有，恐怕也是“残存”；最好修旧如旧，最怕修旧如新。最关键的是，上海那份行为习俗、思维轨迹，是在那样的硬件氛围里面酝酿出来的。造假就是毁灭，缺乏也属失败。重要的是与中国其他大城市的地域区别。
记者：你的解说让我想起了姜文的一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他说的，也就是一群北方的青春男女，处于萌动期的不安之中，既打架拍砖头，也勾搭拍婆子。你的《上海1976》是否会有点像南方的“阳光灿烂”？
胡雪杨：这里面有个最大的区别。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拍的是一群军队大院里面的男孩子。中国的部队大院现象，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一个极其特殊的生存现实。这样的大院，是个全封闭的“围子”。部队后勤保障着这里面父母一代人的衣食住行，他们的基本生存的物质来源，有着自己独立于社会之外的系统，虽不丰裕，但是无忧，而且心理上颇具优越感。部队大院里的下一代，天然地继承了他们父母的生存习惯和文化理念。绿色军衣，统一着装，子承父业，理所当然。这个大院里面衍生出来的生活准则和行为习俗，还有文化内涵，与上海有着天壤之别。
部队大院里的军人们，说走就走，不走不行，打起背包走天下；而上海的居民，让我走我就是不走，即使走了也把背包扔在那个地方，我这个人还就回来了，你对我也没办法。即使是在仅仅满足于温饱的年代，军人们统一吃大馒头，而上海还要吃吃阳春面和排骨年糕。军人以食堂伙食质地为基准，而上海主妇则是以自己开伙仓保持特色为荣的。
军人统一，居民散淡。上海这座城市开埠以来的沧桑容颜，浮华似已褪尽；但你仔细看看，深入想想，上海什么时候都在卖百雀翎。军人赞美阳光赐予的健康，而上海人还非要增添上若干人工的打扮。上海的绰约姿色，虽然已经被过滤到了微乎其微的境地，但它依旧是丝丝缕缕飘洒在都市的上空。再有，100年来带有着境外资本和民族资本的经济经营方式，所赋予这座城市的契约习惯、精打细算的眼光，以至众多文化现象之中藏着的“殖民气息”，人情礼仪和语言的舶来嫁接，与外来娱乐时尚的紧密同步，几乎就决定了与“阳光灿烂”的不一样。
记者：1976年的城市“风景线”，距离今天已经过去了整整30年。多少建筑硬件和民俗风貌，也已渺无踪影。而你作为电影导演又是要以镜头说话的。至于电影基地的某些人工场景，实在是假，而且也用得“烂”了。我是希望看到实景的。
胡雪杨：我是在上海长大的，我对于自己生活的当年场景，记忆犹新。星转斗移，时光荏苒，再加上近些年的浮躁心态，一些应该保留的文化建筑和历史遗迹，也多有变化。这似乎也是必然的事情。我也是坚持用实景的。我已经和美术场景设计人员，骑自行车在上海进行“搜寻”，还是有着许多的地方保存着当年上海的旧时风貌。
记者：与建筑硬件相比，语言其实也是一个“硬件”，作为电影艺术的另外一个主要元素，也已经发生着巨大变化。1976年，作为知识青年我就记得，工矿、市农、隔离、病退、小三线、三结合、落实政策、恢复组织生活等等，那样的跟生存处境有关的词语，满山遍野。你的主人翁都在30岁以下，而30年后的演员，要做好这份语言功课，是要下大功夫的。
胡雪杨：首先是我这个编剧的事情。而且，我坚持这部电影要讲“上海闲话”。
说到底，就是上海符号。
1989年6月，胡雪杨在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他的毕业作品是53分钟的短片《童年往事》。这部处女作在第二年获得了美国奥斯卡大学生电影最佳影片奖。17年前的这部“童年”电影，似可看作今日胡雪杨再度执意要“拍一步上海成年电影”的发端，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积淀和底蕴。
今天的胡雪杨，已是40多岁，他要拍的是反映30年前上海人如何生存的一部电影，那个年代的一切，曾经进入过只有10多岁的小胡雪杨的视野。10多岁的视野印象，经过30年的思考和发酵，在胡雪杨40多岁的今天，他将会奉献给家乡和家乡的“邻居们”，一份什么样的银幕故事？我对他说：来看你这部作品的人们，首先是那些已经五六十岁的人们，如果你的市容背景、人物形态、思维层面，符合这些观众的记忆，你这部电影的反响，无疑能够得到最大的“扩张”；如果不是，则会遭到严格的质疑。因为这样年龄的观众，对于“文革”年代的生活，他们是亲历，而你是理解。
胡雪杨回答：我不想对留存的记忆做痛苦的宣泄，只想真实地再现那段楔入心骨的青春轶事，任何时候，“爱”一定总是最美丽的。撰稿／陆幸生(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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