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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背上的法庭》导演刘杰:成了司法系统红人

http://ent.sina.com.cn 2006年11月10日11:52 南都周刊
《马背上的法庭》导演刘杰:成了司法系统红人

散场后,导演刘杰与观众展开热烈讨论。 (摄影 ki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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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背上的法庭》导演刘杰:成了司法系统红人
读者和影迷在影院签到、取报纸和拿调查表。 (摄影 seamouse)

  今年9月,威尼斯获奖影片《马背上的法庭》在广州只收了2000元票房。以热爱电影的名义,我们制作了一期“为《马背》呐喊”的专题,片方被我们的诚意打动,导演亲自将拷贝带到了广州、深圳两地。2006年11月4日及5日,本报联合片方和珠江院线,进行了两场免费放映。

  演刘杰一迈进珠江院线的办公室,就连忙对院线经理赔不是:“给您添麻烦了,拍了
部影响票房成绩的电影。”他、院线和媒体都清楚这片子卖不了钱,即便在威尼斯地平线单元捞来个金奖。而另一方面,由南都周刊主办的“《马背上的法庭》免费放映活动暨影迷会成立”活动却相当圆满,广州、深圳的两场放映中,观众云集、掌声不息,并都在放映结束后和导演展开热烈讨论。

  当然,优秀影片的票房成绩不是靠几场免费放映就能带来,珠江院线将借南都周刊此次活动,于11月8日将《马背上的法庭》重新推向银幕,相信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刺激起此片的票房,但限于题材的小众性和作品的艺术性,它不可能像《疯狂的石头》(blog)那样通过媒体宣传就能激起票房高潮。南都周刊记者 张海律

  广深观众:赚够钱就热衷于琢磨文化了

  南都周刊影迷会组织的这次观影活动前三天,南都周刊和南方都市报向读者发出免费观影的邀请,报名的邮件在短时间内塞满了邮箱,加上“深圳独立艺术电影社团”等团体的积极响应,原设想“报得多,来得少”的情况没出现。广州天河娱乐城、深圳嘉禾影院两个可容纳百余人的小厅均被塞满人,深圳方面更由于我们估计不足,事先没限制人数和规定进场最迟时间,造成有观众大老远来却无法入场,在此表示深深的歉意,希望在日后的活动中予以补偿。

  观影后,绝大部分观众留下和导演展开近一小时的热烈讨论。在广州,一个女孩颇为有趣地从一大堆镜头运用、表达束缚的专业问题中跳出,问到:“为什么框里那小猪在法官爬山时不叫了,是李保田嫌太累,导演没让带上?”导演回答:“一直背着,可能它那时睡着了。”有苛刻者对人物形象和影片结尾颇有微词,没来得及开炮,听了导演回答其他问题后,理解了,散场时找到导演,“我本有很多问题,现在没了,你这人一不装逼、二不傻逼”。其实,结尾那“年轻法官阿洛还走在执法路上”的字幕,在威尼斯没出现,是来自电检局的一张纸的。在深圳,影迷们都在大厅里站着围着导演,讨论了一小时。

  大部分观众都认真填写了调查问卷,在有效回收的103份问卷中,18%认为此片精彩,44%认为很好,34%认为不错,仅有4%认为一般,无一觉得乏味。只是,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20多名研究生“不幸地”多了来自教授黄匡宇的作业——深入写写这个片子。

  导演对广深观众如此热烈的反应早有预料,“我觉得这是必然的,珠三角地区现在文化气氛比北京好,人们赚够钱了,开始琢磨文化了,而北京人要开始琢磨赚钱了,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外籍观众:看看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幸亏提前向导演确定了此片有英文字幕,英国人David、法国人Johanne和加拿大人John Kennedy幸运地成为了继威尼斯人后看到此片的第二批外国人。他们认为幽默的那些桥段在这个电影里很重要,没有了就会变得枯燥,甚至沦为展现民俗民风的纪录片。关于影片表达的主题,Johanne认为法律和文化有各自的属性,社会需要法律的基础,更需要在特定场合有着柔性的变通,“特殊情况下,就得看看我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著作《论法的精神》了,那比法的条款管用”。

  导演刘杰:一不留神成了司法系统的红人

  因《马背上的法庭》,导演刘杰一不留神成了司法系统的红人,不但多出了不少法官和律师朋友,还获得了高院的嘉奖。而本来被台湾导演陈国富担忧“肯定通不过电检”的此片还被选为了建党八十五周年的献礼影片,被中央政法委推荐向全国政法委系统推广放映,更在一向追求电影艺术性的威尼斯捞来个大奖。

  刘杰当然高兴,“我是第一个以处女作就在‘三大’(戛纳、威尼斯、柏林电影节)获大奖的第六代”,他确信“三大”对电影从业者的意义重大,远胜于塞巴斯蒂安、釜山那些次一等的电影节。对于敏感题材获上级认可和嘉奖,他认为除运气外,更重要的是现在的社会大环境变得越来越宽容和开明,“很多社会现实问题不能靠鲁莽的碰撞来解决,那样只会伤害电影改革,要循序渐进地来。”本想搞“公检法三部曲”的刘杰如今有个新打算,先拍个关于小孩打架的故事,会比他掌镜的《十七岁的单车》还残酷,而且我国青少年犯罪问题必须得到正视。

  影院职员:还是多拍点商业片让大家都有钱赚

  深圳嘉禾影院的工作人员不理解,为什么这群搞电影的总要拍沉重的题材,城市生活压力这么大,还不让人解解压、笑一笑。记者告诉她:“为什么要跑去电影学院学电影,就是因为艺术情怀重,总想拍艺术电影。”作为1980年代的大学生,刘杰更是这种理想主义的典型,很有社会责任感。从1994年进口大片登陆中国后,他就只在电影院看过第一部进口大片《亡命天涯》,国内近年的大片,他也只看过《英雄》。“看商业大片会让我感觉很崩溃,得不到什么东西”“1987年,在电影学院时,看安东尼奥尼,我也很崩溃,当时就是看不懂,不是说我不喜欢安东尼奥尼,而是因为我拍不出那种东西”,导演们的艺术表达和理解方式显然也存在巨大的沟壑。

  “每个导演心中都有个大师梦,张艺谋梦破了才转投商业片,可能我做三四部,在经济、心理上都感到绝望时,也会做点对得起电影院的事,我相信自己能拍好看的商业片。”这算是刘杰给影院的一种保证吧。

  影迷不分层次高低,但喜欢的类型各自不同。这样一个活动,因影片的“定性”,带来的观众也是特定类型的,他们对此片的普遍好感不足为奇。但那些真正能奉献票房的,他们会喜欢这片子吗?毕竟,导演可不愿此片被看做“主旋律”,“它是艺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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