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阿甘（右）在给演员郭涛说戏

　　记者刘畅报道 阿甘导演的新片《高兴》如愿赶上贺岁档的尾巴，正在全国热映。影片扛起“山寨”大旗，把观众“雷得外焦里嫩”，有观众赞“太搞笑”，也有观众认为“反胃”。一部贴着喜剧标签的电影，缘何产生如此相悖的效果？昨日，记者电话采访导演阿甘，他刚从轮番宣传中抽身。在他看来，争议也是幸福的，“我要拍的就是笑中带泪的作品。”

　　这个“山寨”可够贵的

　　导演大都明白，要把观众兜里的钱变成票房，喜剧比悲剧的力量大。阿甘执导，星皓公司出品的《高兴》也不例外，只是多了“山寨”电影的注解。

　　城市晚报：许多人关注《高兴》，是因为这部影片被称为山寨歌舞片，如此归类您是否赞同？

　　阿甘：说实话，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时，我都蒙了。你要知道，《高兴》可是投资了1300万元的电影，要是被归类到“山寨”，那可真是最贵的“山寨”了。

　　城市晚报：现在影片上映开始“笑果”就不错，是否也开怀接纳这一说法？

　　阿甘：没错，一部电影能引起这么多的关注，我挺兴奋的。现在我很享受山寨这种评价，我觉得这是件很真诚的事情。

　　十个短信“搞定”贾平凹

　　电影《高兴》改编自贾平凹的同名小说。两相对照，观众会发现改动很大，比如五富在电影里死而复活，刘高兴还多了一个造飞机的理想。如此大胆的改动，许多人都担心会令贾平凹拍桌子。

　　城市晚报：贾平凹的小说有很多，为何挑中《高兴》？原著中的喜剧成分并不浓。

　　阿甘：我个人很喜欢贾老师的作品。改编《高兴》很偶然，我看到这本书扉页上一句话，“我在写一群不堪的人，他们在肮脏的地方干净地活着。”当时我就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我可能要拍这个故事，那句话也是我在电影里最想表达的。

　　城市晚报：从剧本改编到拍摄，您一直尊重贾平凹的意见。当初取得电影版权困难吗？

　　阿甘：顺利得我至今都觉得简直不可想象。我们并不认识，可谈成这件事儿，来回一共没超过10条短信。在剧本阶段，我也很忐忑，可贾老师跟我说，“拍电影跟我这写书的行当实在差得太远，想不出什么意见，既然交给别人，我也就不管了。”

　　笑中带泪向星爷看齐

　　《高兴》为了能在众多影片中出头，采取提前在若干城市点映，力求让影片的好口碑成为活广告。实际的效果是于丹成了《高兴》的粉丝，就连原作者贾平凹也认同以喜剧表现苦难的方式。

　　城市晚报：把一部实打实的悲剧改成喜剧，连贾平凹都拍手称绝，您是怎么做到的？

　　阿甘：小说本身像是一种时代记录，和现实血肉相连，虽然有幽默成分，但还是叫人读后倍感酸楚。而要改成一部商业电影，我只想呈现其中喜的部分，悲苦的部分不如都压在人物内心，就像周星驰电影。而最能达到这个目的的类型也还是歌舞片。

　　城市晚报：把歌舞片创作出了“山寨”感，这其中的秘诀又在哪里呢？

　　阿甘：没秘诀，完全是水到渠成。要拍一部歌舞喜剧，百老汇的歌舞剧《红磨坊》、《芝加哥》都是经典范本。但我想，小说里那样一群社会底层的人，唱着百老汇式的歌曲，是有距离。所以我决定用咱自己的音乐，比如需要叙事时，我就用Rap，要展现乡情，就放民歌进去，诸如此类还有情歌对唱、摇滚，全部混搭，没想到片子剪出来后，就出来了“山寨”效果。

　　庆幸找到内地版吴君如

　　拍摄《高兴》，阿甘曾经为演员人选而苦恼，在他看来，“在内地拍喜剧最难的就是找到像周星驰那么好的演员”。相比郭涛、黄渤这些观众早就买账的笑星，苗圃、冯砾的表演，更为可圈可点。

　　城市晚报：您之前一直说拍喜剧难，为什么呢？

　　阿甘：其实我想说的是，内地的喜剧演员太少了。内地演员大多是学院派出身，演惯正剧。他们都是好演员，但学院里并不重视喜剧，因此当一个喜剧演员在内地似乎成了丢人的事。

　　城市晚报：可是《高兴》中的演员个顶个精彩呀？

　　阿甘：这也正是我最庆幸的地方，他们都是靠我的慧眼发掘出来的。苗圃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她的纵情发挥成了片中的一个大亮点，她可以变成“内地版的吴君如”！只是“内地版周星驰”，至今我还没发现，将来也不抱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