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度夕阳红 邹文怀细说嘉禾四十年

　　PART1 成立嘉禾：与老友共同创业

　　张彻曾在其著作《回顾香港电影三十年》中记载：“邵先生平常见我，当然是叫我到他办公室，就算出去喝茶，他照例也都在半岛酒店。这一次，他约我到国宾酒店大堂见面，我自然料到事情机密，不同寻常。他说：‘雷蒙打算离开，是留住他还是放他走？’我略一思索，就说：‘放！’”
      一段简短的对话，这位英文名叫“雷蒙”的宣传部主任最终离开了邵氏，还带着几个好友、40万元创业资金和胡金铨所起的名字：嘉禾。

　　最早从邵氏出来做嘉禾的是我跟何冠昌，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老朋友。在上海时，我在圣约翰大学念新闻的，最后一年出来实习，何冠昌在大学也是念新闻的，也是那时出来实习，当年上海跟香港一样，有些我认为是错误的做法，就是把刚进来的记者派到法院里去。当时何冠昌是在中央日报，而我是申报，申报采访主任就是吴嘉棠，他同时又是英文大美晚报总编辑。

　　嘉禾刚成立时资金很少，主要是我和何冠昌是2对1，就是我2股、他1股，而其他所有人的股份，我们也不是照着上市公司的做法，愿意投资的也可以投，不过主事就是我们两个。嘉禾这个名字是我跟胡金铨起的。胡金铨，可以讲他是一个学者，至少导演里边他是最有学者风度的。

　　一开始嘉禾的办公地址在弥敦道的东英大厦，现在刚刚一年多前拆掉了，已经盖好了新的房子。公司员工很少，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没有片场，也没有可能养那么多人。除了我和何冠昌，宣传是梁风、蔡永昌，会计是梁风主管，出版是梁风，技术方面是赵耀俊，大家一起合作好多年。

　　邹文怀另立嘉禾前，邵逸夫本已准备一统江湖，因此时“国泰”正因陆运涛去世而阵脚大乱，李翰祥在台湾的“国联”又摇摇欲坠，整个东南亚已经没有对手能够与邵氏抗衡，机遇简直是水到渠成！岂料当邵逸夫摩拳擦掌，邹文怀竟带着一班手足“走佬”，最终六叔虽点头答应，但难免对邹文怀的“釜底抽薪”之举颇有不满，而嘉禾私下策反王羽过档接拍《独臂刀大战盲侠》一事，更让六叔大感邹文怀“食碗面反碗底”，结果双方都撕破脸皮、对簿公堂，且邵氏还像昔日对付李翰祥那样借行业势力封锁嘉禾影片的市场，令年轻的嘉禾一度举步维艰。

　　大部份专放邵氏片子的影院都开始放我们的片子，因为知道邵氏的片子是由我主持制作的，但嘉禾刚成立时有些艰难，不过有些事也是想不到的，当然邵氏势力很大，要封锁我们的片子，有些人觉得这是很好的机会，国泰刚下来，邵氏也不一定独大，而且看了那么多年，都已经认识了，就觉得不做邵氏的做嘉禾的片子也可以，因为每个地方都有两三个集团的嘛，你不要别人要。所以问题就是你信心多少，你肯帮我的程度多少，我当然也要看你的戏院怎么样。

　　PART2，院线发行：同邵家的意外合作

　　70年代中期稳固江湖地位后，嘉禾遂开始建立自己的院线及发行网，直至80年代初，旗下的戏院数量已超过邵氏，成为香港四大院线的龙头老大。邹文怀认为，能否形成自己的院线对电影公司的前景而言无疑是关键之一。

　　或许是一个讽刺，昔日嘉禾成立之初已与邵氏明争暗斗，进而反目成仇，其后更是彼此不相往来，但嘉禾院线的诞生却与邵家成员颇有联系，而关键人物即是邵氏父子公司二老板邵邨人的二公子邵维瑛。原来其后“邵氏父子”与“邵氏兄弟”分家，转为吸纳、经营本港戏院，邵维瑛被召回后最终成为公司老板，嘉禾与邵氏闹僵后，便索性与之合作发展业务，由此精明地将了老东家一军。

　　所谓院线，嘉禾自己的戏在香港上映，当然由你自己的戏院来做了，可是任何其他的戏院要做你的戏的话，是要条件合适的话，当然是越多越好，大半时间是越多越好。做了不太久，我们的院线已经是最强的了，但说起来也很滑稽，我们与邵家的人一起合作。

　　邵氏父子公司二老板邵邨人，二老板的第二个儿子叫邵维瑛，他想法什么都很先进，而且做生意头脑也很好，就不赞成他父亲老二的做法，老二也觉得他不听话，所以不是很喜欢他，非常喜欢第三个儿子，什么权都交给他，邵维瑛就跑去帮邵逸夫。他父亲当然不开心了，不过也没有什么办法，因为他喜欢三小开，跟老头对着干总是不太好，邵维瑛他非常能干。后来邵氏父子与邵氏兄弟分开了了以后，兄弟们要邵维瑛回去，后来邵氏父子等于老二邵维瑛就当上了老板，跟我们合作，我们戏院少，他们戏院多，但我们戏院好，结果拼在一起大家就很好，邵氏父子的影院放我们的片没有问题，所以开始合作，两者加在一起，变成香港发行网之中最强的。我们觉得我跟你又不是仇人，你愿意合作的大家合作，也是很简单啊，最要紧就是说，我不欺负你，你也不要骗我，你不能骗票房，问心无愧。

　　市场上虽从来没有永远的朋友，但也没有永远的敌人。1982年贺岁档，新艺城的《最佳拍档》将嘉禾的《龙少爷》杀得惨败而回，结果嘉禾和邵氏决定于暑期档互相为院线供片上演“双线联映”，以《奇门遁甲》和《八彩林亚珍》狙击新艺城的《难兄难弟》和《小生怕怕》；1988年，嘉禾还与邵氏(大都会)联手拍了一部《七小福》，虽然票房都不算理想，但总算维系了嘉禾与邵氏的共同利益。

　　PART3 制片风格：创造最大的吸引力

　　我的想法是比较开放一点的，我觉得只要电影拍得有吸引力，简单说只要电影拍得好、拍得不好是很笼统的说法了，有吸引力，吸引力当然是时间不同、环境不同，都有关系了。很多片子大家以为不会好的，结果好的不得了。胡金铨拍电影，在邵氏时，拍完了人家很乐意看，说不好看，你要说一个片子不好很简单，尤其是干电影的，其他的导演什么，当然很容易找出很多毛病，比如张彻的《独臂刀》，很多人说不行啊，不通过。你自己觉得好，你自己觉得有吸引力，至少最基本的，先吸引自己，然后再想别人会不会喜欢，其实这个很容易解决的一个问题。

　　真的到你难做的地方，是你看了一个剧本后肯出多少钱，这个决定需要很多因素的，要用什么人，你要把他拍成什么样一个电影，就是你需要决定用多少钱，你有没有那么多钱，一级一级做起来。其实很难可以算出来的，问题是拍完以后有谁胆大的可以说这个卖一千万、这个是卖五百万，有些戏可以卖一千万的话，我可以花多少钱去宣传，同时我可以给你多少戏院，这反而是有一点根据可以算出来的，一个片的好坏很难有人说得出来。假如可以开一家公司，每个片子我看一下，这个片子能卖多少钱，总收入拿5个到10个百分点，因为这个关系太大了，要用多少，需要多少宣传费，量很大的。现在我也说，你要做这个数字电影，数字电影省下来的钱太多了。

　　PART4，日本发行：打开最艰难市场的大门

　　说到嘉禾与日本市场的结缘，邹文怀永远不忘感谢川喜多(川喜多长政)。两人结识于40年代初，当时邹文怀是上海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学的初二学生，川喜多则刚被派来上海主管由日军成立的“中华联合制片公司”，后将之重组为“中华电影联合制片股份公司”，后曾出力营救被日军拘禁的电影人张善琨(当时是新华影片公司董事长)，战后获国民党删除战犯身份，返回日本主理东宝电影公司。

　　在日本占领中国时，川喜多到中国来做宣传工作。他觉得电影是最好的，他就成立了一个中华电影总公司，说了这么多，其实好像跟嘉禾、跟香港电影都没有关系，其实我觉得他对中国电影有很大的影响，他摆出来的姿态是，我也不赞成打仗，本来我是希望搞电影，希望大家认为我没有恶意，希望拍电影，希望大家娱乐，摆出这个姿态，成立了华影，中华电影文化有限公司。

　　他做华影的时候，那时我在上圣约翰大学的附属中学读初中二，学校叫“圣约翰青年中学”，如果穿过一个公园就会很快到学校，也就是自爱公共汽车总站就在公园门口(肇丰花园)，但是我们都是骑自行车或者乘公共汽车去上学，都到公园门口下，脚踏车可以推进去，横过公园出来就是学校的大门，尤其住在学校的人更多了。事件发生时，我们几个初中同学在公园里玩，刚巧华影有一队人员在公园湖边拍摄外景，当时有人去了桥下看拍戏，比较可以接近拍摄场地，我们几个同学就把他们的机器推到湖里去，华影的人当时不得了了，开头是他们说我们偷看电影明星，我记得很清楚的一个叫王丹凤，就被人知道了，吵起来了，结果学生不是很多嘛，一家伙就都来了，吵起来就把他的机器扔到湖里去。后来说不得了，后来叫警察、叫宪兵来，我们在混乱中一起跑掉了，因为是小事一件，所以后来就不了了之，多年以后，日本东宝东和公司在发行嘉禾影片时，我们旧事重提，说起王丹凤，他说我怎么不记得。他们标准的摄影机，当时都用最好的(型号是Mitchell2)。说我怎么不记得，买不到了，当时因为打仗，没有人有Mitchell2卖，国内也没有其他的，所以他们要几经辛苦把它修好。欧洲、美国都买不到这个。当然记得，不知道搞了多少次最后才把它救回来。

　　1970年嘉禾成立之初，即与日本电影公司合作拍摄创业作《独臂刀大战盲侠》，还找来胜新太郎与王羽搭配，但真正在日本发行公映的首部影片则是李小龙的《精武门》。当时由于李小龙在东瀛市场未开，因此嘉禾在寻找发行商的时候曾处处碰壁，所幸邹文怀得到老友川喜多支持，终让《精武门》成功闯入日本市场；李小龙逝世后，遗作《龙争虎斗》于日本公映，更成为当时继《教父》和《日本沉没》后日本有史以来票房第三高的电影，其后东宝、东映等电影公司又陆续将《唐山大兄》、《猛龙过江》、《死亡游戏》等片发行入日，最终在日本掀起一阵“李小龙热”！

　　中片到日本主要的困难，是日本从来就是一个很封闭的社会，不太接受外来的电影，况且日本发行费用比较高，费用也很大，所以没有什么片子可以在日本大规模的全国的发行，我们可以做，而之前没有人做得到。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跟川喜多合作的很好。所以李小龙拍《精武门》打日本人，打的一塌糊涂，而且可以说电影有点夸张，把民族仇恨挑到最高的地方去，所以我说这样，常常与川喜多面对面吃饭，我的电影会把你臭骂，你兄弟什么都不是好人，这个不大好吧，所以李小龙的片子《精武门》没在日本做。《精武门》他们当然晓得了，再做两套以后，那个老板川喜多自己跟我讲，《精武门》为什么不做啊？我说你晓得那个故事啊？他说晓得啊，我说不做了，他说应该做啊，很好啊，我说日本人不把我骂死、也把你骂死，你去发行这个电影。他说不会，这个时代也改变了，不是军阀时代。第二，那个时代的确有的这样的事情，我愿意出来讲，那个时代的确有这种事情，我们应该面对这样的，提高自己，以后不能发生这种事情。大片嘛，我说你说的，我以后来日本被人扔东西什么臭蛋你要负责，绝对没关系，不过最后先做了其他的。《精武门》的日本票房非常好。

　　继李小龙后第二个让嘉禾打开日本市场的是许冠文，其自导自演的《鬼马双星》、《半斤八两》、《卖身契》等片先后在日本公映，票房均大收旺场，《卖身契》在日本的票房更高达500万美金，许冠文也被日本观众称之为“布先生”，甚至让许冠杰粤语唱片在日本销量激增；1980年成龙过档嘉禾后，其首部影片《师弟出马》即在东瀛平地一声雷，《龙少爷》日本市场的反应也远胜香港，《A计划》和《警察故事》更是轰动全国，加上洪金宝的《僵尸先生》系列在日本卖座鼎盛、元彪又以《波牛》及《孔雀王子》等片赢得无数日本影迷，嘉禾的日本市场在整个80年代可谓势如破竹。

　　做电影公司的老板，假如你是抠的很紧的，这样也不可能，那样也不可能，或者这样也要减他的分成，合理吗，只要你相信他，道理并不是很要紧，要紧是你对这个片有没有信心。算了，不赚钱不要拍，所以这个态度不同，大家开诚布公，本来是很难开口的嘛，因为川喜多在日本很有地位，我那个时候也是代表香港的电影界，他也是认为没有问题，与其他的片子一样的卖座。我们还玩笑讲，你能包吗，可以包吗，不错，你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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