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航标：嘉禾四十年风云雄霸史 橙天入主新模式(4)
嘉禾攻略考 卫星公司分红制度得与失
早在60年代，在邵氏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邹文怀已与时任公司总经理的周杜文联名致信远在欧洲的邵逸夫，要求推行分红制，即邵氏的盈利他们也要分得应有的一份。然而，信是寄出去了，邵逸夫的“沉默是金”却一直从欧洲坚持到回香港，但这也不能说六叔一毛不拔，只不过当年邵氏坚持大片厂制度，故此不大热衷与他人合伙，尤其是下属高层或合约艺人，如今邹文怀竟提出分红，岂不是跟独资经营、自负盈亏的邵逸夫“对着干”吗？最终周杜文请辞离开，凌思聪接任总经理，方逸华更插手邵氏大权，邹文怀在邵氏的地位越来越尴尬，随之让他萌生去意、另组嘉禾……
虽然嘉禾创立之初仍不免照搬邵氏模式，邹文怀最终还是摸索出并选择了分红制，积极放权予人，在更大范围内招揽人才。然而事实也证明，外判制度下的分红制与卫星公司非但让嘉禾在整个70年代得以网罗大批如李小龙、许冠文、洪金宝、成龙等卖座巨星和麦当雄、张坚庭、元奎等出色导演，更在80年代加大外判制片业务的力度，最终转变经营方向，以发行及院线业务为核心，完成了由制片公司到发行院线公司的角色演化。
1，李小龙、罗维：协和电影公司&四维电影公司
1971年，外判制度首次推行于《唐山大兄》。嘉禾在泰国找到了拍摄资金，并由罗维及其“四维电影公司”代为拍摄，最终利润则由李小龙、嘉禾及四维共享，当时嘉禾并未真正参与影片的制作过程，而更多是担任投资者的角色，并在影片完成后负责在其院线公映及发行。
如此合作自然远胜邵氏强调制度化和制约化的长期合同，因此《唐山大兄》及同样由嘉禾与罗维合作的《精武门》都得以网罗不同的人才，电影上映后亦是大为轰动，更双双刷新票房纪录，证实了外判分红制度的可行性；1972年李小龙与罗维不欢而散后，邹文怀又首次与李小龙合作成立卫星公司，邹文怀说“我和他在美国合资了一家公司，他的片子就由这家公司拍，比如这家公司拿钱出来，发行，制作、发行都是这家公司，这家公司有我们一半，我是主席，我来筹钱拍。他说的，你也不愿意让我拿51，你拿49，所以五五，你去做，反正我也不懂。”1972年底，这家名为“协和”的电影公司推出了创业作(也是唯一一部影片)《猛龙过江》，票房非但刷新了《精武门》的数字，更让李小龙从此进军国际，外判制度下的分红与卫星公司从此成为香港电影工业的制胜法宝。
2，许冠文：许氏兄弟电影有限公司
1973年，凭《大军阀》、《一乐也》、《声色犬马》等片在香港影坛名声大噪的许冠文手持《鬼马双星》的剧本找邵逸夫商谈开新戏的事宜。岂料邵逸夫看过剧本准备口头答应，许冠文却提出利润与邵氏“五五分账”，但对于做惯掌控全局的大老板的邵逸夫而言，反应当然就是：理你才怪。许冠文最终离开邵氏转投嘉禾。
相比之下，邹文怀对这位新过档的“冷面笑匠”可谓绝无亏待，除答应与之平分利润，更让他成立“许氏电影公司”拍片，加上弟弟许冠杰的嘉禾签约演员身份，许冠文终得以大展拳脚——邵氏公司的《声色犬马》于1974年8月29日下档，一个半月后的10月17日，《鬼马双星》即来势汹汹地闯进各大影院，累积票房高出《声》三倍有多不说，更打破了李小龙生前所有影片和邵氏《七十二家房客》的记录，而许冠文从中分得的利润与在邵氏时期2000美元一部的片酬相比更是天壤地别！嘉禾成功留住许冠文，也在李小龙逝世后继续在港片市场上呼风唤雨，而70年代许氏兄弟电影能两度刷新票房记录、四度登顶全年票房榜，以及许冠文近20年来为嘉禾忠心耿耿，“分红制”与“卫星制”的成功实施无疑是重要功臣。
3，七小福：宝禾、威禾、泰禾
1978年，嘉禾开始迎来几位“七小福”成员的加盟。首当其冲是已在嘉禾担任武师和武术指导多年的洪金宝，因其自导自演的《三德和尚与舂米六》及《赞先生与找钱华》等片先后票房大捷，与麦嘉、刘家荣合组并得嘉禾院线幕后支持的“嘉宝电影公司”又出产多部卖座喜剧，邹文怀索性以支持成立卫星公司等条件将其拉拢回巢，最终在1980年成立了“宝禾电影制作有限公司”，拍出《鬼打鬼》、《败家仔》、《奇谋妙计五福星》、《富贵列车》等片，担任监制的《僵尸先生》等片更一度掀起灵幻风潮，成为整个80年代为嘉禾提供最多卖座电影的卫星公司。
嘉禾与洪金宝的合作方式非常灵活。除了片酬、制作费与分红，若三毛(洪金宝外号)为其他电影公司拍片(如为金公主旗下的“永佳电影公司”拍《提防小手》和德宝出品等)，嘉禾亦会负责影片在海外市场的发行工作，至于三毛1985年执导的《夏日福星》更与嘉禾以“买断”形式合作，即嘉禾提供拍摄资金，拍完后则将影片版权买断。洪金宝回忆称：“拍完之后嘉禾把一张支票给我，数目很大，算买断这部戏，整个戏出来的利润，亏也好，挣也好，都不关我的事了。”
1980年，嘉禾更是以一张巨额支票将成龙从罗维手上成功挖角，并于1985年在嘉禾支持下成立“威禾电影制作有限公司”，创业作为《警察故事》。虽然“威禾”在产量和类型上不及“宝禾”，却堪称嘉禾投资成本最高的卫星公司，如《龙兄虎弟》、《奇迹》、《飞鹰计划》等在当年而言已是超级大制作，但凭借成龙在香港、日本及东南亚等地的票房号召力，嘉禾非但皆有盈利，且与成龙的分红也凌驾于其他卫星公司；此外，“威禾”出品的《警察故事》和《胭脂扣》还两度荣膺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出嘉禾“卫星制”对商业与艺术领域的平衡把握。
事实上，嘉禾与其卫星公司在合作上的灵活性亦在于不总以合约条款为依据，反而更强调真诚互信。正如邹文怀所言：“跟成龙是原则上有口头合约，而每拍一套片的时候再签那部片的合约，是个基于互信的安排。”
1986年，元彪和元奎又紧随其后，联手成立了“泰禾电影制作有限公司”，创业作为《执法先锋》。相比两位师兄，元彪在本地的号召力无疑有所不及，故此虽成立卫星公司，与嘉禾的分红始终未有对等，邹文怀说：“元彪不是说他不好，当然他也不会要求到一半，其他很少是一半的。”所幸“泰禾”胜在票房稳定(《执法先锋》等片都在千万以上)，数年后元彪更另组“元彪制作有限公司”，制作《西藏小子》、《黄飞鸿之鬼脚七》等片，当然仍旧是嘉禾“卫星制”下的产物。
4，麦当雄、二友、徐克电影工作室
除李小龙、许冠文和七小福，80年代嘉禾也扶持成立了多家颇具影响的卫星公司，如“麦当雄制作有限公司”、“二友电影制作有限公司”，推出的《省港旗兵》系列、《玉蒲团》、《跛豪》、《表姐！你好嘢》、《一屋两妻》、《不脱袜的人》系列等片类型各异，在票房与艺术上都大有斩获。
但相比洪金宝、成龙、元彪等人自制自导自演自武“一脚踢”，“麦当雄制作”无疑更倾向于幕后，如麦当雄与其团队(萧若元、黎大炜、麦当杰、霍耀良等)几乎从未跻身幕前，而是坚持由麦当雄主控制作、萧若元负责剧本、麦当杰与黎大炜等人主攻导演，演员则多为嘉禾的签约艺人，在此阵容下拍出的影片自然能够维系较稳定的质量；而得益于嘉禾“卫星制”的沿用，麦当雄也曾与金公主旗下的“永盛电影公司”联手拍摄《江湖情》及《英雄好汉》。
至于“二友”也非洪金宝、成龙等人般以个人为主，而是张坚庭与陈友各司其职，若其中一人自导自演，另外一人则主要负责监制、策划、编剧等幕后工作，因此纵观其出产作品，则大可发现张、陈两人几乎从未在同一部片中担任主角，这些都反映出嘉禾推行“卫星制”的自由度。
到了九十年代。嘉禾通过罗维导演妻子刘亮华夺下李连杰，便开始了与已经成熟运作多年的徐克“电影工作室”深度合作。一代怪才徐克有了嘉禾强大的资金、演员阵容支持，监制拍摄了《黄飞鸿》、《新龙门客栈》、《黄飞鸿2男儿当自强》、《狮王争霸》、《王者之风》、《铁马骝》、《龙城歼霸》、《粱祝》、《刀》、《花月佳期》、《小倩》……众多影片风靡华人世界，嘉禾大旗在整个90年代能威风八面，电影工作室功不可没。
5，曾志伟和王晶：友禾、UFO、最佳拍档
“知人善用招兵买马”是嘉禾公司成功的秘诀。
曾志伟离开新艺城之后，在洪金宝的邀请下，来到宝禾帮忙，由此进入嘉禾体系。之后更是在嘉禾的支持下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友禾，曾志伟说：“好朋友结束后，没钱做老板，然后嘉禾招手，谭咏麟做回歌手，不想过嘉禾，我便进去。”可惜，曾志伟过度信心，大走非商业路线，启用新人拍了众多冷门题材，如《潘金莲之前世今生》、《川岛芳子》、《安乐战场》、《爱在别乡的日子》、《极道追踪》等，结果可想而知，友禾很快便支撑不住。
离开嘉禾后，曾志伟成立了独立公司UFO(电影人)，一系列天马行空的佳作出炉，叫好叫座横扫中产阶级。结果兄弟班的公司体制，一部《嫲嫲帆帆》让公司走入困局，紧接着三千多万买写字楼亏得血本无归……这时候，嘉禾再次招手，UFO并入嘉禾系统。“跟嘉禾合作主要是为了还债，我和钟珍不想结束后仍欠人一身债。我们是帮嘉禾制作，拿到钱就还债，还到最后一毫子才停止，最后一部是《小亲亲》。”
虽然嘉禾资金支持，但是UFO却不用改变风格，依旧可以我行我路，他们制作了《甜蜜蜜》、《金枝玉叶2》、《播种情人》、《天涯海角》、《自梳》、《玻璃之城》、《完全结婚手册》、《安娜玛德莲娜》、《薰衣草》、《记得香蕉成熟时3》、《小亲亲》、《神偷次世代》等文艺十足的电影。
上世纪80、90年代，王晶呼风唤雨，为众多电影商所追捧。嘉禾亦是其中之一。
1996年，王晶和刘伟强文隽成立“最佳拍档”(BOB)电影公司，一部《古惑仔》卖疯港城，大获成功之后，嘉禾便找上门来。双方合作方式则沿用之前王晶在永盛时，嘉禾与永盛投资《逃学威龙》、《九品芝麻官》模式。由此也可见嘉禾的合作是不拘一格的，王晶便说：“当时嘉禾很多种不一样的合作方法，因为他分两条线，一条线是发行公司，一条线是制作公司，发行公司是蔡永昌先生在主导，蔡永昌先生是我很尊重的一位老先生，他就看准了我们这一条线很厉害，所以他一直在投。”
最佳拍档与嘉禾深度合作对王晶电影制作有显而易见改观，像刘伟强便得以尝试拍摄超豪华巨资电影《风云》，除此之外BOB还拍摄了《江湖大风暴》、《古惑仔3只手遮天》、《97古惑仔》…直至《中华英雄》双方合作结束。
6，卫星公司分红制得与失：
在邵氏推行大片厂制度的年代，邵逸夫与旗下一众演员皆属雇佣关系，因邵氏向来要求演员或导演与之签长约，时限也往往是一年至几年。合约期间艺人的片酬多无增减(一线演员为2000美元一部，且无分红)，且“包身”于制度下的演员也不能外出接戏，即使饶有成就，也最多在邵氏高层全盘掌控创作及拍摄权的前提下自成一派，故此在创作上的自由度相当有限。
此外，全盛时期的邵氏虽拥有数以千计的工作人员和一座规模极大的影城，但这个“中国电影有史以来空前的电影王国”毕竟不是每天都在开戏，故此更非对所有人都能物尽其用，继而问题就出现了：有些轮不上进组的工作人员每月照例发薪水不说，许多人更不得不日日等戏开工，结果庞大的影城里时常出现“守株待兔”的尴尬情景，再加上从不间断的片场维护、机器保养、日常用品等开支，实在是一笔不小的负担；还有一点在于，大片厂制度下的制片人掣肘于戏院商的干涉和“捞过界”的禁忌下，因此工作范围往往较窄(如安排拍摄时间及寻找场地等寥寥职责)，若谈自由岂非多管闲事？
邹文怀在嘉禾推行的外判制度恰好与邵氏的大片厂制度相对，一方面突破了“包身工”的局限，主动寻觅或接受与不同戏院商和制片商的合作，以求在更大程度上实现“优化组合”，另一方面则以合作关系的形式给予明星和制片人更平等的创作地位，即支持对方成立“卫星公司”，以母公司监督剧本、成本及拍摄进度的前提下自主开拍电影，由此让其得以创作出更多元化的类型题材，而影片完成拍摄后既可直接交由母公司进行宣传发行，亦可独立“外判”给其他电影公司负责，这样即减少了额外的成本投入，更拓宽了电影制作的空间，可谓两全齐美。
至于分红方面，嘉禾的外判制度也不同于片厂化下的“既定式条款”。除了片酬和制作费，影片卖座的利润更可按一定比例分红(最高可达到五五分账)，共享对象也包括演员个人及合作公司等，如此“平等互利”的模式，自然能够让更多明星、制片人或其他戏院发行商乐于合作。
当然更重要的是，随着市场对电影题材的要求愈加严格，流水线作业早已无法满足观众的眼光，取而代之者则是对创作者的认同及渴望，故此在主流观念的推动下大片厂制度逐渐衰落，与创作主动性不谋而合的独立制片人制度随即兴起，这无疑也是电影工业重心转变的必然导向。
然而，香港电影经历80年代的黄金时期后很快极盛而衰，卫星公司制度也逐渐瓦解，尤其当90年代初香港影市出现第五条院线，不少独立制片公司纷纷为抢钱而拼命开戏，结果导致粗制滥造的劣片大行其道，市场接受度自然急剧下滑，不少片商对独立制片的信心也大不如前，同时台湾地区八大片商先后杀入香港，更让独立制片享受短暂的百花齐放后陷入危机……终于在90年代后期，外判制度走向了失败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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