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航标：嘉禾四十年风云雄霸史 橙天入主新模式(6)
邹文怀自述——“我在邵氏的日子”
壹:成立初期：邵氏兄弟开辟星马
1925年，邵家长子邵醉翁成立了“天一影片公司”并自任总经理兼导演，老二邵邨人担任编剧和会计，老三邵仁枚从事发行，六弟邵逸夫则协助三哥开展发行工作。1926年，由于“天一”受上海同行排挤打压，更组成“六合影业公司”联合拒映“天一”影片，邵逸夫远赴新加坡与邵仁枚会合，继而联手创业。起先邵氏兄弟多在新加坡华人聚集地放映“天一”影片，1927年，在新加坡首富王竟成的资助下，邵氏兄弟得以组成联合院线，并在1930年正式成立邵氏兄弟公司后积极拓展生意，如租买当地数家大型娱乐场，后来又成立了制片厂和戏院经营等工作，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局面。
邵氏起家于上海。邵氏兄弟之中，老大邵醉翁是律师。当时有一件按揭，人家用戏院抵押贷款，经由邵醉翁工作的律师事务所办理手续。后来人家还不清贷款，而醉翁又很喜欢电影，他的太太陈玉梅也是电影明星，所以就把戏院接收了过来做舞台剧，邵氏电影王国就是这样开始的。
邵氏兄弟公司在星马开办娱乐事业，包括游乐场和电影院，在新加坡做得很好，于是就向马来西亚联邦发展，那时候其实他们是分开的。后来需要的片量多了，就要求稳定片源，因为当时星马最流行粤语片，片源除了上海以外，最多是广东和香港，所以就考虑在香港拍片。
邵仁枚(三老板)到星马去开发，当时很辛苦。三老板在星马开始做得好了之后，就把邵逸夫先生(六老板)叫过去，他需要人帮忙，叫六老板来帮忙。那个就是邵氏兄弟，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三老板、六老板两个人，所以就叫邵氏兄弟，他们在星马那边戏院开的多一点，发掘影片的供应不大够，能不能在香港拍片，后来就委托他的二哥邵邨人，二老板在香港成立制片厂，其实那时候还没片厂，就是一个制片公司，拍广东片，后来那面发展的很快。
贰:重组公司：兄弟齐心其利断金
1936年，接替大哥管理“天一港厂”的邵邨人将之改名为“南洋影片公司”，并继续如“天一港厂”那般不间断供片予新加坡邵氏兄弟。1946年，逼走上海多年的邵邨人回港收回被日军侵占的“南洋片厂”，并于1950年成立“邵氏父子公司”，大量拍摄发行小成本国语片。
但没过几年，陆运涛即挟国泰杀入香港，并很快将观念守旧的邵氏父子公司打退，眼见市场被国泰占领半壁江山，邵邨人逐渐转行投资房地产，而此时返港的两个弟弟：邵仁枚与邵逸夫则着手在香港发展制片业务，终于1957年成立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
邵氏的公司本来是邵邨人跟他的几个儿子做，当时邵氏父子公司是在香港的，后来很好的市场都让国泰放了，所以邵逸夫自己回香港做，从邵氏父子到邵氏兄弟，这样才与国泰形成竞争的局面。国泰其实也是在星马发展，也在香港买片，此外两家公司也有很多戏院是放外语片的，所以在双方面都竞争得非常激烈。
邵逸夫跟他哥哥邵仁枚好像两个人的思想非常接近，两个人共通的一样，你想什么我都知道，我想什么你也知道，非常非常默契，而且儿子交换，他的儿子在新加坡跟邵仁枚做，邵仁枚的儿子跟他做，这个也是易子而教嘛，完全是你的儿子，有很多地方你看不见、看不清楚，所以两兄弟，因为他两兄弟合作真的是像一个人一样，所以他自己回来，那时相当轰动。
邵逸夫其实没有娱乐，他那么成功，因为他把时间全部用在工作上了。，他一天的工作等于我们两天的工作，星期天他看电影，曾经试过一天看十部电影，自己公司要上演或者外国片什么，他看8部到12部，而且很少是不看完的。一家公司自己做老板，有些人以为做老板说什么都可以，邵氏控制预算比较紧，所以很多人就说他刻薄，我在里边做我晓得，偶然当然有不同的情形了，不过一般来讲并不是真的刻薄。
叁:加盟邵氏：初入影坛遭遇挫折
1957年，邵逸夫刚由新加坡返港筹建邵氏影城、拓宽公司业务，故亟需招贤纳士，而此时的邹文怀则是美国新闻处的一名记者，两人本无交集，但其后经邹文怀的恩师吴嘉棠从中引荐，终于促成两位电影巨人的握手。
张彻曾如此评价：“邵、邹两人都头脑优秀，有魄力。无邵逸夫的勤奋，香港电影不能如此‘高速起飞’，形成继好莱坞之后的‘制造梦境的工场’；无邹文怀的善于放权，不能从工场解脱而迅速建立独立制片人制度，在工场衰落后，香港电影就不免会有一个时期处于低潮如美国、日本。两人先后相承，维持了香港电影二十余年的繁荣局面，不得不说是‘气运’。”可谓一语道破了两人在香港乃至华人电影史上的重要地位。
往昔重现，邹文怀忆道：“后来我去半岛酒店的餐厅与邵逸夫谈了三个小时，他问我：‘你觉得邵氏公司怎么样？’我说没有什么印象，他又问我：‘我们拍那么多片子你没有印象？’就这样跟他谈谈，加上事先吴嘉棠的极力推荐，所以我就决定跟他做，也是他到香港来第二个用的人，第一个是女秘书，第二个就是跟我谈，那时候也没有决定是做什么，主要是宣传。第三个，后来又一个做总经理的，周杜文，在美国公司做亚洲经理做了好多年，所以邵逸夫就认识他。”
那个时候本来我是专门做宣传，邵逸夫做发行跟行政，他已经讲好了，吴嘉棠人家帮他说话请了好些出名的导演，吴嘉棠在国内有名气和自己的势力，他介绍的好些人，从国泰请到邵氏，这样组成第一个邵氏兄弟。我一进去做，邵逸夫就跟我讲了，做电影人，虽然做事情，比如说做宣传，其他什么都要好，怎么样放电影也要懂，放电影我懂，这个只不过大一点。他说我所有的戏院经理以外，连高级的人员都会放电影的，因为万一有人生病了，他不做你怎么办，电影拍了，所以经理就去做了，而且很简单，虽然很简单，不过很少人肯做。”
邹文怀获吴佳棠推荐加入邵氏后担任宣传部主任，当时他曾向邵逸夫提出亲自任命下属，最终将何冠昌、蔡永昌及梁风等好友拉拢进来。十多年的奋斗岁月，邹文怀逐渐掌握了邵氏大权，非但凌驾于总经理周杜文之上(当时周氏只管发行，无涉技术)所涉及的工作范围之广更非那个“宣传部主任”的衔头所能及，正如张彻所言：“邵氏事无巨细，无不先通过邹文怀，或由他亲自处理，或经他才上达邵逸夫，所以似乎任何职位，都不能体现他的实权。”
万事开头难，年轻的邹文怀也不免经历一轮高低起伏，甚至饱尝挫折后，方才在邵氏站稳脚跟。但也正是初入邵氏后的多番磨练，方才为他日后权倾邵氏、缔造嘉禾打下坚实的行业基础——
“刚进邵氏的时候，很简单的事情也不一定做得来，比如贴海报，邵逸夫就对我说：‘如果问你，你一定说会，普通的3D海报贴出来谁不会，我需要的你要贴高，你不高一点，别人盖过你的也有，而且很多地方你要贴的高一点，拿个梯子，第一麻烦，第二要上下，你搬了一个梯子到处走怎么办呢？’要把这个海报贴了浆糊，我想应该是这样。他又说：‘不行，这个涂的东西外面也要涂，浆糊了，海报外面也要涂，反面当然要涂了，贴上去以后外面的也一定要涂的，真的是这样才行。所以第一，要学会放映机，第二，贴海报，第三，挑照片，剧照、宣传照什么，这个我没跟你讲，是因为我相信你也会，你本来新闻出身嘛。’
“就这样，等到我进去2、3个星期，他也搬到香港来住的，那时候在邵氏大厦，当时邵氏大厦可是整个旺角区最旺的地方，位处弥敦道和亚皆老街的交界，他哥哥老二在另外一层。
后来我第一次看试片，是有一位出名的大导演卜万苍拍的，演员我倒是不记得清楚，反正都是那个时候很有名的人，邵氏的办公室很大，试片间很好，大概四十个人的样子，像个小戏院。看完了，大家拍手，恭喜，后来我看完这个戏，我怎么样宣传这个戏，自己非但不喜欢，而且不懂，一边做一边想，怎么办，想了半天都想不出。
邵逸夫到处找我，结果找到办公室去，结果我在试片间里嘛，我们一起看的嘛，看完跑掉了，我说我没跑掉，你们跑掉了，我还坐在里面。他说：‘你坐在里面干什么？你觉得这个戏怎么样？’我说我就是在想好不好，大家拍手都说好，而我觉得完全不好，要不就是你们错，要不就是我错，所以我觉得不合适做这份工作。
这个不是三言两语，讲的相当久，结果在房间里谈了两个钟头，他就问我：‘电影看了吗？这个戏你说怎么不好？’我觉得人家那么多人都拍手叫好，这就说明问题更大，不是说好不好，不是说我喜欢不喜欢，而是为什么大家都说好，而我觉得非常不好，所以要不就是我对，要不就是我错。我对的话，我不能做这个工作，我怎么做呢，你们认为好，我认为不好，我对的话呢，反正人家都不对啊。我不晓得怎么样说，这个片子怎么宣传，我完全不晓得，那个时候戏院宣传都是电影公司的事，发行商做的，戏院自己没什么了。我说我真的不能做，我说我还可以回到我原来的工作，请他另选贤能吧。
“很快我老师打电话来了，说：‘年轻人做事情怎么可以这样，有一点点不对你就不做了。人家为什么要请你，是因为现在不好才请你嘛，碰到难的你就不干了怎么办，以后你怎么做事情。’我说不是，宣传不好是我的错，但现在是片子不好，我实在无法宣传，没法说服观众入场。
老师又说：‘你对电影有兴趣吗？有兴趣就做下去，很快的你就可以证明给人家看，他也不是笨蛋，很快就能看到。’那个时候年纪轻嘛，教授是很要紧的，而且我也很喜欢他，也学了很多东西，就做下去了。做下去以后就开始帮邵逸夫看剧本。来了剧本就看，看了以后就跟着讨论，邵逸夫不大会系统的讲一个戏或者分析一个戏，可是那么多年的经验会想到观众喜欢什么，虽然新的比较少了，不过他会提出很多建议，这样就做下去，最后就做得不错了，所以说邵逸夫很有分析能力，他没有用什么理论，但他总是能分析得很好。”
肆:唯一对手：国泰与邵氏平分天下
1957年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成立后，数年内即气势如虹、如日方中，与陆运涛的国泰机构分庭抗礼。当时，国泰落户香港已四年，继1953年首次拍摄粤语片试探香港市场及1955年接收李祖永的“永华片场”后，整体规模已得到稳固。
事实上，在邵氏成立之初仍不得不租用“坚成片场”拍摄大型题材电影打开市场缺口时，“国泰机构”旗下的“国际影片发行公司”和李祖永的“永华片场”已合并为“电影懋业公司”，并引入当时先进的彩色电影摄制技术拍片及借鉴西方资本主义模式进行片厂管理，旗下更拥有林黛、葛兰、尤敏、易文、陶秦、岳枫等演员及导演，风头一时无两。同样作为来自新马地区的片商，邵氏能在短时间内攻占香港市场，更在各方面与国泰平分天下，成就无疑殊不简单，踏入60年代，两大公司更爆发香港影坛空前的双雄大战…
国泰老板叫陆运涛，他在东南亚的势力很大，家是在新加坡，生意做的非常大，他跟英国人的关系也很好，那时候英国人势力是新加坡、马来西亚都管，所以他搞的电影那时候还不叫国泰，叫电懋。我相信没有别的地方有两家公司是最大的，除了这两家公司之外没有了。当时情况是，一入国泰你就不能入邵氏，一入邵氏国泰也一样，非但不会上你的片子，还会打击你。从新加坡、马来西亚到泰国、香港、台湾，都是这样，竞争的很厉害。
早期是国泰大，国泰肯花钱，生意做的很大，电影只不过是他其中一个，戏院也是一样，并不是主要生意，在他们与新加坡做大的贸易或者做塑胶跟锡矿这些生意，这些生意都是大的不得了，电影根本就是玩玩。那个时候人家都认为拍电影就是想搞女明星，很多人都觉得不是正经的生意。陆运涛做了也是好事，他在国际上也很有地位，他在英国，不晓得是奥斯卡还是什么，也有学会，他家境也好，所以他很容易跟每个地方的政府啊，跟商界的人都有联系，所以国泰的势力很大。
陆运涛喜欢做比较新一点的东西，这个是两家人的看法跟爱好也有关系，陆运涛根本不懂广东戏、京戏什么的，而邵家对拍新的外国的东西也不是很接受，所以开头根本不打争的，到后来发展到一定程度，两方面总会碰到，所以就竞争的真的是很厉害、很厉害。可是我倒觉得，我是在当中，我跟两边很熟，我跟邵氏也很熟。
陆运涛是比较洋化，他中文不懂多少，说是中国人，骨子里当然是中国人，我想他觉得他自己是英国人的成份还多一点，现在又说新加坡人、马来西亚人，所以他在星马的势力非常大，而邵氏是在戏院很勤力，三老板、六老板肯做，肯到小的地方去做，马来西亚其实看起来真的是像中国现在一样，有很多地方可以开发，很多地方根本没有戏院，你是头一个进去的，你总划得来嘛，而且也很便宜。我自己看觉得其实现在中国是最好发展电影的机会，人口那么多，看电影是大家最容易接受的，作为政府应该鼓励这方面，透过电影，把信息、把什么东西带给你。
伍:片场制度：培养人才的大本营
1957年邵逸夫返港后，即购下清水湾一地段建造邵氏影城，继而以流水作业形式发展出影片投资、制作、发行、上映独立包办的运营结构，各业务环节的管理权则统一由邵逸夫负责。除此之外，邵氏还逐渐推行“电影明星制”及开办“南国实验剧团学院训练班”等，积极培养新人或将当红明星收揽旗下，更制作发行官方杂志《南国电影》(梁风任总编辑)宣传其艺人动态等等。直至60年代中后期国泰产量及制作规模急剧萎缩，邵氏更是进一步加强片场制度的管理方式，最终一度将香港影市独揽在手(1966年出产影片已高达31部)，成就独当一面的人才大本营。
事实上，邹文怀脱离邵氏另组嘉禾之初，在管理架构上亦是沿用邵氏模式，并效仿邵氏的片场制度进行独立制作，直至与李小龙和罗维合作《唐山大兄》，方才突破旧式片场制度的掣肘，走向全新的道路。
邵逸夫的看法最主要还是邵氏兄弟这块招牌跟市场。他跟国泰的竞争，有意无意当中建立起来的片场的制度，培养了很多中国电影的人才。我觉得现在香港电影的前途很明显，香港不再有大公司了，不再有大的片场了，好像延续性和归宿感都没有，没有一家公司真的是有一个，不说百年大计，十年大计都没有，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有大的片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看电影发达的国家，像美国跟日本都是大公司，大公司应该可以自己拍，可以给你钱让你拍，你有好的剧本也可以提出来，看过觉得好，所以他人才很多，他自己本身很多技术人才。当年那个很鼎盛的时代，如果你没有演技是花瓶，但是你拍很多烂片也有慢慢磨炼出来的机会，现在几年都拍不了一部电影，等你演技磨炼出来都老了。
虽然香港相当现代化，不过学徒制度其实有他的好处，自己一个人去摸摸，也许摸五年、十年也摸不出什么，学到的东西不多，跟一个师傅很快就完全明白了，你有本事的话很快可以超出他，让你有机会去学剪接，好像很简单，其实很复杂、蛮难的事情。几个出名的剪接，退休以后，很多时候都是剪接剪的好的很容易当上导演的，因为他前后很多东西都很容易学到，香港现在没有了，最惨是现在我觉得一个断层。
陆:恶性竞争：与国泰大闹“双胞胎”
50年代后期，邵氏与国泰已晋升影坛翘楚、各据一方，但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两大电影阵营随即斗得不可开交！双雄对决的“导火线”是一代影后林黛，因其以自由身参演的《貂蝉》、《江山美人》等片先后卖座兼拿奖，邵氏与国泰遂发起争夺战，最终以林黛各签三部片约“打和”收场。
作为当时邵氏的幕后重心之一，邹文怀形容道：“陆运涛的国泰机构当时跟邵氏是两大巨头。不能说谁大谁小，有的时候邵氏好一点，有的时候国泰好一点，反正你好一点的时候我又追上来了，当你赶上来了我又竞争。亚太影展邵氏得的奖跟国泰差不多，但竞争的很厉害，抢的很厉害。
当时香港戏院开头因为分两派，一派是做邵氏的，另外一派是做国泰的，大家都是这样，后来经过两派以后，发现这个情况很好，观众对这种觉得很有味道，而且是两家都看，不是说你的好一点我的不好或者怎么样，因为很难讲到底谁好谁不好了，结果发现两面都看，这个怪现象我想全世界至少我是没见过了，很长的时间都是这样，竞争的很厉害。不过到香港、到台湾，到新加坡、马来西亚，海外的，都是这样的，并不是好朋友了，他们也斗争的很厉害，报上你也攻击我、我也攻击你，不过还是搞到差不多同一天上映。”
随着双雄之争的白热化，本已如火如荼的对垒竟逐渐演变为恶性竞争，甚至三番四次闹出“双胞案”，为抢映档期台前幕后倾巢出动。
大战的始作俑者是1961年的《红楼梦》，由于邵氏得知国泰将以张爱玲和易文一编一导的阵容开拍《红楼梦》，随即利用两间片场在极短时间内赶出由乐蒂主演的另一版《红楼梦》，并于1962年8月12日抢闸公映，令国泰的拍摄计划阵脚大乱，不得不取消制作；但国泰似乎似乎尚未吸取“多嘴”的教训，又于1963年宣布开拍《梁山伯与祝英台》(严俊执导，李丽华、尤敏主演)，结果邵氏为抢夺市场，不惜将乐蒂从胡金铨的《玉堂春》那拉了出来，并紧急调任李翰祥当导演，最终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赶拍完成，更挟凌波、乐蒂的红星组合及富丽堂皇的布景之势压倒国泰随后推出的《梁祝》，继而带起长达数年的“黄梅调热潮”！其后，《武则天》和《杨贵妃》等又先后被双雄争拍，但结局往往是国泰被邵氏拉走头马…
邵氏的“抢片”策略让陆运涛大为光火，索性与邵氏“抢人”，先后成功将林黛和乐蒂挖走，更策反李翰祥带着大批邵氏演员出走台湾成立“国联影业公司”，并命李翰祥快马加鞭拍摄《七仙女》)1964年12月19日)与邵氏版(1964年12月14日)同期公映。其后，无论是邵氏的《新啼笑因缘》对国泰的《啼笑因缘》、抑或国泰以《宝莲灯》先邵氏版公映等，“双胞案”都堪称双雄水火不容的缩影。
当年的邹文怀，亦是这场轰轰烈烈的影坛大战成员之一。“开头是你拍你的、我拍我的，后来竞争的太厉害了，就来‘双胞胎’这一套了，可以说是恶性竞争，不过像效果也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有一些认为两败俱伤，因为打的很惨，日夜不停的赶工去做，也到处打听，你的片子进度怎么样，我怎么样，赶赶，总会到最后大家一起完成。
后面‘双胞胎’逐渐成为一个潮流，大家觉得很有兴趣，因为拍的时候已经在讲了，这部片子是国泰领衔，他们差不多要拍好了，邵氏是把所有东西都停掉，就赶这一套，这样反而多了很多消息，大家都很留心这个发展，到最高峰的时候是《梁山伯与祝英台》跟《七仙女》，那个时候简直是大家都差不多不眠不休，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大部分拍的时间都希望赶上，7天里边把所有要紧的东西都拍到，当然前后还有很多筹备工作，所以那个时候是很热闹的。”(阿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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