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

冯小刚在片场

剧照

　　1993年，刘震云完成小说《温故1942》后，还没拍过一部电影的冯小刚就想把它拍成电影。11月29日，前后折腾了19年的《一九四二》终将在国内上映。

　　电影《一九四二》顺利通过电影局审查的第二天，冯小刚两手沾着颜料，猫着身，躲在工作室里画画。不断有人恭维他：“这片儿不错！”但他脸上却无笑意。

　　他是有些失落。从 1993 年起，冯小刚和作家刘震云就琢磨着把小说《温故 1942》拍成电影，三度启动，都因故搁浅。他甚至一度悲观地认为，这部电影在自己身体允许的时间里，都未必能拍成。当剪完电影的最后一个镜头，做完混录，冯小刚问身边的人：“这个电影咱们就完了吗？”别人答：“反正该我们做的事情，都做完了。”11 月 29 日，这个梦想终变为现实。

　　冯小刚打了个比方，拍《一九四二》就像曾经孜孜不倦地追求一个漂亮姑娘，突然有一天，姑娘追到手，两人还领证结婚了。正如叔本华所说的那样，得到之后，冯小刚反而空虚了。

　　作为影片编剧的刘震云给电影《一九四二》兜了个底：影片真正的主人公只在结尾露脸了 35 秒，是个小女孩，之前 135 分钟都是铺垫。

　　小女孩出现时，画外音说道：“15 年后，这个小女孩子成了我娘，没见她流过泪，也不吃肉……”

　　前后折腾了 19 年，影片的意蕴很简单：“我娘从哪里来的？”

　　缘起：幽默是生存的秘笈

　　动手写小说《温故 1942》之前， 刘震云并不知道自己是灾民的后代。

　　他与 1942 年的相遇，纯属偶然。刘震云有个朋友叫钱刚，曾经写过纪实文学《唐山大地震》。1990 年，他计划写一部中国近代灾难史，从 20 世纪开始写起。在这个从不缺少灾难的国度，他很快就找到 100 个大灾难，且一年一个。1942 年，就是河南的大灾荒。

　　钱刚跟刘震云聊起这个计划时，后者完全不知道这场灾荒饿死了 300 万人，甚至对 300 万人究竟有多少都没概念。钱刚便举了一个例子：二战期间，奥斯威辛集中营里死了 100 多万人；而 1942 年河南的受难者，好比三个奥斯威辛集中营，少的是希特勒和纳粹。这个对比，让刘震云震撼了。

　　1993 年，刘震云动身回河南老家，开始调查此事。他先找到自己的外祖母。外祖母想了好一会儿问：“1942 年是哪一年？”他说：“就是饿死人的那一年。”外祖母又问：“饿死人的年头太多了，你到底说的是哪一年？”

　　刘震云发现一件更震撼的事：1942 年的亲历者和他们的后代，似乎都遗忘了这场灾难。不过是 50 年前的事，为什么这个民族就忘记了呢？

　　于是，他泡进图书馆，把 1942 年的《河南日报》、《中央日报》、《大公报》都找出来，进档案馆查延津等县的县志记载，还看了当时国外记者白修德、谢伟斯的书，以及当时一些牧师留下的资料。

　　把打捞起来的这些史料，再摆在那批 1942 年亲历者的父老乡亲面前，他们的脑袋开始转动了，开始告诉你，人怎么饿死的，以及自己面对死亡的态度。

　　如果换成是一个欧洲人或美国人，可能会问：“我为什么会死？谁把我饿死的？”但刘震云的乡亲，既不追问侵略者，也不追问政府，还给世界留下最后一丝幽默：老张要死了。临死前，他想起自己的朋友老李，老李在 3 天前已经饿死了，他觉得：“我比老李多活了 3 天，我值了！”

　　这样的幽默，可能比追问更悲痛。而遗忘是因为，灾难发生得太频繁。“当灾难频繁发生的时候，就变成一种严峻。用严峻对付严峻，严峻就变成了一块铁。当你用鸡蛋去碰铁的时候，鸡蛋就破了。但当你用幽默对付严峻，严峻就变成一块冰。幽默就是大海，当严峻这块冰掉入大海之后，就被融化了。”刘震云接受《外滩画报》采访时说。

　　刘震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内心的震撼，远甚于得知 300 万人死亡的事实。用幽默的态度对付灾难、对付死亡，是这个民族生存的秘笈，也是刘震云写作小说《温故 1942》的缘起。

　　相遇：球传给中场插上的人

　　没看刘震云的小说之前，1942 年对冯小刚没有任何特殊意义。

　　1993 年，冯小刚初生牛犊，意气风发。他跟王朔开了好梦公司，正摩拳擦掌，准备在影视圈大干一场。在王朔牵线搭桥下，他认识了刘震云，并执导了由他编剧的 10 集电视剧《一地鸡毛》。那会儿，王朔和他整天厮混在一起，向他推荐了刘震云同年出的小说《温故 1942》。

　　彼时的冯小刚还没拍过一部电影，同年出生的刘震云叫他小冯。1994 年，冯小刚和刘震云一起参加北京青联会议，其间斗胆问了后者一句：“如果你信任我，我想把《温故 1942》拍成一部电影。”

　　刘震云说：“不着急，让我再想想。”在他看来，当时时机还不成熟，回绝得很委婉：“我们对事物的认识还停留在表面，还需要时间提高认识。”很多年后，刘震云回忆说：“其实这本小说如何能改成剧本，我当时心里完全没底。”

　　好梦公司拍摄的影片，接连被毙。冯小刚绝地求生，继续回去写电视剧剧本，摸索着拍起了贺岁电影《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这些卖座的贺岁片，为冯小刚打下一片天地，他开始在国产片领域有了自己的群众基础。在他贺岁片里植入广告的华谊兄弟，也逐渐变成了冯小刚电影的投资老板。

　　2000 年元旦后的一个晚上，从河南老家回来的刘震云，来到冯小刚家。两人喝光冰箱里的所有啤酒后，刘震云郑重其事地说：“我把《温故 1942》交给兄长了。在这件事情上，我愿意和你共进退。”

　　“为什么要把这个礼物给我？别人看来，我可能不是拍这片的最佳人选。”冯小刚问。

　　“我们确实有几个优秀的前锋，但他们已经冲到了底线，要想进球，最好的方法是把球传给正从中场启动的队员。我看到冯老师正从中路插上，球就传给你吧。”刘震云答。

　　冯小刚立马动手。他邀请电影圈的朋友、专家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几乎每个人都在泼冷水，比如这是部好小说，但没办法改成电影，没情节、没人物、没线索，不具备一部常规电影的要素。冯小刚和刘震云两人坐在树阴下，沉默了很久。

　　刘震云问：“还干不干？”冯小刚说：“干！”

　　“好。我们一定能想出一个方法把这个剧本弄出来，但今天我们两个人在房间里是做不出来的。”刘震云讲了一通方法论，说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聪明人，一种是特别笨的人。聪明人知道抄近路，不做无用功，所以聪明人就找另外一些聪明人，在屋子里头脑风暴；笨人就是把每条有可能走的路都走一遍，然后才知道，哪些是走不通的。

　　刘震云和冯小刚就走了笨人这条路。两人成立了一个采访组，开着车，沿着灾民逃荒的路线走，一边找人采访、聊天。华谊打算出资 3 千万来拍摄该片，两人一上路，资金就启动了。

　　让冯小刚至今印象深刻的是，路上遇到一个叫刘和平的老太太，90 多岁了，是个看守教堂的人。她说，她家里有个二叔，在逃荒时躺路边奄奄一息，一个灾民跑过来，哗就在他屁股上割了一块肉。他一疼，醒了，说：“我还中，你别割我的肉。”那人说：“你不中了，你救救我吧。”她还看到卖孩子的人家，当妈的不愿意卖，拿起扁担就把孩子拍死了。冯小刚把这个场景放进了电影，但没有让母亲把孩子拍死。

　　“玉石门面黄金街，喝口凉水都不饿……” 这就是刘和平老太太向冯、刘两人描绘的天堂。

　　冯小刚和刘震云还一起走了 1942 年日本人进攻的路线，以及蒋介石的活动路线。2005 年，两人重返故地，把路线又走了一遍，前前后后采访的当事人有上百个。原本在电影结尾有个很长的鸣谢名单，因为滚动时间太长，后来被删掉了。

　　在行走中，电影的人物、线索、故事，才慢慢浮现。

　　成事：寒风中的石头

　　和许多人一样，张国立、徐帆、张涵予这些演员拍《一九四二》前，都不知道 1942 年的河南发生了什么。

　　徐帆扮演花枝，她改嫁给一个男人，是为了第二天，他就能把她卖了。拍卖人的那场戏，徐帆指着冯小刚的鼻子骂：“你现在怎么就变得这么恶心，这么做作啊。你干这个有劲吗？别人说什么，你就跟着去了。”

　　徐帆和冯小刚产生激烈的分歧，是因为冯小刚要求她在这场戏里，一定不能煽情。徐帆不认可，她不管什么表演方法，她首先是一个人，她自己也是孩子的母亲，有一天，她要把自己卖了，从此母子、母女天各一方，可能再也见不到的时候，“你让我不难受，不让我哭，这不是人啊？”

　　冯小刚花了很大的劲才说服徐帆，为什么要克制。这不是一个正常的母亲。灾民的感情特别粗糙，每天都在死人，她已经麻木了。摆在她面前的不是死，就是活。你卖了自己，能够救活自己，还能让两个孩子有东西吃。生存的希望，能够压过分别的难过。

　　刘震云认为，逃荒人的情感，应该是寒风中的石头，不是西湖边的杨柳。人在饿的时候，没有那么多复杂的情感层次，就是非常简单、直接、粗暴。“人在肚子吃不饱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敢吃，什么事情都敢做。”刘震云告诉记者。

　　当年的小冯，已经变成了老冯，轻车熟路地拍过了《夜宴》、《集结号》、《唐山大地震》等大片，是国内名副其实的卖座导演。冯小刚接触的大多数编剧，都最怕改，尤其是有些名气的编剧。“你找我写剧本，咱俩说好了，就是一稿不改，都受不了导演动嘴不动手的折磨。”冯小刚说。

　　但他与刘震云的这次合作是个例外。电影《一九四二》项目前后启动三次，每次都是剧本写好了，送到电影局，在立项阶段被挡回来。冯小刚和刘震云彼此很熟悉，两人一起弄东西，就是经常泡在一起采访、喝酒、聊天。在这个过程中，刘震云一直不断给冯小刚输送文人的价值观，而冯小刚则不断打磨刘震云的棱角。

　　在刘震云眼里，就没有一个好人，包括灾民。小说里，每个人说的每句话，都有自己的利益落脚点。他对这个民族非常悲观，不知道心疼灾民，还写了很多灾民之间黑色的东西。而冯小刚就觉得，作为电影要有一个整体的落脚点，“灾民再操蛋，他也是你电影里最值得同情的人”。

　　每隔一两年，刘震云一有新想法，就把本子拿出来改一稿。拍不拍都无所谓，修改只是对得起自己。最初的剧本里，刘震云还保留着作者立场：里面有一个现代人的角色，在调查 1942 的事情，就像日本电影《望乡》里的女记者。这个人物越看越讨厌，刘震云觉得，1942 年当事人面对事实的态度最重要，作者最好没有态度，于是这个人物就被拿掉了。

　　2011 年，电影《一九四二》再度被提起，还是因为王朔。那时，冯小刚轻轻松松拍完《非诚勿扰 2》，四两拨千斤，用四五千万的投资，为华谊赚了近 5 亿票房。王朔开玩笑说：“小刚你缺这么一部，真应该咬咬牙，把《一九四二》给拍了。”冯小刚问：“你觉得可能吗？”“大不了又不行呗。”他说。

　　斗志又被激了起来。冯小刚先去找刘震云：“你干不干？”刘震云还是当年那句老话：“我与兄长共进退。”

　　他再去问华谊的老板王中军、王中磊，他俩说：“别超过 2 亿，咱们就干。”

　　冯小刚还是不放心，又问了几个朋友，王朔则为他做了最坏的打算：“你也别担心赔了，万一票房不好，我下面再给你写一个喜剧，来背这个片子的债。”

　　冯小刚对记者说，《一九四二》能成，全仰仗遇到了这些厚道的人。

　　B =《外滩画报》 

　　F = 冯小刚

　　B: 1993 年当你拿着小说《温故 1942》的时候，它根本不具备拍成电影的要素、结构，你怎么就对它感兴趣了？

　　F：我对老刘这部小说的写作方式特别感兴趣，用了很多资料，是一个调查体的小说，没有故事，没有人物，支离破碎的。你觉得，他写的是河南吗？又不是。它的主角就是民族。

　　我很喜欢，他写灾民，就站在灾民的立场上；写蒋介石，就站在蒋介石的立场；写记者白修德，就站在白修德的立场。真实感很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出发点。灾民肯定不理解蒋介石，但蒋肯定有自己的想法：1942 年，摆在他面前的大事特别多，这只是一件小事。过去，我有很多误会，通过这本小说，我才意识到，我们是这么一个民族。我想通过电影来表现，这个民族面对灾难时的态度。

　　拍一部电影，要不有娱乐性，要不就该有认识价值，两者必居其一，我想这部电影应该属于后者。

　　B：你过去都有哪些误会？

　　F：勤劳、善良、智慧，我们民族有这些优点，但过去我们只强调这些优点。其实我们这个民族还有些缺点：比如过去的事情基本不提。蒋介石这样的政权为什么能存在？这个民族不像西方很多民族，会为精神层面上的东西，抛头颅、洒热血。我们的民族更多地考虑生存，但凡有一点生存的可能性，就不会考虑造反，不会奋起推翻你。这个民族对于统治者的包容性是很大的。

　　当然，我们民族还是很顽强的。虽然灾难深重，饱受各种凌辱挫折，但我们还是走到了现在，而且看上去还不错。但我不认为这个民族心胸多宏大，其实是有小心眼的，比如我们的寺庙很多，但我们不是个有信仰的民族，我们是在跟宗教、信仰做生意。它是患得患失的，比如初一要去烧头香，许愿之后一定要还愿。我有时候想，你既然把佛看轻到他这么在乎礼尚往来，那你信他还有什么用啊？

　　B：在电影里，你并没有做到这么极致。

　　F：对于我们创作者来说，作为民族的一分子，我的内心是渴望和这个世界和解的。电影结尾部分，老东家在路上，拉起孩子。他已经没有活下去的理由了，原本就打算去死，这个孩子让他有了活下去的支点。他和这个世界和解了。

　　不止这一次如此。在《集结号》里，到底要不要让谷子地找到阵亡士兵的尸体。一部分人说，他最好找不到。我骨子里就非常希望，谷子地能够给 47 个战士一个证明：不是失踪，而是牺牲。《唐山大地震》里的李元妮也是如此，女儿最终回来跟她和解，这都是人们在经历苦难之后，还有一种善。这也是我的本性，也是这个民族里有的东西。

　　B： 你喜欢给大家留生存的希望、温暖，观众的感情有了出口，影片却容易落入俗套。是否考虑过可以更冷峻、残酷一些？

　　F：没有，我和刘震云都特别不喜欢这样，会特别做作。打着艺术的旗号，把脏心眼儿都往电影里放。刘震云写的第一稿的结尾，就有这么一个老头。当时已经是春天了，他领着小女孩从山坡上走下来，坡上开满了桃花。看到这段，我的心撞了一下。这是我的个性，我们电影里有人性的黑暗、有恶，但我排斥这些。这和艺术的高下没关系，我只是不喜欢，不喜欢人心里面特别脏，也不喜欢玩味这种脏，更不想用这种脏来给自己艺术上贴金。这是最浅薄的一种艺术。

　　B：你请了两位奥斯卡影帝来拍这部戏，结果戏份都很少，特别是蒂姆·罗宾斯，为什么会这样？

　　F：这部戏是一个群像。有时候他们问，你这么少的戏，为什么还要请好莱坞重量级演员。其实不光他们俩，包括国内演员，他们都是非常好的，但戏份也很少。我问蒂姆·罗宾斯，你为什么接这个戏，我给你那么少的钱，还大老远跑到中国来。而且，他连北京都没见过，直接飞到山西，所以他对中国的印象就是山西，对山西的印象也就是山村里的一个教堂，条件很艰苦。他告诉我，这是他难得一见的好剧本，一开始没想接，以为又是一个描写人性黑暗的电影，这种电影太多了，他挺反感。

　　后来发现，这也是部反映人性很光明的电影，他以前演的《肖申克的救赎》，就是两个字“希望”。我觉得他说得对。这个剧本，反映了人性最黑暗，也最光明。拿着这样的剧本去找演员，怎么都容易。

　　B: 我曾经很担心，为了迎合所谓的国际化制作，这个故事会变成两个外国人来拯救中国灾民。

　　F：其实刘震云写传教士(蒂姆·罗宾斯饰)，就是想讽刺、嘲笑。在他看来，除了灾民，任何一个人都是在利用灾民。蒋介石想利用灾民，把这个包袱甩给日本人，所以他让一支部队有序撤出河南；日本人发现了蒋介石的阴谋，就按兵不动，后来为了长沙会战，要打通陇海线，才迫不得已攻下了河南。

　　也是出于剪辑的需要，两个好莱坞演员的戏份删了不少，尤其是蒂姆·罗宾斯。他原来有 20 场戏，都挺有意思，现在电影里只保留了四五场。我不可能拿着 3 小时的片子上映，必须考虑到观众的感受，而这些枝叶的东西容易干扰主线。那天，我还跟刘震云讨论，小说就是一棵大树，枝枝蔓蔓、枯枝败叶都应该有，才会显得丰富；但电影只要果子，枯枝败叶都要去掉。

　　我刚剪完片的时候，姜文去我那里看，就说：剪片子的时候就要悬赏。起初，他帮我出了个主意，能剪掉 1 分钟，就奖励 100 块钱。到后来，剪掉 2 秒钟的镜头，奖励 1000。姜文觉得，剪接是文言文，就是用最短的时间，把事情讲清楚。

　　B：在你的记忆里，有过饿肚子的感觉吗？

　　F: 我完全没有这样的经历。拍这部戏的时候，张国立他们要减肥，必须在戏里瘦下去，每天就喝一小碗粥。他们比灾民好多了，但也饿得说话都没劲儿。所以，张国立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他拍这个戏最大的体会是：“人的尊严是从肚皮开始的。”你要是吃不饱，还说什么尊严？这样的情况持续几个月，人太痛苦了。在这里，就能看到我们这个民族的幽默感，就是早死早投生。听上去，是很积极，又是一句特别绝望的话，因为人没有下辈子了。

　　B: 这个项目经过 19 年，是你体力和经验结合最好的时候，最终完成。如果 19 年前给你拍，可能也未必真能驾驭得了这样的电影。现在这个结果，是偶然，也是必然吗？

　　F：导演的心情很容易变化。都将近 20 年了，你的价值观也变化了，可能你也没兴趣了，或者没那么大的热情了，但我不是这样。这个事情就是这么多的不可能，最终变成了可能。这事情现在想起来，都让我、刘震云、华谊特别骄傲，少一个环节，就干不成。

　　冥冥中，我发现自己做的所有电影，都是在为这部做准备。从《甲方乙方》开始，这一路的贺岁片，积攒了群众基础；另外一部分片子，比如《一声叹息》、《手机》、《非诚勿扰》，是我和内心发生关系的电影，是一种情感训练；拍《夜宴》、《集结号》、《唐山大地震》都是在尝试特技效果，和所谓的大片。这些经验最后都落实到《一九四二》身上。如果没有过去的电影和观众产生一些默契、信任度的话，投资的华谊兄弟也很难下决心，毕竟它不是个娱乐片。这样一部严肃题材的电影，有陈道明、徐帆、张国立、李雪健、范伟、张涵予？?但一个娱乐明星都没有。这些都证明，如果有一个结实点的剧本题材，是不担心票房的，你真正需要担心的都是电影之外，那些你完全没办法掌控的事情。

　　B：你最近几年的电影，比如《集结号》、《非诚勿扰》，比如现在的《一九四二》，都是一个“在路上”的主题。人在行进中，其实没有特别明确的故事……

　　F：大家都说要编一个很圆的故事，而我弄剧本这方面能力不是特别强。以前《一声叹息》、《非诚勿扰》、《手机》这些故事都是似是而非的。没有说一开始，我就想到起承转合。像《风声》这样的电影很牛逼，能把每一个细节都想好了。我不是这样。我先想人物关系，这个电影写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关系比较有意思，比如葛优和舒淇，这女的根本心不在你这里，你热闹半天，就觉得这么好看一个女孩子，占一个便宜？?这种人物关系设定了，两个人的性格确定，然后就顺着往下走，走到哪里算哪里。

　　当然我会注意合理性，这个事情不能不合理，但我做不到《越狱》、《24 小时》那样开头到结尾都丝丝入扣的故事。我们的故事都是不知道结尾怎么弄，反正就是弄了一个大概就开始写，写到后来就觉得可以这么收，比如《非诚勿扰 2》，也就是某天，我想了一个下午都不知道开头怎么写，王朔站在窗口说：“可以弄一个离婚典礼。”我说：“呦，这个好。但是最后你怎么结尾啊？”他说：“就给活人开一个追悼会。”就这么出来了。两个月之后，我就拍成了电影。这个剧本如果再沉淀一下，像《一九四二》这样，这两件最有意思的事情就应该发生在舒淇和葛优身上，而不是其他人。

　　B：这些年，你的电影不是大喜就是大悲，这两个极端你都做得不错。

　　F：《非诚勿扰》里有一句话，好像是，悲观起来就绝望，高兴起来就失态。我是有点像这种人，特别情绪化。性格里，这两种风马牛扯不到一起的东西，同时存在。有的时候，特别乐观，有的时候极度悲观，跟我熟悉的人都很了解我这特点。

　　所以，当我说一些特别赌气的话，他们觉得没关系，导演过一会就没事了。我很难说是记仇。一旦对方示好，我就特别愉快，有时候特别不正经。拍喜剧就有一种快感，可以胡说八道、异想天开。

　　B：冯小刚已经成了一个神话，从拍贺岁片至今，票房没有败过。当这个神话越来越大，你会有压力吗？

　　F：早晚有一天，这个神话会破。就像姜文说的，这不是个坏事。

　　否则你老是左一个包袱、前一个包袱、后一个包袱？?全都是包袱。

　　直到有一天，破了的时候，所有这些包袱就全从你身上扔下去了。也许，这次《一九四二》就破了。当然这话很不吉利，但这部片子要能到6亿票房，才能平，所以，非常不容易。这个片子也比较挑战观众，很多人不想这么累，你要说复杂，我的生活比你的电影复杂多了。我就是想在电影院里找一个乐子。

　　B：最近几年，每次新片上映，你都担心这个神话会破，事实上都没破。

　　F：那是运气好，就是运气，我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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