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煽情的冯小刚有了国际范 冷静呈现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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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照
冯小刚导演憋了那么多年，将电影《一九四二》在2012贺岁档隆重地端了出来。从《唐山大地震》到现在的《一九四二》，冯氏灾难片的感情再次被升华。“这是一部苦到底的影片。”昨天第一时间观看了这部影片的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授葛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葛颖认为，这部影片挖掘了一段民族被遗忘的惨痛历史，解析了绝境之下人性中的矛盾。
灾难中的选择
《唐山大地震》中，人们还能看到一段温馨的恋爱情景，让人短暂的快乐，《一九四二》自始至终是苦难戏码，苦得很彻底。
对于1942年发生的灾难，很多人选择遗忘，冯小刚用这部影片，把很多人原先已经愈合的伤口重新揭开，葛颖认为：“这部影片的一个出彩在于，用一种摆事实的方法，把在灾难前的人性弱点，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恶，和人道主义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善的矛盾给呈现出来。影片告诉我们，人性中的确存在很多的不足，在这样大的灾难面前，有人漠视，甚至还有人想通过这场灾难升官发财。另一方面，影片呈现的善与恶，其实并不绝对。”
影片用一种群像式的呈现手段，展现出人在面对生死灾难时，各种各样的人不同的应对态度。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当面对生死灾难，其实伦理和道德有时候真的没法坚守。有的人可以像牲口一样坚韧，只为活着，比如徐帆扮演的寡妇，为了孩子，她尽量想把自己卖出去；再比如张国立片中的女儿，为了活下去，选择去窑子做妓女。
但另一方面，影片中也有人在坚守底线，电影中导演没有下结论，所谓的伦理和道德，在生死问题面前，很多东西都可以放下——活都活不下去了，还坚守什么？但这些坚守，能赢得尊敬。
善与恶的无奈
影片还有一个亮点在于体现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人的无奈，同时又表现出了人性的弱点，而且这些都是通过纪实手法来表现，而不是通过独白强加给观众，尤其是李雪健扮演的河南省长，很传神地表现出了这种无奈。首先外型上就十分神似，自从生病以后，李雪健就非常消瘦，形象和人们对当时的官僚的概念有反差。他扮演的官员对当时的官僚制度非常不满，他也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想要把这件事的重要性及时反映给当时的委员长蒋介石，于是他去见委员长。在故事里，有这样一个桥段：委员长请他吃早餐，他本想要汇报情况给委员长。他想找寻合适的时机，但在这个过程中秘书不断进来汇报各种事务，他觉得每个人汇报的情况都比自己的重要很多，斟酌再三，当他准备开口时，委员长有事要去离开，他最终也没有汇报成。
这个段落一方面反映出他是在一个体制下，想去为灾民做些什么，争取一些什么，但却无法开口。这在当时这个背景下，显示了他身为一个有良知的一省之长，面对委员长时，却没机会甚至没胆量开口，这从某个角度，其实折射了当时的社会，让这样的“高官”都如此无奈。
葛颖认为：“影片妙就妙在也折射出人物的悲剧。它既体现出体制的一个无奈。但另一方面来说，体制也并没有完全不让他来汇报情况，他完全是有机会向委员长开口的。但他不是一个张扬的人，他是一个懂得礼义廉耻的人，所以他既对官场的黑暗现象看不满，又会为委员长分忧来考虑这件事情是不是应该汇报，因此反而耽误了整个汇报的进程。同时这也是一个矛盾。它从体制反射到人，在这样的背景下的无奈。这部片子把这样一个矛盾表现的淋漓尽致，而又不是下结论式的，它是呈现给观众，观众可以加入自己的思考，而不是被导演拿着指挥棒指引方向。观众都可以体会这样的矛盾的确存在。”
提前看过《一九四二》的人几乎都给出了很高的评价，从院线给出的票房预估来看，国内观众对这部影片的期待很高。但在葛颖看来，冯小刚的这部贺岁片，不论是题材的选择，制作工艺，还是特效，都堪称国内近年来最有国际范的一部电影。《一九四二》全片所运用的纪实手法，能让不熟悉这段历史的国人和外国观众得到最真切的体会。
题材和拍摄 没用任何讨巧的方式
首先，冯小刚这次选的题材是“生死饥荒”，这不仅是中国观众会感兴趣的题材，国外观众也会感兴趣，所以这从选题就很有国际视野。更重要的是，这部影片的制作工艺用的是纪实手法，这也是很有国际缘的拍摄手法。徐帆曾说过，他们为这部电影，抛弃了一切现有的投机拍摄理念，影片的呈现应证了她的话一点不虚。
“这部影片给我最大的震撼就是真实，这么大规模的逃荒戏，冯小刚几乎都是用真实的手段来记录，很有纪录范。具体呈现到拍摄中就是该多少人就是多少人，该大队人马就大队人马。远景变成了中景，然后才是近景、特写，让我们感觉到，这是实打实的拍摄，确实就是用了这么多人，没有一点讨巧手法。”葛颖认为，这样纪实化的拍摄，就很有国际范。“这对中国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但你要国外观众对这样的灾难有切肤的感受，拍摄时必须要有一定的体量。”
特效和服装 棉衣里的棉絮也逼真
国际范的第二方面是特效的逼真，飞机轰炸的部分，用的是俯拍，用了特技制作得很逼真。记者发现，影片里有很多轰炸地面的近景，炸点都离人非常近，尤其是飞机投弹后，炸弹在地面炸开。离群众演员越近的炸点，导演在现场调控的难度和危险性就越大，但也越逼真。《一九四二》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
服装虽然不是一个大问题，但影片对这些细节也做得非常仔细，片中的棉衣，都进行了做旧处理，会有裂开的部分，棉花会爆出来。这些爆出来的棉花不是白的，也是发灰的，影片在这些细节上都非常较真。
演员和表演 不再极尽全力的张扬
演员是一部影片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演员的选择和表现，《一九四二》很有国际眼光。冯小刚选用了两位好莱坞男星亚德里安·布劳迪和蒂姆·罗宾斯，虽然戏不多，但他们在片中有一段纯英语对白，这无疑在语言上拉近了影片和西方观众的距离，为其走向国际市场打下了基础。就像韩国影片《黄海》中有一段是专门在中国的东北拍摄，还找了中国东北的演员，一口的东北话，让中国观众一看就很亲切。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冯小刚在悲剧中一向喜欢非常张扬，他的特色是人物的性格很有张力非常饱满，比如《唐山大地震》中的徐帆，冯小刚喜欢把人物的性格做得激烈做足，但在这部影片中冯小刚收了很多。比如逃难的过程中，母亲为了谋生不得不卖自己的孩子，比如男的难民想用几块饼干打女人的主意，换成冯小刚过去的风格，这些桥段都会被做得非常足，但在这部影片中，冯小刚只是客观的叙述。在葛颖看来，这其实也是国际范的纪录手法，“西方人对电影的理解是只摆事实，让观众自己得出结论。如果太用力，太突出一些戏剧化冲突，其实就是导演想用指挥棒来告诉观众什么，但这在西方观众看来就会觉得奇怪。而这部影片，冯小刚就是只摆出一种群像式的大量的事实。”
从“贺岁片之父”到“国民导演”
冯氏喜剧 软性社会问题片冯氏悲剧盛世中的警世危言
虽然《一九四二》具备了走向国际市场的实力，但冯小刚已经完全不需要用一个奥斯卡来为自己正名，他已经从一名贺岁片导演，成功转变为“国民导演”。
冯氏喜剧 软性社会问题片
说起冯小刚，毫无疑问的抬头就是“贺岁片之父”，从《甲方乙方》开始，冯小刚用自己的电影告诉人们，这个档期该怎么拍，需要什么样的电影。从中国人对贺岁的理解来看，这个时间段电影的确需要喜剧味，但冯小刚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的喜剧片从来不是应时应景而做，葛颖却更愿意用软性社会问题片来形容。
许多中国电影很喜欢针砭时弊一些社会问题，冯小刚的电影也是，每一部电影都能抓到当下最热的社会问题。“比如《甲方乙方》，这部影片的上映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那个时代的特色是很多人都下海经商，很多原来公家的人都辞官经商。这部影片从片名就可以看出切中这个时代特征，‘甲方乙方’就是签合同中最常见的称呼。”葛颖认为，影片中呈现的剧情也是对中国当时最现实的情况的概括，“比如人际关系都成了‘甲方乙方’的关系，什么人都想实现自己的发财梦，但致富后又有了其他的烦恼，比如片中那个富翁，突然发现自己吃什么都没味了，于是把自己扔到农村去吃苦，最后这人饿得把全村的鸡都吃光了，这当然是很夸张戏剧化的桥段，但不得不承认，冯小刚是发现了当时社会中的问题。”这种切合时代特点的问题，冯小刚的几乎每部电影都有，“比如《非诚勿扰2》通过征婚，我觉得其实就是体现了所谓高富帅和小百姓之间的矛盾，也很巧妙。”
发现问题只是一个方面，冯小刚的长处还在于揭示社会问题的方式非常巧妙，他善于把这些社会问题用一种调侃、揶揄的方式在电影中表现出来，他不激烈，让老百姓可以在过完一年后，通过看他的影片，在哈哈一乐中把一年的怒气都消解了。
冯氏悲剧 盛世中的警世危言
虽然冯小刚的喜剧已经极尽成功，但冯小刚绝不是那种只凭喜剧成功的“国民导演”。这里就不得不说到它的悲剧片。从《一声叹息》、《夜宴》，到《集结号》，再到《唐山大地震》以及如今的《1942》，都可以归类为悲剧片，正是这种悲剧情节，更增加了冯小刚“国民导演”这块招牌的含金量。
中国的戏剧从诞生之初，其实就有一种悲剧情节，很多传世的戏剧都是悲剧，而这种悲剧很有观众缘。葛颖回忆道：“过去我外婆每个周末就喜欢带个手绢去看绍兴戏，特别是看一些悲剧，这可能就是人有种感情，通过哭出来是最好的宣泄出来。”从这个角度看，冯小刚在喜剧片大获成功后，立刻想到转型，这就是其接地气的一面，他知道中国观众不会只有喜剧一种口味。
另一方面，冯氏悲剧更吸引人之处，在于其背后是有预见性的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什么，“如今，我们有了载人空间站，有了航空母舰，我们的经济总量已经全球第二。毫无疑问，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但这个时候也有不少人开始自大，这个时候，冯小刚用一部《一九四二》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曾经的历史。”
新报记者 茅中元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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