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冯小刚

　   人这一辈子真的有这么一两件你坚持要做最后把它做成了的事儿。”说这话时，冯小刚的眼睛闪亮起来。瓦莱里希望他的诗被十个有心人读十遍，也不愿被一百个无心人看一眼。冯小刚此刻的心情莫不如此。磨难成就了《一九四二》，一不小心也出卖了一个“市民导演”的精英思考。

　　都说《一九四二》是在成全冯小刚的一个梦想。都说他拍完这一部，直接可以隆重收官改去画画或打高尔夫了；都说这部片主题深刻到可以直奔各类国际奖项；当然也还有说它今年绝对会成为国产片年度票房冠军……

　　汉娜·阿伦特说，当荣耀来临，正是你表达谦逊最好的时机。在众多说法前，冯小刚没有顺竿而上，少有地保持缄默，甚至有点反向而行，削减各方观众对他预设的期待，“全片没有诗意，非常粗糙。”“媳妇是好媳妇，就是有点不咸不淡。”“什么他妈伟大的作品，到点该吃饭了。”甚至做好了这部片赔钱的心理准备。

　　这一次，他真不太像冯小刚。

　　这十八年间，他喝点小酒就会感叹，那个拍了还有什么遗憾啊？真正拍起来，他遇到不可想象的困难，几千人的调度，艰苦的环境居然让很多群众演员中途逃跑了，幕后工作人员心说千万别来续集了啊！面对这些，此刻的冯小刚也很无奈，抽自己耳光，跟人较劲，跟椅子较劲，跟对讲机较劲，不为别的，就为把这个心念了十八年的“初恋”娶回家！

　　“人这一辈子真的有这么一两件你坚持要做最后把它做成了的事儿。”说这话时，冯小刚的眼睛闪亮起来。瓦莱里希望他的诗被十个有心人读十遍，也不愿被一百个无心人看一眼。冯小刚此刻的心情莫不如此。磨难成就了《一九四二》，一不小心也出卖了一个“市民导演”的精英思考。 文_谢晓

冯小刚(中)刘震云(右)等在片场

　　十八年的愤怒与失望？

　　“可我一发完微博，哎，又没憋住啊”

　　1992年，作家刘震云应时任《中国减灾报》编委钱钢(即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作者)的约稿，撰写一篇关于1942年中国蝗灾与旱灾的灾难史，之后就有了小说《温故1942》。很快，当时还不十分有名的冯小刚通过王朔找到了他，提出要将其拍成电影。没想到，这个愿望直到2012年才终告实现，期间在1998年与2002年电影曾两度启动，两度搁浅，但冯小刚、刘震云和王中军、王中磊坚持了下来。对于这长达十八年的坚持，也许我们只能将原因归于一个长期以来被描写成现实主义者的人，在那一刻发现了自己内心理想的边界。

　　谢晓：十八年前，您最早看到刘震云的小说，是什么东西让您有一种冲动，非要把它拍成电影？

　　冯小刚：这个小说对我的触动特别大。我觉得它提高了我对我们民族性的一种认识，有的时候甚至可以说它是拨乱反正。过去我对我们民族的优点认识比较多，对我们的那点毛病没认识。其实有的时候你在抱怨，你抱怨这个你抱怨那个，你心里并不知道，一切皆因这民族性。说一最简单的——你开车，前面这司机不让路，你说，这傻逼！可你自己也排队夹进去，等到你夹进去了别人要夹进来，你就不让他夹进来，是吧。

　　谢晓：这就是《一九四二》想要表达的主题？这想法十八年来没改变过？

　　冯小刚：因为我们这民族几千年来都这样，我们十八年就是在历史长河里的一瞬间，怎么可能改变？

　　谢晓：刘震云的小说非常愤怒，但是电影里面貌似是第三方的视角。

　　冯小刚：刘震云的小说倒没有让我觉得很愤怒，他是貌似没有态度。他的小说让我觉得有意思，就在于他站在灾民那儿说灾民的话，站在委员长那儿说委员长的话，站在日本人那儿说日本人的话……每个人都在利用灾民。当然震云骨子里觉得灾民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在里头也有这种想法，因此他是失望的。

　　谢晓：其实电影上映后可以预见会有很多争论和解读，也许会对影片的传播有利。

　　冯小刚：知识分子有时候对一个东西的过度解读，对中国电影危害特别大……我永远都是说它就是一部电影，它没那么大作用。你知道吧？就像《让子弹飞》上映时，其实我问过姜文，他说是有隐喻，但绝对没有后来人说的那么多。大家不至于要把中国电影往死里整吧，所以不要过度解读，让以后的导演抓住一好题材的时候，不加重审查部门的如临大敌，我觉得这是对中国电影一个善意的态度。其实解读的都是知识分子，这些人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

　　谢晓：您这样又得罪大批人了。

　　冯小刚：不，这句话你要帮我写上去！我不怕得罪人，我尤其不怕得罪知识分子。

　　谢晓：您是不是内心一直有一种愤懑，按说您这么大年纪，没想改改这性格？

　　冯小刚：这就是傻。在我媳妇看来你就是一个傻蛋。别人不说你说，你真不知道为什么别人都不说呀？但这是性格决定的。张国立、陈道明，他们都不遗余力地劝我。可我一发完微博，哎，又没憋住啊。

　　谢晓：又没憋住。去年是不是挺多时候没憋住的？包括那次帮舒淇算不算？

　　冯小刚：对，那个也是一个。我啊，要不是顾及到，因为她是当事人是吧？我其实要说的话特别多，你知道吗？拍这照片怎么了？你们丫谁没看啊？对吧？你没看你怎么这么愤怒啊？你要看了那你他妈为什么看啊？是吧？这事谁比谁更他妈那什么呀。但是我觉得我一说这些吧，就等于给人家再搁点盐，人家不高兴再说这事儿。我就特别反对对别人进行道德绑架。

　　谢晓：就您每次说完这些尖锐的话之后有没有给你的生活带来困扰啊？

　　冯小刚：也没有。我觉得你就只是说点你对生活的认识，在道德层面上啊，没人管你。

　　谢晓：您现在有没有什么信仰啊？现在演艺圈很多人要不信佛要不信基督什么的，您信自己？

　　冯小刚：不是。我觉得人应该是有一个敬畏，有一些底线，这个还真是不一样的。我有时觉得我们的民族是没有底线的。

　　谢晓：就像您也说到那个盗版的问题。

　　冯小刚：不仅仅是盗版的问题，很多问题。有时候这愤怒本来是值得别人同情的，但你这愤怒就显得特脏。人想同情你，你都……是吧？当然这民族啊，小心眼，不好惹，你也别冒犯。

　　谢晓：那您每次说尖锐的话时有没有一种害怕呀？就怕有些人在暗地里……

　　冯小刚：没有，我把这种人的心理都给掌握了。他们都是嘴上的功夫。你知道吗？！

　　用一生来拍的作品？

　　“什么伟大的作品，到点该吃饭了”

　　宣传上，《一九四二》是这样一部电影：10台道具箱车，10台服装箱车，11个大小城市取景，在相隔400多公里的数个拍摄点来回奔波，270多个轰炸镜头，70万尺胶卷，超过200小时剪辑素材，最多超过2000名群众演员的大场面，这些数字组成了一部大片。

　　实际的拍摄情况是，有群众演员耐不住北方的严寒，偷偷跑了，这时剧组的副导演急得跳脚，举着扩音喇叭大骂“人怎么可以这样”，觉得辜负了冯小刚的理想，冯小刚说，这就叫不通人情，这时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喊：“中午吃大肉包子！”

　　谢晓：您希望普通观众看完这个片子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

　　冯小刚：忆苦思甜。

　　谢晓：年轻人能体会得到？

　　冯小刚：我们做试映的时候，六十人一拨，组了四拨，都是随便在大街上找的，那些年轻人、大学生们，他们的感受就是：我活在今天真是好。这是他们的感受。

　　谢晓：我们采访幕后人员时，很多人说千万不要拍续集，特别苦。这部片子跟以往比，难度是否超乎想象？我指不光是技术和环境上的苦？

　　冯小刚：反正每一天都有层出不穷的问题，其实好多时候我都不知道发生了这样那样的事，制片主任处理完了才告诉我。当然就这样，他还是需要你，每个部门都要问你这样还是那样，能不能说得更具体，然后你做完决定，所有的都按这准备了，结果到实施的时候出问题，这么多人在那呆着，你不能说今天不拍吧。你得想办法。这个特别焦虑。

　　谢晓：假如十八年前拍成了，跟今天拍的差别会很大吗？

　　冯小刚：我觉得还是很不一样。我十几年前拍了，资金肯定捉襟见肘，资金直接影响到影片的质感；然后，作为导演对一部这样电影的掌控，创作上的掌控，技术上的掌控，我觉得十几年前跟现在也不可同日而语。剧本在这十几年当中改了很多遍，我都数不清有多少遍，这剧本是这么多年沉淀了，发现问题，沉淀了，又发现问题，最终写成这样。还有一点，这么大的投资，拍了这么一部不是娱乐片的电影，如果没有这十几年我的那些电影，以及我和观众直接建立起来的信赖度，也不能想象。之所以那个时候没拍，可能当时是审查的问题，实际上我觉得也是老天爷的帮助，就是老天爷觉得你没准备好，就不要拍。现在，你准备好了，可以拍了，于是各方面都很配合。

　　谢晓：拍完这部片是不是此生无憾了？

　　冯小刚：全制作完了以后，心情有一点失落。因为过去有一个梦，这梦伴随着你，让你有很结实的分量，有很值得你拍的这么一个电影。好比说一个人，追求一个女孩，孜孜以求，这女孩到手了，其实不如那没追到手的时候。(我记得您之前就说媳妇是个好媳妇，有点不咸不淡？)尼采有句话叫，得到即空虚。

　　谢晓：但等待的时间是不是真的太长了？

　　冯小刚：所以这是我们自己都觉得非常骄傲的一件事。十七八年的时间，你想拍的这么一电影，有没有那样的耐心和决心，能够在这十几年当中，什么时候拿起来，什么时候把震云叫来了，再陪着讨论，重新看脉络。十七八年的时间，一个导演非常容易产生一种变化，就是过去你觉得有兴趣的东西，后来你的热情没了，多年不拍，也就放那儿了。一个制片公司，十几年来一次次地筹备，每次都要花钱，况且这么一戏，你还不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我觉得编剧导演制片公司，能够在这么多年里始终如一地坚持把这事做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把这种不可能变成了可能。人这一辈子真的有这么一两件你坚持要做最后把它做成了的事儿。你让我再拍一个这么费劲的片子，我真是觉得够呛。

　　谢晓：有人说，在大导演中您是最会在资本政治和表达中间进行周旋的，您认为这种评价是正面还是负面？

　　冯小刚：我无所谓。这个东西跟我没关系，不管别人怎么评价，难道《一九四二》就不是现在拍的这样了吗？好多人特别觉得得奖这事儿重要，那莫言得了诺贝尔奖了，可他没得那奖，他的作品还是那作品，他没有因为这个事儿改变。所以我要是每一个评价都去琢磨的话，第一我不能左右这评价，第二我觉得我尽可能地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来。当然我觉得人应该学会妥协，听上去是一个挺悲观的词，但实际上不是。妥协是一个大家在一起能够合作的非常必要的基础。没有一件事天下就你第一，能来干这事儿肯定是大家都合适。你不能要求所有人都要委屈自己满足你，也许有这样的人，但我不是，我也不想成为这样的人，我也鄙视这样的人。一将功成万骨枯，我讨厌。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诉求，就像有些导演，特他妈二，我这剧组全都是为了艺术，这就是对人最不了解的。人家场工到这来，就是为了养家来的。扛那灯，谁他妈艺术，跟我有什么关系？有的人，也没要钱，但是他为了挣资历来的。你要大家都不吃饭，大家都饿，我们副导演在那跳脚，“我们拍这么一个伟大的作品……”当然我觉得他们的热情让我很欣慰，但我心里头暗自觉得可笑，什么他妈伟大的作品，到点该吃饭了。

　　与这个世界和解

　　“和我打交道深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最不会掩饰的人”

　　《一九四二》的一款前导海报强烈地吸引了我，黑白两色组成的版画风格图像，是一个半人半虫的形象，张开大嘴，似在乞食，又似乎在呐喊，海报的文案是：“蚂蚱吃庄稼变成了人，人造反，就变成了蚂蚱。”这时，鲁迅的形象跃入脑海，挥之不去。

　　不过，冯小刚还是在电影中保持了节制，尽管不满，尽管愤怒，尽管表达的欲望似乎就要喷薄而出，但电影的主人公最终选择了与这个世界和解。“这也是我内心的需求。”他说，“那些曾经恶毒地对过我的人，这人如果热情地跟我打招呼，我不会说，操。我会和解。”

　　谢晓：您刚才说到民族性，很容易让大家想到鲁迅，真的很奇怪，您忽然变成了这样一个呐喊者。

　　冯小刚：我觉得这和这篇小说很有关系。你说咱们这民族到处都是寺庙，初一抢着烧香，初二都不行，你说这个真有信仰吗？不全是跟那儿做生意的吗？是吧？我给你建一门槛，你给我生一贵子。你说这佛，那心得有多博大呀。你说他要这么小心眼，说你初一不去烧就不帮你了，你还拜来干吗？

　　谢晓：您以前说拍电影是为了名和利。现在名和利都有了，然后到《一九四二》，让我们觉得您名和利的说法……

　　冯小刚：是这样的，我说我为了艺术干这事，十个人有八个人不信，哪怕我说的是真话。但我要说我真的就是为了名和利，十个人里八个人信。我觉得可能有不为名不为利的人，但我周围接触的，以及在我的经验里，没发现。不为名利？都跟名利挂着勾呢。但我觉得和名利挂勾其实是一好事儿。比如咱俩合作，我首先得知道，你是有利可图才做这事，我才踏实啊。如果你说我就是让你白占便宜，我马上想，有什么东西我没发现呢？这道行太深了，是吧？

　　谢晓：其实早年大家一直定位您为市民导演，票房特别好，但捞不到奖项，所以以前也有一种想法要证明给大家看？

　　冯小刚：应该有吧。比如说拍《夜宴》，大家说你不会拍大电影。我心说我是画画出身，你要说画面，我比你还厉害。我可以拍一个，所以拍一个《夜宴》，证明我可以拍大的制作。当然那段都过去了……其实这个“市民导演”也是别人给我封的，我觉得挺好，这是一个挺高的评价。(真正从什么时候开始真的不在意了？)《集结号》以后吧。

　　谢晓：《集结号》算不算真正把您的地位确立了？圈里不再像以前那么小看您了？

　　冯小刚：不是吧。其实整个行业也没有地位。我觉得真正确定你的地位其实还是观众呐，还是我那三部贺岁片。

　　谢晓：最早您拍贺岁喜剧也是被迫的吧？就是被审查掉的那几部之后……

　　冯小刚：不是被迫，是生存的需要。然后我觉得生活对我挺厚道，这条路走出来了。所有这些片子，最后，也许它就是为了《一九四二》做的准备。除了内心的成长，对生活认识的提高，还有观众和市场对你的认可。如果没有这样强有力的认可，怎么可能有这么一部片子，投资两亿，那不成自杀了吗？

　　谢晓：恕我直言，从《夜宴》开始，到《集结号》，再到《一九四二》，您分明对自己有更高的期许，有点……文化精英，到底哪一面你自己占得更多一点？

　　冯小刚：我没变化，认识我的人从认识我那天到现在就没什么变化，我一直就是这样的，和我打交道深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最不会掩饰的人，然后我的骨子里是愿意和这个世界达成和解的，从《集结号》的结局，到《唐山大地震》的结局，包括这个的结局，老东家领着那个小孙子，这三个人物都是在他们的身上发生了非常重大的事，都陷入到绝境当中，但是最后都和世界达成了和解，这种和解，也是我内心的需求。我对人不会恶毒，就那些曾经恶毒地对过我的人，这人如果热情地跟我打一招呼，我不会说，操，我不理你。不是这样的，我马上会觉得内心有一种温暖，这就是我的本心。

　　谢晓：您有劝刘震云跟这个世界和解吗？

　　冯小刚：其实啊，刘震云跟这个世界勾连得比我紧密得多。

　　谢晓：上次您写微博说拍这片的时候特别劳心劳力，有一种想退休的感觉。感觉其实您提到退休这个想法也不是最近的事儿了。我记得好几次跟您做采访都有说过，说退休后的生活。但这次这么累，您算是被迫的吗？

　　冯小刚：没有。现在谁能强迫你干什么事啊。我干什么都是我自己的意愿，没有人能强迫我。确实有的时候，特别累的时候，觉得自己有点自讨苦吃。你这个事完了，就要想下一个，又懒得放到电脑上做，然后你就觉得什么事儿都没有意思，就喝酒去，或者是画画。我是一个比较随着自己的性情过日子的人。没有什么规划，也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目标，都是此一时彼一时。所以你说我这样的人能够十几年坚持拍电影，我自己都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

　　谢晓：您是在调侃自己吧？

　　冯小刚：我真的是这样，今天想退休，过两年又觉得想拍电影了。我不是那种深思熟虑地说出一句话来，有些人掷地有声，然后驷马难追，我不是这种人。

《一九四二》上映前，冯小刚接受本刊执行主编谢晓专访。

　　华谊电影的“去冯小刚化”？

　　“我会觉得肩上的担子终于轻了点”

　　在冯小刚成为华谊金字招牌很久以后，王中磊想过这个问题：华谊不是最早和他合作的，也不是资金最雄厚的，甚至一度也曾有过嫌隙，为什么冯小刚最终选择了华谊。他的答案是，大多数投资人跟冯小刚见面都会说：“哥们先吃饭呗。”只有王中军和王中磊上来就问：“预算多少？”这种差别，让华谊成为中国民营影视公司里公司化程度最高的，今年贺岁档之前，在没有冯小刚的情况下，华谊以《画皮Ⅱ》斩获中国电影史上的最高票房，似乎证明了华谊转型的阶段性成功，然而冯小刚在微博上的一句想退休，仍然能立刻让华谊股价下行。苹果在失去乔布斯后仍然能保持高销量，但似乎正在走向庸常，那么，如果华谊没有了冯小刚呢？

　　谢晓：《一九四二》算不算您商业考量最少的一部电影？

　　冯小刚：应该是……但你怎么说一部电影是不是商业片？在我看啊，你拍了一部商业片，不卖钱它就不是商业片，你拍一部文艺片，卖钱了，它就是商业片。对不对？你说《辛德勒的名单》，它就是商业片，因为它很卖钱。但是斯皮尔伯格在拍的时候有没有拼命去考虑商业元素？没有。电影，我一直强调有两大功能、两个价值。一个是认识价值一个是娱乐价值，这俩你最起码要占一个，想俩都占是非常难的一件事。那这个电影(《一九四二》)首先是一个认识价值，这帮助我们认识自己的民族。中国电影我觉得也确实到了这么一个挺危险的时候，观众也确实看到了，好电影特别少，大部分我感觉都千篇一律。古装片找的就那俩造型师，不是张叔平就是叶锦添，反正就那样。看片花就知道到底是哪个。电影还是要触碰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历史、民族。

　　谢晓：您这次一直不愿意估《一九四二》的票房，为什么？

　　冯小刚：那样就转移了注意力，我觉得这个电影的核心价值不是票房。当然，票房有一个最大的说服力就是，能有那么高票房，说明有这么多人愿意去看这个电影。但往往我们一说票房，就容易被曲解成掉钱眼里头了。再有，票房这事对我来说，我每年都这么高，我就不害这事了。当然我也不会期望这片子卖得少，那也不正常。我是说，要是票房败一回，也不影响我的地位，是吧？我希望这个戏如果赚了钱，会使投资人的眼界宽一点，不要老盯着几个明星，老盯着翻来覆去那几个故事。其实《集结号》和《唐山大地震》都已经可以刺激到很多制片人，但我发现他们并没有因为这个就敢真的签约，他们把这归结为是冯小刚拍的，其实不是这样的。你应该相信，观众跟我非亲非故，凭什么捧我的场？有意思，好看，这是最重要的。拍不好看，观众照样笑你，没人有义务咬牙还得说你好，因为他要从兜里头把这真金白银拿出来去买电影票，这对工薪阶层来说也是负担。

　　谢晓：您不断提到华谊特别支持您，其实两亿多对一个上市公司来说，不算很多吧？

　　冯小刚：不是。我问中军，如果这片在票房上有特别大的闪失，意味着什么？他说那就意味着你作为上市公司，经营决策有重大瑕疵，现在就中国市场的水平，拿出两亿多人民币去拍一个电影，要到五六亿才能打平，风险是非常大的。这戏如果没通过，它起码三个跌停，就这样。今年除了《画皮Ⅱ》谁上过三亿？所以说我认为华谊兄弟承担了很大的风险，这里头带着点性情的东西，纯从经营的角度来说，他可以说这事你找别人去。所以他在决定干这事儿的时候，他一定做好了这事儿赔钱的准备，他怎么调动其他的板块，怎么来弥补这个业绩的损失，所以我觉得中军是这样想的：冯小刚这么想干这事儿，咱就叫上王中磊，把他这心愿给了了，反正他也给公司挣了那么多钱，就圆了他这梦得了，咱要能挣钱就算咱业绩好，不挣钱也认了。上的时候就这么决定的。

　　谢晓：那对您来说这会不会是一种压力？至少欠了人情。

　　冯小刚：欠人情我觉得不是压力，因为你是感动。然后我有能力，就是说，即便这部戏有闪失，我也有能力把这个损失给补回来，这是肯定的。

　　谢晓：您这些年一直表示想退休，不知跟两位王总是否达成过某种共识呢？

　　冯小刚：我觉得一个作坊，你可以说是我冯小刚扛着，但华谊现在是一个上市公司，现代企业，盈利必须是多点的。不可能孤注一掷，否则这个安全性就太差了。

冯小刚与王中军将工作室里最好的房间用作了绘画。

　　谢晓：今年《画皮Ⅱ》成绩好，财经媒体也在提华谊公司的三季报与冯小刚没关系，“去冯小刚化”云云，华谊这些年也签了很多新导演，那作为您个人会不会觉得受冷落了或自豪感没以前那么强了？

　　冯小刚：没有，我会觉得肩上的担子终于轻了点(笑)。(可以退休了？)倒不是说退休，一个公司特别红火，这帮导演谁都好，如我是主力，就像一个足球队似的，你说广州的孔卡，他肯定希望你再多引进点好外援来，几条线都有配合，都有支撑，你不能所有都指着我，谁也玩不转这事啊。你说让我挑起这么大的一个公司，上千号人等着发工资，那我他妈压力太大了！

　　谢晓：您现在还有没有可能再签别的公司啊？如果人家比华谊出钱更多。

　　冯小刚：没有可能。我们之间有默契，然后不是一年两年的交情在这，是有啥事都可商量。抛掉江湖义气不说，华谊这个团队目前没有比它能力更强的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有一能力超它的我就可以去。这么多年了，另外我拍完这四部是否差不多了？有时想很多导演，像吴宇森60多岁了吧，吴天明、张艺谋啊凯歌啊，好像他们都没问题啊，想拍都可以拍。按他们来看，我才54岁，到60还有6年。我这人吧，不愁吃喝后差不多就行，如果这事特有乐趣就干，如果老让你头疼让你烦就我目前这阶段那歇着吧。比如我跟华谊说，今年特累明年想休一年，没问题。

　　(采访助理_本刊记者 曾明辉  录音整理_实习生 张燕婷 陈国丹  摄影_本刊记者 邵欣)

　　后记

　　冯小刚现在的工作室位于大楼的33层，从外面望进去，湛蓝的玻璃幕墙温柔而坚决地挡住窥测的视线，而从里面往外看，脚下就是北京城仿佛永远拥堵着的大街，到了这个高度，小车厢里因为堵车而产生的躁动和焦虑也就没有了，只剩下一个个并没有多少差别的长方体，沿着由既定路线和红灯组成的道路网踽踽爬行。但是，总是冷不丁有几个家伙，会打破这种由规律而产生的沉闷，他们尖利的呼啸好像能够刺穿雾霾的空气，令垂头丧气的围观者既欣喜又嫉妒。

　　说是工作室，景观最好的房间却用作了绘画。冯小刚的画风有点像莫奈，光影间并没有明显的分割线，同时，又充斥着波普艺术的印迹——就好像他这个人，尽管专访文章多如牛毛，仍让记者保有一窥内心的强烈欲望；采访还没开始，华谊的老板王中军正好到了，他脱掉身上的皮袄，摆摆手，助理便熟练地点上火，随即雪茄的香气扩散开来，这时冯小刚也探头进来，采吧，他说。他把我们引进采访间，把一包“中南海”扔在桌子上。这个牌子的香烟一包4块5，是北京文艺男女的挚爱。据说在《一九四二》拍摄时，他一天要抽5包“中南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