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一九四二》源自刘震云小说，这部调查体小说呈现了真实的历史。近日，某网站以视频纪录片的形式重新回顾了1942年的那场河南大旱。

　　这就是被《中国灾荒史》编入重要位置的那场大旱灾——1942河南大旱。

　　来催粮，要是不给，就打你

　　滑县地处河南北部地区，素有粮仓的美誉，到1942年秋天，这里的农民已经连续三个收获季节都没收过庄稼，旱情范围也以滑县为中心呈放射状扩大到了全省的一百一十多个县市，形成了连季干旱。

　　家住滑县朱光照村的齐光月老人回忆道：“天干到什么程度啊！最严重的时候在地上走路都是烫脚的，滑县又不临河，是灾荒的最中心点。”

　　1941年的中国正处在抗日战争时期，滑县百姓要在几乎没有收成的情况下，向驻扎在河南的第31集团军汤恩伯的部队和陕西南部的政府军贡献军粮。当时国民政府做出征粮计划，不许农户家有存粮。军队上的人和地方上的保长坐在农户家收粮成为了当时的一个景观。而没有粮食的农户为了打发走他们，只好卖掉能卖的东西然后再买了粮食交上去。到1941年5月下旬，河南北部地区农民的粮食都已经作为军粮上缴了。滑县村民杜桂芝仍然记得母亲给她讲的收粮情形。“那个时候咱们街上保长说催粮，要是不给，就打你。”

　　《前锋报》记者李蕤的妻子宋映雪说：“汤恩伯还要隐瞒灾情向中央讨好。还说河南有八成的收入，因此一切税都不减免。”

　　有生计的人家也不吃菜、不吃油、不吃盐

　　供应军粮以后，农民家里已经没有一粒米了。1941年底，以处在沦陷区的滑县为中心，表现出来的旱情更加严重。当时一户富裕人家每到秋收时也只不过打了不到九斗的麦子，相当于今天的0.1平方公里的农田只收了不到90公斤的麦子。

　　到1942年的秋天过后，河南全省的米价都在不断上涨，十月份的一斗小米，折合现在的计量为10公斤，已经涨到了145元，玉米涨到了106元。滑县朱光照村的齐光月老人家虽然靠着卖面糠馒头维持生计，但也由一天三餐最后改为一餐，不吃菜、不吃油、不吃盐。

　　农民用牲口都不吃的东西来充饥

　　1942年的秋天渐渐远去，农户家的吃的东西发生了更大的变化，谷皮、麸皮、花生皮都成了主要食物。面对没有收成的局面，许多农民用平常连牲口都不吃只能用作肥料的东西来填充饥饿的肠胃。到后来他们开始吃树皮和树叶。

　　1943年2月1日，农历新年将至，《大公报》重庆版刊登了派驻河南的战地记者张高峰一篇名为《豫灾实录》的报道。这篇报道详细地介绍了他所看到灾情。“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上万的人们以树皮、野草维持那可怜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荣再也没人提起，哀鸿遍野，不过是吃饱穿暖了的人们形容豫灾的凄楚字眼。”

　　卖一个女子能换回不到80斤粮

　　这时，河南大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贩卖人口的黑市，《大公报》记者张高峰在《豫灾实录》里这样记述了他的所见所闻。“在河南已经恢复了原始的物物交换时代，卖子女无人要，自己年轻的老婆或十五六岁的女儿都驮到豫东漯河、周家口那些贩人的市场卖为娼妓。卖一口人买不回来四斗米，一斗麦子900元，高粱649元，玉米700元。折合现在的算法折合麦子45元一斤，高粱33元一斤，玉米35元一斤。卖掉一个成年女子只能换回不到80斤的粮食。”

　　相比成年子女，那些孩子的命运则掌握在大人的手里。滑县杜星落村村民陈书学当年就被父亲卖了。但是，据陈书学回忆，那户人家不给他饭吃，差点饿死。后来当他回到家时再也没能见到父亲，因为吃了棉籽饼无法消化也不能排便，陈书学的父亲一觉睡下就再也没有醒来。

　　逃荒向四个方向，洛阳成为灾民汇聚地

　　眼看1942年秋收无望，人民举家逃荒，逃荒的人数有200万之众，大体逃往四个方向，一批人南下湖北，一批向东，进入日本占领区，还有一批人向北奔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边区，但大部分灾民辗转洛阳，准备去往陕西的大后方。

　　1942年春，日军逼进郑州，为延缓日军进攻，国民政府下令扒掉了从郑州到洛阳的铁路，因此通往西边方向，只有尚未沦陷的洛阳还留有铁路，也因此，洛阳成为灾民的一个大汇聚地。

　　1943年2月，宋映雪当时住在洛阳，她目睹了灾民逃荒的情景，“每天早上一开门，洛阳的街道上挤满了灾民，穿的破衣烂衫，饿的面黄肌瘦，有的就死在人家的门前。”

　　宋映雪看到在火车站和铁路沿线的两侧，灾民挖了很多低小黝黑的洞穴，有的只是用几根木棍和一个草席搭起一个仅可以栖身的草棚，一家老小挤在里面，这些灾民都在等待开往陕西的每一列火车。

　　逃荒者扒火车死伤惨烈

　　此时有两路记者出现在灾民的洪流中，一路是《前锋报》李蕤，另一路就是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白修德和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在洛阳火车站，白修德看到刚刚从火车上跌落下来的两个人，他写下这样一段话，“他还活着，不停地哭号，他的腿从胫骨处被压断，枯瘦的骨头像白色的玉米秆那样突出来，接着见到另外一个人，他的臀部血肉模糊，我给了他一点药水，给了他一点钱，答应给他找一个医生，但一路也没有一个医生。”

　　与此同时，李蕤也见到灾民拥挤扒车的情形，“在开车之前，冲锋式地冲到开着的火车上，头顶上炎炎烈日，脚上是烙人皮肉的镔铁，人们肩挨肩地堆砌着，四周乱七八糟地堆满了他们所有的财产，土车破筐以及皮包骨的孩子。车厢不能上，都往车顶上爬。”而据李蕤妻子宋映雪回忆，“他们都没有考虑，进潼关的时候，车很高啊，有的那一碰，都碰死了，还有摔下来的。”

　　举家逃荒最后只剩一人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夏明方说，“国统区的72个县里面，有三千多万人，其中有一千六百万人是灾民，重灾民也有好几百万。”

　　在成千万的灾民中，有个来自延津县的名叫郭有运的人，那时他二十多岁，带着全家人逃往陕西，他没想到自己五年后返乡时，竟是孤身一人。刘震云写《温故1942》时采访了这个人，“郭有运说，出门的时候，有他娘、他、他老婆，三个孩子，六口人，推个轱辘车，后来就剩他一个人。”原来在逃荒的路上，他的一个儿子被火车轧死，母亲病重，为了给母亲治病，他卖掉一个女儿，后来母亲和另一个女儿相继病死，他的妻子也被人拐骗而去。面对逃荒的结果，他选择了返回家乡。刘震云说，“他说这个逃荒带出来那么多人，都死了，剩我一个人，我为什么还要活下去。我就想死得离家乡近一些。”

　　国民政府迫于压力拨款赈灾为时已晚

　　灾民们想尽一切办法来填肚子，白修德的回忆录有一段看起来毛骨悚然的记录，“在此之前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为了吃肉而杀死另一个人，从这次河南之行相信人吃人。”

　　李蕤也向报社发回这样的采访，“在巩县认识一个可怖的杀人犯，这个犯人叫刘保山，他犯罪的行为是吃了人家小孩的一只大腿，他案发是因为他卖人心给别人。”

　　《时代周刊》的报道让国民政府的信誉受到了负面影响，蒋介石最终不得不承认河南大灾，而进行赈灾。1943年10月，中央国民政府拨出2亿元赈灾，但直到1944年3月，这笔救命钱才到达河南，而此时河南大地已经毫无生机了。

　　本组稿件由本报记者 吴影 主任记者 孟丽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