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电影推行市场化改革之初，除了张陈冯姜“四大导演”之外，国产电影的票房榜一度被大量的香港导演所占据。香港导演近几年对内地影业的贡献有目共睹，特别是2003年CEPA实施之后，引发了香港电影人集体北上淘金的热潮。以2005年为例，当年的票房冠军是陈凯歌导演的《无极》(2.1亿)，而从第二名到第六名则都是香港导演的作品，分别是《神话》(9100万)、《七剑》(8345万)、《头文字D》(6300万)、《情癫大圣》(5000万)和《韩城攻略》(4100万)。2006年也不例外，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冯小刚的《夜宴》分别以2.4亿和1.25亿占据了前两名的位置，而第三名到第七名则是香港导演拍摄的《霍元甲》(1.02亿)、《宝贝计划》(9200万)、《墨攻》(6100万)、《伤城》(5800万)和《龙虎门》(5130万)。2010年度17部票房过亿的电影中有一半都是香港导演的作品，其中包括逼近3亿的《狄仁杰之通天帝国》、破2亿的《叶问2》和1.3亿的《精武风云·陈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香港导演的作品都占到了内地电影票房很大的一个比例，而2011年票房前30位的国产影片当中，香港导演的作品仍然占到了六成左右，其中数徐克的《龙门飞甲》(5.4亿)成绩最好。

　　总体来看，内地本土导演尤其是新生代导演的市场号召力还有待加强，但这种“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的状况其实从2009年开始就已经有所转变。那一年的“年度票房榜”前十位一下子出现了《风声》(2.2亿)、《南京！南京！》(1.7亿)、《疯狂的赛车》(1.08亿)和《非常完美》(9500万)四部“少壮派”导演的作品，而四位香港导演和第五代的黄建新(《建国大业》4.2亿)、张艺谋(《三枪》2.3亿)则分享了余下的位置。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少壮派”导演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开始与内地的第五代导演和香港商业片导演分庭抗礼。

　　香港电影人之所以能够在新世纪初迅速的抢占内地市场，凭的是他们在上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港片的黄金岁月里积累起来的拍摄商业片的经验、口碑和明星效应。特别是后者，正如林奕华所说的，“香港的优势在于过去二十年来所生产的艺人明星，以及他们为两岸三地人民所洒下的点点星尘。”香港电影业在这方面的优势明显，也反衬出内地的贫瘠。虽然内地在历史上也曾涌现过非常多优秀的商业片导演，但新中国成立后，因为政治、文化、体制、教育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电影的商业传统在内地无以为继，哪怕是如今风光无限的第五代也是在遭受了危机、经历过《荆轲刺秦王》式的阵痛之后才逐渐清醒过来的。以前的内地电影除了冯小刚等少数导演的作品之外，多是严肃、说教和政治性强烈的题材，而香港电影的商业性恰恰弥补了内地电影市场娱乐性方面的不足。

　　不过随着香港电影人才的全面北上，合拍片的越来越常规化，两地交流与合作的增多和加深迅速提升了内地电影业在制作流程、管理流程方面的专业化、规模化和国际化。香港导演大规模北上抢占市场，也引发了内地导演的危机感。内地人才大部分是院校培养的，以前对于市场他们认识不够，但这几年经历过一个香港合拍片的训练纷纷开始向商业电影转型。金像奖主席文隽因此呼吁香港的同行：“以前我们香港人经过八九十年代的确是比较有经验，我们拍商业片比较擅长，我们刚到内地，因为内地是刚开放，刚发展电影，所以难免有一种我超越你或者我高于你的感觉，但是这十年来内地急速发展，从人才从资金从他们的创意从他们的执行能力都已经从后追上了，所以我们不要用一种凌驾于人的态度去合作，必须要以一种融合的态度，就是并肩作战的态度去合作。”

　　文隽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香港电影人北上普遍都出现了水土不服问题，他们同内地市场、电影工业及观众的磨合程度还远远没有看上去的那么美。在文化上，他们始终还是“局外人”，香港的本土情怀无法随他们一起北上，所以《岁月神偷》、《志明和春娇》等具有典型香港色彩的优秀作品进入内地后都遭到了冷遇；而内地的现实题材与他们之间又有着天然的疏离感，比如刘伟强难得的情感之作《不再让你孤单》就在上映后票房惨败。香港导演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对于内地观众口味的把握能力十年里屡遭质疑，《关云长》、《鸿门宴》等历史题材的作品尤其明显，虽然内地观众对影片的特效和动作场面较为满意，但对其文化内核的差异性产生了较大的不适应。最终，香港电影或者合拍片能够在内地取得成功的，要么是脱离现实的古装大片、武侠大片，如《狄仁杰之通天帝国》、《龙门飞甲》，要么就是基于民族情怀、依靠国族主义在华语地区赢得共鸣，如《十月围城》、《叶问2》等。 

　　此外，香港导演和内地制片商之间在电影理念方面也依旧存在较大的分歧，陈可辛和博纳影业从高调牵手到低调分手就很说明问题。因为首次合作《十月围城》的过程中发生的种种不快让陈可辛和博纳在该片拍完后即分道扬镳，直到今天回忆起来，博纳的总裁于冬仍然不无遗憾：“如果我们合作的第一部戏不是《十月围城》，我们会很好的合作下去，陈可辛也会慢慢地理解内地的。”而2012年春天，由甄子丹、赵文卓两位功夫明星之间口水战引发的“港陆电影人之争”则更加凸显了两地合作中积淀已久的利益矛盾。一方面，香港导演后继乏人已是不争的事实，而老一辈人大多数都缺乏了年轻时的理想主义激情，不愿放下身段了解内地。黄百鸣一再食老本，复制自我，2011年贺岁档的《开心魔法》就没能让他再开心起来；陈嘉上经历了《画壁》一战也是口碑尽失，颜面扫地。内地观众对香港电影的那份录像厅时代培养起的情怀随着香港电影人不思进取的态度正在逐渐衰退，而内地“少壮派”导演的迅速崛起也让香港导演们在异乡感到了强烈的危机。

　　近年来，在一系列利好政策的鼓励下，再加上内地青年导演扶持计划取得的一定成效，香港导演对内地商业片的主导地位正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通过十年合拍片之路的磨练，内地电影人也已经基本学到了香港电影灵活的制作方式和娱乐元素，而对内地文化的理解和观众口味的把握，内地导演自然比香港导演有着天然的优越性。

　　还有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内地的第六代导演在本次的商业化浪潮中集体缺席。论年龄他们比“少壮派”稍长，本应是第五代之后电影市场上的主力军，但艺术片之路上的长途跋涉让他们转起身来颇为艰难，虽然他们的电影一如既往能够在各种国际电影节上收获奖项，但在票房上却不见起色。比如张扬的《飞跃老人院》和王小帅的《我11》至少在态度上表现出了想要在市场上有一番作为的决心，也采取了相应的宣传和营销手段，但当同档期的《复仇者联盟》在大江南北席卷了近5亿元票房时，这两部电影最后却只能够以区区几百万元的成绩惨淡收场。

　　在这样的背景下，“少壮派”导演的异军突起就丝毫不会令人觉得偶然。在机遇面前，他们大多数都做了多年的准备，比如丁晟、李蔚然此前一直在靠拍广告练手，拍MV的王岳伦几乎和所有知名的歌手都合作了一遍，高群书、滕华涛在拍电影之前，他们的电视剧已经深受观众的喜爱，徐静蕾则依靠自己的交际能力在圈中积累了丰富的人脉资源……

　　如果说2002年10月24日，武侠大片《英雄》的公映拉开了中国电影商业时代的序幕，那么就在几个月之前，第9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的落幕则让“少壮派”导演们深刻感受到了黎明前夜的黑暗。在那届电影节上，尚敬导演的《高原如梦》夺得最佳影片奖，陆川的《寻枪》拿下了最佳导演处女作奖，张一白的《开往春天的地铁》则成为“最受大学生欢迎的电影”。三部得奖影片的命运并没有什么不同，《高原如梦》在影展上放映了几次连院线都没上，而进入院线发行的《开往春天的地铁》和《寻枪》的票房也少得可怜。相同的遭遇极大的刺激了陆川、张一白和尚敬，通过对失利的深刻反思，三位导演在这之后走上了三条迥然不同却又殊途同归的商业化探索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