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琪峰谈内地：缺少纪律 教育有问题
杜琪峰谈内地问题
杜琪峰聊电影
为什么要做死刑段落——
一个知道自己肯定死的人，为了求生，他一定出卖所有人
陈弋弋：电影里面涉及幕后香港七人帮做决定时，有一个民主投票的细节，这个设计是怎么来的？
杜琪峰：中国的黑社会70年前就是这样，就是投票选举，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儿。领导人讲了不要把西方的东西硬搬到中国，但民主有很多种嘛。我个人自己觉得人权是重要的，在某种情形下，自由选举是重要的，所以这里放了一点我自己想说的东西。
陈弋弋：《毒战》里面第一次有注射死刑的全程“直播”，一个有死刑的国家和一个没有死刑的国家，罪犯的心态会有什么不同？
杜琪峰：很简单，在香港假如你贩毒被抓，最高刑期是20年。内地是贩毒50克以上就可以判死刑。一个坐20年牢还能活着出来的人和一个知道肯定死的人，他们的心态当然不同。一个知道自己一定死的人，在你抓到他之前，为了求生，他一定想打死你，一定出卖所有人。我要讲的是，为古天乐演的这个毒贩，为什么会死那么多人？因为他一直想走，但是走不了，他被吓疯了，变成可以出卖所有人。
陈弋弋：所以死刑这段戏一定要有？
杜琪峰：我个人的感觉这是中国司法更加文明的表现，不是枪毙，是注射死刑，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给观众一个交待，他罪有应得。
陈弋弋：如果在香港你会让这个人最后的结局是死刑吗？
杜琪峰：在香港我可能会写这个人成功逃跑了，因为他跑掉以后，大家才会更恨他，怎么能让这种人跑呢？效果其实比杀死他好。但现在为了送审，不可能不让他死，因为法律在那里，我要尊重内地的法律。
对内地问题的看法——
缺少纪律，教育有问题
陈弋弋：您在内地拍了三部戏了，跟内地的接触是越来越多，在这个过程中，您对内地这个地方和人的看法有一些变化吗？
杜琪峰：有。我的感觉是中国人的成长训练里面，缺少纪律和尊重。我觉得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是国民教育。国民教育第一件事，就是教会你尊重所有人，尊重这个国家的每一样东西。举个例子，我在内地拍戏，很多人围观，我的工作人员不断说：“麻烦你，让一下，我们在拍戏，可不可以行个方便？”他就是不走，无论你怎么说，反正他就是要站在那里。他们不尊重我在拍电影，也不会给我一次机会，只要我做的事情不能马上带给他益处，他就是一个对抗的状态。
陈弋弋：你觉得根源是什么呢？
杜琪峰：教育问题。你是不是真的爱你的国家，爱你的人民。如果真的爱，就会尊重。
陈弋弋：就是你说的这个教育，不是知识的教育，是人格的教育吧？
杜琪峰：香港人叫国民教育。
陈弋弋：《毒战》里面古天乐那个角色，代表了社会上比较盛行的观点——第一是要活着，第二就是一定要有钱。您觉得在这点上，因为香港人对金钱的观点，和内地人有什么区别？
杜琪峰：在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人民一定是这样的，因为他们没有安全感。一个健全的国家人民不会很怕，因为政府会有制度保护你，大部分东西是公平的，所以不需要特别用钱来保护自己。在一个真正的太平盛世或者和谐的社会，大家根本不觉得钱是很重要。不是说一到要地震，大家就冲到超级市场把所有东西买回家。我在加拿大的时候，有一天整个区因为大风雪停电，我见到很多加拿大人跑到街上去，因为没有红绿灯，他们站在马路中间帮车指挥，有的人主动拿水去给其他人。因为国家令他们有安全感，他们只觉得这是一个突然的状况，我们可以一起度过，而不是到超市把东西都抢回家。但这样的事儿，你觉得在这里会发生吗？之前胡锦涛主席说过，到了2020年，中国的中产人士会增长一倍。差不多五六亿。不知道到了那个时候是不是可以调节人的质素？其实有温饱，有房子住，国民就会有信心，就会有秩序。每次去到国内，没有人排队的，我觉得这是一种大众的集体恐慌。最守秩序的就是日本人，很安静，很冷静，地震了都排队。这个民族有他的好处，当然他们有很多时候说谎(笑)。但是他们对自己国家对自己人民是互相尊重的，这一点香港人也追不上。
陈弋弋：这几年，内地和香港的关系有些变化。比如限购奶粉、内地人到香港生孩子、内地小孩子在地铁里面吃东西引发骂战，包括电影金像奖，也被杯葛有太多照顾本土的情感的因素而失了公允。您怎么看这些变化？
杜琪峰：内地人给香港带来了很多经济机会，但是也产生了很多矛盾。这个时候香港人应该想一想，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经济还不好的时候，外国人也很不喜欢我们，无礼貌，不守秩序，也被人集体歧视。经济发展到人的素质提高，需要很长的时间。
陈弋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