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

　　面前的严歌苓已过了知天命之年，但仍旧保持着舞蹈演员的身材，纤瘦的双腿穿着一条色彩清新的紧身裤，上身是飘飘的乳白色薄纱上衣。当换上尺码小到几乎只有模特才能挑战的修身旗袍后，又变成了老上海的窈窕淑女。

　　即使没有舞台上的追光灯，她整个人依旧笼罩在一种柔和的光线里，饱满的额头，面容有些苍白，一双娇滴滴的清水眼，欣长的脖颈，整个人美得有些缥缈，像她笔下的那些女性。

　　与人聊天时，她语速和缓，话语轻柔，偶然也会爆出一句足够跳脱的京骂。看似柔弱的外表，让你想去保护，可是她的内心又是无比坚韧和独立，像她小说中的主人公：王葡萄、小渔、多鹤……并不需要你的拯救。

　　对于她的作品，陈凯歌[微博]评价：她的小说是含情脉脉的，又是笔墨张扬的。她的小说中潜在或是隐形的一个关于自由的概念，特别引人注目，那就是个人的自由。

　　她的传奇和她的创作线索

　　人生的点滴都是难得的财富。严歌苓12岁参军； 20岁成为战地记者；30岁留学美国，与外交官劳伦斯热恋，曾受到FBI的监控和审查。劳伦斯毅然辞职，后来严歌苓嫁给了他。传奇经历滋养了她的写作。

　　SIDE A  线索一 舞蹈

　　肢体千言万语，一招一式的舞蹈跳到这一刻，才是自由的。小穗子跳着跳着，人化在了舞蹈里。她还不懂身体那些生猛、不由控制的动作是怎么回事。她只觉得身体冲破了极限，无拘无束，由着自己的性子去了……她语汇的表白被人嘲弄了、唾弃了、否决了，她就剩下脖颈、胸、腰、臂与腿的语汇。——《灰舞鞋》

　　严歌苓生于上世纪50年代，少女时代正赶上文化大革命，那时候院子里的哥哥姐姐们都下乡了，能够参军就是最好的出路了。12岁，她成了一个年轻的文艺兵，开始在舞台上跳各种样板戏。回忆这段经历，她觉得受益匪浅。

　　“那时候我在部队跳芭蕾，也跳古典舞。在我看来，艺术都是相通的，这种艺术发展一定会为另一种看起来截然不同的艺术打基础。舞蹈，伴着音乐去跳，肢体是一种先期的表达，一定会在暗中帮助语言的表达。同时，舞蹈是伴随音乐完成的，像四声的抑扬顿挫。中国语言很讲究节奏，唐诗宋词元曲，舞蹈使这种能力充满了节奏感。暗暗地帮了我写作的忙，舞蹈给写作提供了对生活更深入的接触。”

　　“而且，舞蹈演员比作家更能吃苦。当过舞蹈演员的作家比没当过舞蹈演员的更能吃苦。舞蹈是这样，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伴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舞蹈练就的是，别问身体舒不舒服，无论如何都要坚持下去。”

　　线索二 军旅

　　不是开会，而是要开拔上前线的气氛。九个分队像大军入城一样进入会场，目不斜视，充满威仪。值星分队长把两个铁硬的拳头端在两肋，小跑到部队正面，用野战军指挥员的破锣嗓音吼叫“立正——”所有军官都穿了皮鞋，鞋跟儿上的铁掌这时碰成一个声音“叮当” ！旧礼堂回声四起。——《灰舞鞋》

　　严歌苓在部队待了整整13年，因为家庭成分的原因，她的参军非常艰难。“从少年时代到青年时代，这个时间段在哪儿，世界观就在哪儿形成。部队有很多价值观念：纪律，担当，忠诚，勇敢，要通过巨大的忍耐才能得到想要的。写作也是这样，当写作完成了的时候，那种幸福感是别人没法感受的，但在这之前，你要忍受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无数寂寞。”

　　“写作不是每个人都能忍受的，这需要自我挑战和强大的意志力。在写得不顺的时候站起来，还有没有毅力再坐下去？所有的挣扎都是和自己的抗争，当完成作品时，就会有巨大的成就感和满足感。你不必让出版社接受你，不用评论家和读者肯定你，最能肯定你的是你自己。对别人的评价，我随心所欲，任性，无所谓。这些观念都是部队给我的。”

　　“很幸运能够进入部队，这是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最好的选择，我很珍惜这种幸运。我是个特别好教育的孩子，在家听父母讲话，在部队听班长话，只不过是换个地方听话而已。所以并不觉得难以转换，很自然。”

　　“我喜欢部队，因为部队从早到晚有一种框架，生活有结构。比如跑操，练功，每一天都填得很满，我不喜欢游手好闲的生活。有时候面对时间的荒废我会很恼火，我每天都要和自己结账，有没有做过好的事情，不想荒度每一天。”

　　SIDE B 线索三 战场

　　透过树的枝叶看，五百一十三个男女老少像是在野外扎营，一齐睡着了。土地淤透了血，成了黑色。血真是流得阔气，泼溅在树干和树叶上。有这么一家人，枪子都没有打散，血也流成一股，从两块石头之间的浅槽往稍低的地方涌流，却过分稠厚，在石头边沿凝结出一颗巨大鲜红的血球，凝而不固，果子冻一般。——《小姨多鹤》

　　如果不是对越自卫反击战，严歌苓也许还要继续留在部队，然而，这场战争把她骨子里的一些东西彻底唤醒了。“很难得的机会能够上战场，作为军人没上战场会很遗憾，所以我打了上前线的申请，没想到一申请就被批准。因为我是女兵，并没有机会真上前线，当时是在后方采访野战医院，三个多月的时间在那里。第一次经历战争，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看到很多断胳膊断腿的战士，空气中弥漫着强烈的血腥味。”

　　“我一直认为，一个人对生活的选择来自他(她)的基因、家教，到了一定的阶段，就会自然地被唤醒，完全是情不自禁。在我第二次到达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包扎所时，我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被彻底唤醒了。”

　　“当时我看到了大概1000多个伤员，很多伤员根本住不进病房，没有地方躺，就躺在走廊里，我记得那气味，就是血凝结在空气里形成的，那种独特的气味。这次经历让我从一个英雄主义者，变成了一个对个体生命非常悲悯的人。个体生命的可贵，一个个体生命它的出现、成长，是一个非常偶然的现象，这样一个个体由于战争很可能就轻易夭折了。我的家庭从小教育我的那种对人性、人道的关照，让我想了很多。于是，从19岁到20岁，我就从一个舞蹈演员，逐渐转变成了一个作家。好像只是一夜之间的事情，脱下了舞蹈鞋，拿起了手中的笔。因为舞蹈不足以表达我的内心，它表达的思想太浅了，内容太有限，我的自我表达方式很自然就过渡到了写作上。”

　　线索四 孤独

　　邱如白对孟小冬说：小冬，知道什么是孤单吧？畹华跟了我们这么多年，他心里的孤单一直都还在，直到碰见你……可他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从这份孤单里头出来的，谁要是毁了他这份孤单，谁就毁了梅兰芳。——《梅兰芳》剧本

　　4月23日，北京电视台《书香北京》播出的《世界读书日》特别节目中，严歌苓与北大教授和新华社前任总编等侃侃而谈；然而潮流人士最感兴趣的还是，严歌苓的新装和李冰冰[微博]撞了衫。虽然严歌苓像一般的女性那样爱美丽爱FASHION，但是更多的时候，她还是穿着随意，素面朝天地在家写作。“我大概3/4的时间在德国，1/4的时间在国内。中国这么乱糟糟的，谁能写作？我几个月会回来一次，每次待得时间都不长，很快就走。每次都觉得国内环境太乱，没有几个人在读书，大家也没有时间好好看场电影。很多人读书越来越功利，只喜欢在‘百度搜索’上做个一分钟的学问家。”

　　“在国外绝对不一样，你有很大段的时间是面对自己的，可以静下心来去想，去思考，想去写什么，读什么，读完以后，去静静地消化，在寂寞中进行堆积。寂寞本来是一个负面的词汇，可是对于我是正面的，寂寞是自己可以对待的一种孤寂。这种状态特别好！”

　　“什么东西都是要去消化的，读书要消化，写作也需要很多时间去磨合，写得太顺利了或者不顺利了，都需要思考。在中国，这种条件是没有的。在柏林这种城市，你会觉得这里就是让你思考的地方，让你去读书，让你去享受一个人的孤寂时光。要说孤独，孤独他妈的有点装丫挺的(大笑)，应该说是独处。在那边，我有大把的时间可以独处。”

　　Q&A

　　“我发现自己对这种弱者的强悍、弱者的宽容，始终是着迷的、欣赏的。正因为这些大量存在于民间的‘弱者’，‘强者’们的侵略性、破坏性才得到中和、平衡，‘强者’们弱肉强食的残局才一次次得以修复。”

　　很好奇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舞蹈演员加上美女，应该很自恋吧？

　　我不太自恋。文学高境界的白描不仅是写作时的境界，更是观人、观物、观己的境界，因为过分自恋的人不可能对他人的细节和周围的事物那么感兴趣，而没兴趣就记不住。好的作家要给予一切生灵以平等的关照，需要极难得的平常心和思想境界。

　　一些女孩喜欢以自我为中心，可能不是故意的，谁也不喜欢以自我为中心。我不希望引起别人的注意，我容易紧张，不太自信，一旦感觉别人注意我，我就感觉哪儿都疼。是真的疼，脖子肩膀都疼。(记者：在舞台上跳舞，难道不会有很多人盯着你吗？)在舞台上你看不见台下，就不会紧张。我的性格不适合当老师、演员。当很多人瞪着你，我就不知道说什么。我希望是个隐身人。我天生就这种性格。

　　你最近不会写剧本了？为什么？

　　是的，近期不会写剧本了，因为我后面有好几部小说的计划。当编剧是我的副业，是我的无奈之举，如果可以自由选择，我当然选择写小说。编剧不是我的专长，我也不是特别爱编，也不是编得最好，但是投资人觉得我编得很好，一定要找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记者：可是大家熟悉你，还是从影视剧作品开始的。)但是你爱做一行并不是想让更多人认识你，除非你是钟情于这门艺术。做编剧可以让我赚更多的钱，获得更多的名声，可是这么做对于我的内心是不诚实的，艺术一旦不诚实，不自然，就做不了。但是，如果我碰到一个很好的题材，比如像《娘要嫁人》这个题材，我想到了，很激动，那就未尝不可。

　　只要有冲动我就去写，一有冲动，就说明是诚实的，是自然的。这是从事创作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有时候，故事再好，给的钱再多，我没有创作的冲动，那就没有办法写作。

　　过去我认为写电影剧本对我的创作有帮助，现在我担心写电视剧本会伤害我的文学。早年在好莱坞写剧本，我看过很多精彩作品。写剧本的很多技巧是写小说应该学的，比如：节奏很快；人物靠几句话就能表达出鲜明的性格；对话中暗藏着动作；一个故事的发展，不是靠语言来描述和推进……这就是我们古代语言中最最考究的白描手法，靠人物的对话，靠人物简单的行动，人物的性格马上脱颖而出，是很了不起的白描。美国有几个电影编剧大师的作品特别值得学习，如果那样写是对写小说有帮助的。

　　现在国内的电视剧要符合大众审美，那它就只能充满聊天似的对话，这伤害了我写小说的感觉。

　　你的作品虽然多次拿过大奖，但是在出版方面也曾经一拖三年，备受挫折？

　　是的，你说的是《扶桑》。这本书交给出版人后，他当时跟我讲，《艺伎回忆录》(巩俐、章子怡[微博]主演)特别成功，让我去仿照。我当时火了：“你放屁，你懂什么？”出版人又不是艺术家，他是做生意的，我怎么能信他呢？所以这本书的出版一拖再拖，可是，如果连这点坚持都没有，我就别写作了。

　　你作品中有许多这样的女性，她们经历了各种战乱、动乱，却依旧能把握住幸福，为什么你偏爱这种女性形象？

　　我的前婆母是豫西人，生长于战乱中，可是她大度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还设法从中汲出甜头，和命运平和相处。这才是中国人最根本的美德。她的荣辱不惊使她自己、她的孩子及丈夫享受到她所创造的精神平衡。她把豫西深厚的民间文化营养输送给了我，在她的影响下，一个个具有巨大包容性的女主人公诞生了，我发现自己对这种弱者的强悍、弱者的宽容始终是着迷的、欣赏的。正因为这些大量存在于民间的“弱者”，“强者”们的侵略性、破坏性才得到中和、平衡，“强者”们弱肉强食的残局才一次次得以修复。

　　有没有特别想突破的题材？

　　当代题材，这个题材很难驾驭，因为每个人都有权告诉你：你写得不像我们。我毕竟离开中国很多年了。

　　写当代题材需要沉淀。审美需要距离，就像画家，描绘作品前都是眯起眼睛，退一步来观察对象，没有距离你看不出立体感。有了空间、时间、心理的距离，那种审美效果才会更准确。我现在有了国外文化的经历，反过头来，更想去表达跟自己文化对比的结果。我现在写的本土故事，并不非常本土。它的一些视角，是受西方影响的。人是当局者迷。所以，我写的也不是现在，而是10年前，那时候的故事我还敢写，太当今了，生活在其中，就没感觉到有什么美，或者从审美上感觉到有什么价值。

　　都是上海人，都是离开故土在海外生活，可是张爱玲在后期就没有什么作品了，而你却一部接着一部，为什么？

　　张爱玲比我更完美主义。她如果写不出她曾经创造出的经典上海故事，她就不想再动笔。我恰恰不是，我不是一个地域主义的人，我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色彩，因为我是军人，我本来就是五湖四海的生活，我是上海人，在安徽长大，十几岁去部队，部队驻扎过西藏、青海、四川等各地，就很难找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我永远该生活的地方。上海就是张爱玲的，她离开上海就写不出她最初期的优秀作品，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她是不能允许出败笔的。

　　我就不管了，我只要有感受就想去写，憋着多难受啊？有一个想倾诉的故事，我就写了，我没有她那么完美主义。还有，我不写就很不快乐。不写会觉得我凭什么活着？

　　我从小到大任何东西都是自己挣来的。我从小跳舞，得到的掌声也好，肯定也好，都是凭着努力挣来的。我没有一分钱是横财或是偏财。没有一笔钱来得看不清它的轨迹。我没有那个经验是人家白给我。生活不会白给我。

　　年纪大了，我仍然坚持写下去，就是因为如果我不写我的幸福和满足感都没有。我经常感觉自己很幸福、很知足。生活对我来说是充满厚爱的，我没什么可抱怨的。如果我不写，心情就会一塌糊涂。

　　采访、撰文、编辑/ 底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