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郭敬明算了一笔账，新概念作文大赛从1998 年办到现在，拿过一等奖的好几百人，到今天能被大家一口叫出名字的只有他和韩寒。他将自己的地位与财富归结于抓住了机会，“第一我聪明； 第二我意志坚定；第三我运气好。”三者中，唯一能控制的就是自我意志，他有“一颗一定要成功的心”。

　　郭敬明有些偏执地希望，自己能够永远做时代的弄潮儿。2007年，他参加一档财经类节目，没听懂主持人提出的问题，那种面红耳赤的感觉让他从此患上了强迫症，不能容许自己有任何完全不知道的事情。猫某人在下班后接到过他的电话，那头的声音焦躁不安，“又出来了一个新电影、新趋势，你看了吗？我们怎么办啊，是不是跟不上新趋势了？”她只能又回到办公室，和郭敬明开会。

　　每个月他要买几十本杂志和书，从财经、时尚、娱乐、家居装潢到文学，什么都看。上飞机前永远拿着一个大袋子，里面装满了各种杂志，看到有用的就撕下来。猫某人说，“不管是工作、逛街还是吃饭，只要见到他，手上永远拿着本书。”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别人无论提到什么话题时，他都能及时发表见解，而这种感觉也让他特别享受。

　　经历过这么多后，他的棱角也被渐渐磨平。黎波还记得第一次见面，他整整迟到了一个小时。那会儿他年少气盛，心里总觉得“老子天下第一，你们懂个屁”，从眼角里斜斜地打量人，透着股桀骜，对吃穿住行也挺讲究。出门吃饭时，服务员上菜慢了， 他就会叫来领班论个一二。阿亮和痕痕都知道，那会儿千万不能和他辩论，他一定要说服所有反对他的人；和他约会，如果迟到五分钟，他都能生好半天气，孩子气地拒绝说话，必须要人哄。

　　现在他想起那会儿的自己，哑然失笑，“那会儿我真是个挺荒谬的人。但慢慢就发现了，世界远比想象的辽阔，你其实特别弱。”现在再和金黎组合开会，他成了提前到场的人， 言谈中对两人的身体状况关怀备至。忙起来他也会抱着十块钱一份的盒饭埋头猛吃。每年身边人过生日，都会收到他精心准备的大礼，金丽红就收到过一万多块的围巾、古董麻将、iPhone5，样样都动了心思。

　　下属都觉得，他比以前平和多了，“不可能再吹胡子瞪眼，” 胡小西说，“可能是因为他经的事多了，觉得这些都不算什么了吧。”他自己则说，“现在我一定会先表扬别人两句，再轻描淡写地说，有个地方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更大的改变体现在看待世界的方式上，郭敬明已经懂了，圆滑与世故未必是贬义词。我们请来的摄影师刘香成为他拍照，他被要求坐在自家悬空且不承重的玻璃屋顶上，稍有不慎可能就会跌落受伤。助理试图阻止，他摆摆手： “别，就依着刘老师。”一天工作18小时后，他仍然要挤出时间参加某位娱乐圈人士的生日Par ty。痕痕心疼他，劝他休息，他笑笑，“要搞关系，我能不去吗？”

　　黎波说：“他懂得分辨哪些人重要，哪些人不重要，又该怎么去对待人家。”《小时代》电影监制柴智屏说，拍片过程中，两人没少争执。但某次开会，郭敬明突然直视着她，半晌说：“柴姐，你真像我妈妈。”又把母亲的照片拿给她看。从此之后，每当再有分歧，他就改口叫她“母后”，“‘母后母后，我希望可以怎么怎么样。’他这么一叫，我是不是就得他要什么我给什么了呢？监制变成妈妈了。”

　　郭敬明不愿意说自己是个势利的人，在他看来，他只是学会了圆融地与世界相处。他说自己“是个入世的人”，面对社会地位高过他的企业家和前辈们，他给自己定位的形象是个“乖巧的学生、小朋友”，而且再三强调“我不是装出来的”。2009年， 郭敬明曾与黄永玉一起做过一档电视节目，他事后专门写过一篇博客，里面这么写，“见着黄永玉老师一次，真的是我八辈子修来的福气……我是多么幸运啊……他脸上闪耀着人生岁月的光。”

　　18岁时，他在散文里反复强调，“我希望所有人都喜欢我。” 某种程度上，到今天这还是他的愿望，只是范围从“所有人”变成了“身边人”。

　　他害怕孤独。落落说，“他是没法接受有任何一顿饭自己吃的人。”和朋友一起出去，他总觉得自己有义务不冷场，饭局上他屡屡敬酒，KTV里他传播最新的游戏，Party中他就成了只蝴蝶， 抱着酒瓶在人群中飞来飞去。他天生具有沙龙主人公的意识， 想要照顾好现场每个人的情绪。如果有人局促不安，他远远地就会看到，立刻凑过去闲聊说笑，穿针引线，将他介绍给其余人认识。胡小西说： “他不能容忍身边有人不开心。”

　　买下位于静安寺的这座三层洋房后，他将第三层改建为了自己的房间，一二层则用来给公司办公。他自嘲：“我骨子里还是个农村小青年，喜欢一帮人一起，热热闹闹。每天一睁眼就有一大堆人。我想有一个大大的家。”

　　郭敬明不喜欢在公共媒体上生事，相比起曾在接受采访时用“我和郭敬明男女有别”之类言辞攻击他的韩寒，他一直显得很沉默：“我是个攻击性不强的人。”2012年韩寒代笔门闹得沸沸扬扬， 他一句话也没说，这让不少人对他改观。

　　不过，即使是面对最好的朋友阿亮和痕痕， 他也不喜欢“传染负能量”。柴智屏说：“他把自己内心的感受藏在了很深的地方，害怕暴露出自己真实的一面。”

　　购物是他最喜欢的发泄方式。他擅于理财， 业余爱好看城市规划论坛的他，依循上海市政规划，买了九套房子，每一套都让他发了大财。坐拥巨额财富的他并不遮掩自己奢华的生活方式，他穿“CK的内裤、LV的鞋”，在上海顶级豪宅“汤臣一品”露台上自拍，夸耀家具的价格。而这太容易激发仇恨了，批评他炫富的声音比比皆是，还有人说，“郭敬明除了钱什么都没有。”

　　可问题是，为什么一个人有了钱，却不能自由自在地花呢？ 痕痕说，他从没有超出过自己的经济范围来花钱。《幻城》大卖后，他搬出了学校，和另外三人合租了一套毛胚房，两人一间。没有床，他睡在泡沫床垫上，自己做饭，生活简朴。他的生活标准一直和他的收入水准相匹配。他自己则颇有些恶狠狠地回应， “管得着吗？我的底线就是，只要钱是我奉公守法靠自己双手赚来的，你就没有任何立场来管我怎么花。”

　　他宁可出格，也“讨厌平庸”，拒绝成为一个符号，“我不想要表演一个模范，我可以在公众场合不穿名牌，不描写奢侈品， 捐钱做慈善。可那不是我。说难听点，学校里的三好学生一定是朋友最少的那群人。”

　　众口一词的喧嚣与嘲讽激起了他的逆反心理，《小时代》中反复出现的奢侈品是他的武器。“我当年非常清楚，这一定会刺痛那些卫道士的神经，一定会变成争议性的话题。我就是刻意要血淋淋地挑起这些矛盾。”

　　像所有在短时间内积累起巨额财富的人一样，郭敬明急于捍卫自己财富的正当性。他将所有对他的质疑归纳为嫉妒、“仇富心理”和不理解，振振有词地为自己辩护。

　　数月前，他和落落一起去了躺法国，途经一座修道院遗迹， 他赞叹古建筑的壮美，直呼能在这儿住一晚上就好了。落落大惊：“住在遗迹里，你不怕鬼吗？”他说：“不可能，有鬼也不会害我，都是来帮我的。我这个人很正，从来不做伤天害理的事。”

　　六

　　“为什么要让不爱上海的人出生在上海？上帝一定搞错了。”16 岁的郭敬明这样问。

　　那时他迷恋上海，他写，“燃亮整个上海的灯火，就是一艘华丽的邮轮。”而他的故乡自贡“多少有些令人啼笑皆非。一句话，它是一个像农村一样的城市，一个像城市一样的农村…… 所以我固执地认定我将来的生活应该在上海。”

　　热爱文学的他在脑海中建构起了一座梦幻的上海城，那里象征着纸醉金迷和夜夜笙歌，是货真价实的欲望都市。“那些作者描写晚上十一二点走在街上，累了直接进罗森买一杯热咖啡。罗森是什么？我根本不知道。这样的生活好酷！十二点，我们那边的医院都不一定开着。”

　　怀抱着对上海的憧憬，他参加了在上海的新概念作文大赛，“我并不会像其他的获奖者说的那样，自己随便写写，然后就拿了大奖。我是很认真地想要拿第一名，用尽全力地，朝向那个最虚荣的存在。我写了整整7篇五千字的文章。我买了七本杂志，剪下七张报名表。”

　　进入复赛后，他生平第一次离开自贡，前往上海。从人民广场地铁站出来后，他“吓傻了”，一圈摩天大楼，“最矮的那栋都比我住过最高的还高。”他立誓要考去上海。

　　可上海并不总是温情脉脉，大城市崇奉的是速度、力量和不顾一切的激情，对于一个要自己拎着箱子报到的少年人，他要学会的第一课就是：生活残酷，现实不是文学。“我下了飞机，自己拿着地图研究上海大学在哪儿，怎么坐地铁。我根本不敢打车，从机场去宝山校区要两三百块，我拿不出来。到了学校，周围都是本地生，开着私家车，身边爸妈保姆站了一群伺候着，他们就拿着可乐、戴着墨镜。我呢？一个人跑来跑去交钱、领宿舍，担心我的箱子会不会被偷。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又孤独又渺小。”

　　不久，妈妈去上海看他，母子俩搭地铁出外。第一次坐地铁的母亲不会刷卡过旋杆，先进去了的他站在里面发急，一个工作人员走了过来，帮了他们。他刚想开口说“谢谢”，却听见对方低声地说了句，“册那，戆色特了。”(操你妈，笨死了！) 留下目瞪口呆的他，还有听不懂上海话而一直对她点头感谢的妈妈。

　　“那一瞬间我握紧了拳头，可是却任何事情都不能做，因为不想让我妈妈体会到这种羞辱。如果不知道，其实就等于没有发生过。只剩下听懂了这句话的我，站在原地气得一直发抖。”

　　家境平凡的他也从那时起开始领悟到了金钱的重要性。在学校的食堂买午饭时，他有时想买一碗蒸蛋，可就连这个钱都拿不出来。他喜欢喝学校卖的珍珠奶茶，却不能每天都喝，否则就没钱买鞋子了。他只带了两双鞋子去上海，还都是夏天的，到了冬天，脚就冷得发痛。

　　学习影视编导的他一入校就被要求买一台照相机、一台DV 和一台高配置的电脑。他犹豫了一星期，才拨通家里的电话，小声地告诉妈妈。过了足足一个月，他才收到家里寄来的钱。一直到今天，他都没有问过妈妈，那笔钱到底怎么来的。

　　大一未成名前，他和阿亮相约去世纪公园看过一次烟花，入园票价80块，他只有60块。他们只能站在门外，仰着脖子看到烟花在头顶炸开，他和其他那些不愿或不能买票的人一起欢呼起来，心里却暗暗发誓，总有一天，他也要进入公园。

　　所以，后来他说，“我疯狂地买各种奢侈品，带着一种快意的恨在买。”大概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他形成了后来的世界观—成王败寇，胜者为王。

　　今天的郭敬明还是会经常做梦，梦见第一次来上海参加新概念大赛的自己，梦见刚进大学的自己。他有不舍和怀念，但更多的则是庆幸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把握了机会。他甚至会责怪未成名前的自己浪费了十个月的时间来玩乐，没有为日后的成功学习储备。“不过，谁的青春没浪费过。”他薄薄的嘴唇抿起来，略带嘲讽地微笑了一下。

　　可他毕竟到上海了，“虽然那么乱、那么辛苦、那么害怕， 可我在上海了。我知道我不会走了，属于我的新生活要开始了。”

　　20 02年，郭敬明刚进入上海大学时，班上除了他，全是上海本地人。老师总遗忘他的存在，一口上海话叽里咕噜。他钻进书店，斥“巨资”一百多块，买了一套上海话教学磁带，用自己的CD机换来了阿亮的复读机，一句一句跟着学。缠着身边的上海人和他对话，毫不怯场地说着夹生的上海话。

　　2013年，他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了，身份证上印着“上海市静安区”，他的父母坐上了凯迪拉克和奔驰。

　　“你征服上海了吗？”

　　30岁的郭敬明先是不假思索地点头，然后又迅速地摇头， “还没有”，他笑起来，往后重重一靠，陷在那套Ken zo沙发里。他的声音轻快，甚至带有几分戏谑：“我看上了一套很厉害的房子，但我现在买不起。”

　　(采访／文：马李灵珊 编辑：吴默韬 摄影：刘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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