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报记者 于音 舒晓程 报道

　　日前，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石川在微博呼吁：“上海至少有胶片电影三四千部，但按照目前的保存条件，不出10年，这些珍贵影像基本都会毁掉。 ”

　　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源地，也是中国电影遗产的主要集中地，上海的老电影胶片拷贝主要集中在上影集团车墩片库和上海电影技术厂库房，记者近日深入上海电影技术厂，几乎从未对外开放的片库在38°C的高温天破例露出了真容。在厂内兢兢业业的胶片管理者和修复者眼中，这些胶片无比珍贵，即便付出巨大的财力和精力，也要把它们保存好并让它们旧貌换新颜。

　　保护篇

　　胶片拷贝很“娇贵”，易燃易断易发霉

　　最早的电影胶片基本是用硝酸纤维酯制造的，也就是俗称的 “硝酸片基”，其成分与火药棉近似，极易燃烧，并且很难及时扑灭，直到上世纪50年代之后，硝酸片基才停产，全面改用性能较稳定的醋酸片基。所以早期的电影胶片十分脆弱，保存起来极其困难，一旦储存不当，曾经的珍贵影像就会毁于一旦。

　　上海电影博物馆日前举办了经典译制片展，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石川在看过几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译制发行的译制片后不禁感慨地说：“这些胶片已基本损坏，无层次无细节，遍布霉斑粘斑，影像模糊。”无独有偶，上海电影评论学会在日前举办的纪念张瑞芳逝世一周年活动上，放映了张瑞芳主演的《凤凰之歌》，该片拍摄于1957年，但因为硝酸片基的拷贝易燃，放映时胶片不慎着火。

　　意大利亚非学院顾问、以电影修复为研究方向的专业人士吴觉人向记者提及了几个经典影片拷贝损毁严重的例子，“比如默片《大都会》16mm拷贝在阿根廷被发现时已损毁得一塌糊涂，部分受损严重的画面很难恢复。还有乔治·梅里爱的《月球旅行记》拷贝被发现时，已经凝结成一块砖头了，最后是用蒸馏的方法把它一格一格分开的。 ”

　　记者近日探访了上海电影技术厂，修复工作组的工作人员正在对胶片进行物理处理，从事胶片行业40余年的资深专家吴师傅向记者展示了胶片的“脆弱”，“胶片上一些白色的小点就是霉点，这些霉点会随着时间不断扩散，还有就是胶片粘连处的橡皮胶，经过长时间的氧化会变得又粘又脏。”而这些还属于“轻度病症”，有些胶片会因为长时间的保存不当而“收缩”或者变脆，一挂到机器上就有断裂的危险，非常“娇贵”。

　　胶片建库很“费力”，收集难保存更难

　　根据全球130余间电影资料或收藏保护机构的数据统计，自电影诞生以来，目前保存下来的拷贝仅为总数的10%左右。

　　上影集团生产技术部副主任朱觉告诉记者，国家原本对于胶片电影是有保护政策的，“每一部胶片电影拍完后，都要提供底片和一份胶片拷贝让国家保存起来。这个政策一直延续至今，但现在电影公司太多，政策很难实行。”据悉，中国1949年以前的影片胶片拷贝基本已荡然无存，其中最宝贵的1934年版本《渔光曲》原版胶片在战火中损毁，仅存拷贝胶片且缺失部分段落、划痕和霉斑严重。

　　吴觉人透露，很多国家的标准胶片库都是近些年才建起来的。据统计，中国电影资料馆是国内目前收藏电影拷贝最齐全的馆藏单位，自1958年建馆以来，资料馆收藏的国产电影拷贝总数在2.7到2.8万部。资料馆共有两个专门保存老电影胶片的片库，一个是位于北京东郊的胶片拷贝库，另一个是位于西安临潼的电影原始素材底片库，均由政府出资建造。资料馆技术部主任左英表示，胶片保存十分不容易，对室内温度、湿度要求特别高，对于不同类型的胶片储存的条件也各不相同，“最好要求0度以下，而且是在零下10度到零下20度，室内湿度维持在35%到45%左右。但因为太耗电，一般很难达到这样的保存环境，我们现在是控制在0到5度之间。 ”

　　记者了解到，上海的三四千部老电影胶片拷贝主要集中在上影集团位于车墩的片库，另一部分在上海电影技术厂库房。朱觉告诉记者，胶片保存相当不易，每天需要大量的空调设备和电力来运转，“目前两个片库都是恒温恒湿的，温度控制在十几度，湿度控制在65%左右。 ”朱觉透露，车墩的片库一个月光是电费就要20余万元。

　　除了要恒温恒湿保存，胶片在运输和使用上也是 “步步为营”。记者前往上海电影技术厂当日温度高达38°C，朱主任和副厂长徐景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才首肯记者去片库一探究竟， “片库是不对外开放的，特别是在高温天，必须非常小心，只有工作人员会去定时巡视一下。”走入充满凉意的库房，记者发现有内外两扇大铁门，位于两道铁门间的就是 “过渡房”， “拷贝从片库拿出来后，还必须在过渡房里保存一会再拿出去，收回时也要先进过渡房再回低温库。”而在第二道大门的后面，就是存放了近万本胶片拷贝的数层楼高的片库，在匆匆看过几眼后，负责库房的师傅便迅速将大门关上， “天太热了，一定不能出差错”。

　　石川建议，上海应该建立更高规格的胶片库，“但如果对片库进行全方位改造，需要一笔不小的资金，改造后的运营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投入，单靠企业还是无力完全承担的，需要政府的资助。 ”

　　修复篇

　　旧貌换新颜，“胶转数”势在必行

　　近几年，随着《东邪西毒》、《新龙门客栈》、《倩女幽魂》、《大闹天宫》等影片修复后重映，中国越来越多的经典老片得以重新焕发魅力。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丽人行》、《乌鸦与麻雀》两部经典影片拷贝历时1年修复后，得以与观众见面，而去年成功修复的 《一江春水向东流》、《十字街头》、《八千里路云和月》也应观众要求，在大银幕上重焕光彩。但这些数字修复还远远不够，像谢晋这样大师级导演的作品，竟连一部数字拷贝都没有。所以，在保护胶片拷贝的同时，数字修复也得加紧步伐。

　　中国资料馆早前于2005年启动了庞大的修复项目，由国家投资并购置先进设备，计划修复5000部电影，从2007年开始修复工作以来已完成上百部影片的修复。而上海国际电影节则是国际上首个自觉承担修复拷贝、推动文化传承的电影节，两年来已经委托意大利顶尖修复公司完成了5部影片的修复。

　　随着数字技术的全面普及，上海电影技术厂进行了技术改造，安装了数字生产线，今后主要任务是修复胶片拷贝。朱觉表示，上海三四千部胶片拷贝中，值得修复的在六七百部，包括科教片、记录上海城市历史的资料片、美术片等等，“技术厂至今已经修复、修护了200多部老电影的胶片拷贝，但精细修复的电影不超过10部。希望国家对此重视起来，让电影文化传承下去。 ”导演何平也建议，“国家应当从票房抽出的电影基金中拿出钱来，修复和保护这些影片。 ”

　　帧帧皆辛苦，修复工序复杂 “磨人”

　　左英告诉记者， “胶转数”的修复工作需要10余道工序，非常复杂， “首先就是版权，因为根据版权法规定，必须要征得原片版权所有人的同意才能修复，否则就是违法。第二步就是选片，挑出适合修复的拷贝。”吴觉人具体解释说：“要确定手上有哪几个拷贝，一般都是希望找到最初的版本，也就是最接近导演原始意图的版本，这方面也需要花一定力气。”

　　之后就是物理鉴定，这一步要细化到每一个镜头有多少帧画面，每格画面的保存状态怎么样，接着就要进行一些系列的物理修复。记者在上海电影技术厂看到：在一间密闭的工作室里， 3位身着白大褂戴着口罩的工作人员埋头对胶片进行着基础的检查、重新拼接等工作。在短时间内，小徐师傅熟练地剥去胶片上拼接处已经损坏的橡皮胶，压上新的胶带，并且对每一格都进行快速但仔细的观察和处理，几乎没有时间休息。虽然长时间地接触胶片会对手部皮肤造成一定的伤害，但工作人员为了方便操作都不戴手套。

　　经过基础处理的胶片还要被送去清洗或漂洗，记者看到四台分工不同的胶片清洗设备：有安装了9个“粘轮”的物理清洁机，专门负责粘去浮在胶片表面的脏物；有可以使用四氯乙烯(常用于干洗剂)以及超声波等，能对胶片上油渍、霉斑等进行处理的设备；还有两台改装过的大型“水洗”机器，在流水线中可以让收缩的老胶片变得平整，方便之后的“胶转数”操作。吴师傅告诉记者，每台机器都价值不菲，五六年前购入的价格都超过百万元。

　　物理修复完成后，就会进入数字修复部分，首先要将拷贝转为数字化格式。上海电影技术厂的4K胶转数设备价值上千万，所有胶片都会通过这台放在恒温恒湿间的机器转成数字格式，而这其中的操作过程非常缓慢，遇到一些难度较大的拷贝可能要转上整整一天，而且需要专人时刻监控。在此之后，修复小组就开始逐帧修复、声音修复、调色、声画合成等工作。徐景告诉记者，由于对电脑操作的要求很高，数字修复部分大都由年轻人负责。记者在一间略显昏暗的电脑房中看到，5位年轻人正专注地对着电脑，对上影厂1988年的电影《一夜歌星》进行修复。工作人员小朱以很快的速度进行着前后两帧画面的对比，并将画面上的黑点、白色划痕等微小瑕疵修复，对于前后两帧可能出现的亮度不同也要仔细调整，并且要保证这些修改不会对原影像质地有篡改和臆想。这样的工作不仅对工作人员的技术要求颇高，工作人员还要非常细心和耐心。徐厂长透露，就算有五个工作人员同时操作，要完成《一夜歌星》这类长片的修复也要至少三个月，“一个镜头可能就要半天时间，有时工作量大的话，还要倒班。 ”

　　朱觉透露，在完成所有的修复后，鉴定委员会对于修复后影片的艺术和技术会进行评估。如果原片导演和摄影等还健在的话，还会请他们来观看，提出修改意见，防止修复对原来影片的艺术感造成破坏。

　　修复应加速，人力物力力不从心

　　当年《东邪西毒》修复耗资千万，去年《新龙门客栈》修复也花费200多万元，这都是重映性修复片中花了大价钱的。但对于电影资料馆来说，由国家资助购买设备前前后后已花了4000多万，左英说，“现在国家拨款是按每部20多万算的，国际上一般是8万到10万美金。 ”

　　朱觉则表示，现在的 “胶片修复”分为修护和修复。拷贝基本修护只是进行水洗、漂净等工序，把胶片转为HD (高清)格式的数字模式，不做精修处理，这部分国家会给予6万元左右的补贴。另外一种就是精细修复，用物理方式把胶片转为2K分辨率的数字拷贝，包括色彩还原、声音处理、裂痕修复等，每部至少需50万元，但国家常规拨款每部也就12万元， “一部90分钟的影片，有129600帧画面，12万元的补贴等于每帧1块钱都不到，肯定是不够的。”再加上每修复一部影片耗时至少几个月，长此以往技术厂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随着胶片的消亡，胶片电影的修复工作刻不容缓，朱觉认为，现阶段必须要加大力度扩大规模，但最大的问题在于人力和物力都有着很大的缺口。就人力而言，胶片修复是一门技术活，对于工作人员的技术要求非常高，而厂里的修复小组有不少有经验的老师傅马上就要退休，年轻的工作人员也有一定的流动性，毕竟坚持着辛苦且收入不高的修复工作，没有热情和责任感是很难扛下来的。此外，胶片修复所需设备动辄上百甚至上千万，想要扩大规模同样需要有关部门的大力扶持，而在现阶段想要加速修复的 “使命”，的确有些力不从心。

　　即便困难重重，但工作在胶片修复第一线的工作人员都坚信修复是没有止境的。在吴觉人看来，在修复的同时也不能放弃对于早期素材的搜集，“有些早期电影可能又找到了新的素材，后面可以再放进去一些镜头。 ”比如1927年默片《大都会》，在2001年就已经有了一个非常精美的修复版本，并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褒奖。但是2008年又发现了一个16mm更为完整的版本，修复工作再次开始，修复人员将这些影像编插进原来的版本，并且重新安排次序，对新增素材进行修复，整个过程又耗费了整整两年。而朱觉则希望随着修复技术的越发成熟，将来可以挑一些修复好的影片，重新转回胶片拷贝，“其实我们现在做这个工作，等到若干年后看起来就是把胶片变成文物了，只是在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存在过，所以我们有选择性地将少量影片转回胶片，也是为后人留下一些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