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灿烂的日子》海报(资料图)

　　顿河

　　没有什么时候，比在阳光灿烂得发指的夏日，更适合谈论《阳光灿烂的日子》了。

　　在《阳光灿烂的日子》威尼斯首映十九年之后，这部电影被重新修复入选电影节“大师经典”单元。十九个夏天过去，纵使当年青葱少年马小军，如今也为人夫为人父了，但他的青春故事，仍旧安抚着一代又一代少年躁动的心。

　　关于这部电影诞生背后的故事，其实在叫 《诞生》的书里讲得非常详细，这里和大家分享的是我所知道的几件有关《阳光》的小事。

　　马丁·斯科塞斯：Just Do it

　　跟随姜文拍《让子弹飞》时，初次见面，他问我年龄之后感叹说：“二十八岁，是人生关键的一年啊。不年轻啦，能不能做出点儿成绩，就看二十八岁了”。导演感叹得坚定，我感动得更坚决，瞬间被打了鸡血。

　　导演转身走后，我身旁的剧照师悠悠地跟我说：“我二十八岁那年，导演也跟我说了一样的话”。后来，我发现，组里许多人都被导演打过同样的鸡血，于是乎，“二十八岁啦，很重要啊”成了剧组里流传的经典段子。

　　直到两年后，我突然觉得，这句话似乎可以有另外一种解释。

　　2012年夏，《让子弹飞》应邀在纽约翠贝卡电影节展映，姜文借出席影展，顺道见了一堆老友，其中重要一站，是去拜访马丁·斯科塞斯。

　　与斯科塞斯的会面，在美国导演协会大楼，斯科塞斯的个人工作室就在那里。两人的见面亲切、自然，几乎省略了所有礼节性的寒暄，直奔主题交流电影创作，让人很难相信，这只是他们第二次见面而已。斯科塞斯给姜文看了还在后期剪辑的《雨果》，兴冲冲地说：“我想试试3D和特效能给电影带来什么。”很自然的，斯科塞斯将自己的特效团队介绍给了筹拍《一步之遥》的姜文。

　　这不是斯科塞斯第一次给姜文提供实质性帮助。二十多年前，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就做了同样的事。

　　1991年，姜文受美国有关机构邀请赴美参观访问，其中包括去斯科塞斯片场探班。当天拍摄结束后，与姜文一见如故的斯科塞斯，邀请他去最好的意大利餐厅晚饭，席间姜文给他讲了“阳光”的故事，也表达了对初当导演及故事把握的一些担心，听得入神的斯科塞斯毫不犹豫地鼓励他：任何事最重要的就是“Just do it”。

　　更令姜文意外的是，他回到中国后，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马丁·斯科塞斯给他寄来《出租车司机》的分场大纲及许多片场手记，这些连同那句“Just do it”，成为照进《阳光灿烂的日子》的第一抹阳光。

　　是的，收到斯科塞斯漂洋过海寄来包裹的那年，姜文正好也是二十八岁。

　　沃克尔·施隆多夫：来我这儿吧

　　到明年此时，离《阳光灿烂的日子》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映并获奖，就整整二十年了。

　　二十年间，很多人都曾为《阳光》修复重映的事情奔走，但姜文本人不在其中。对他来说，见到便做，做完便放下。 其实，凡有关《阳光》的采访，他也大多推脱，他常说，拍完一部电影，就要完全清空。人生的记忆是有限的，要不断清空，才能装下更多新东西，不要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无用的回忆和感叹上。

　　还好，当年电影上映后出了一本叫做《诞生》的书，详细记述了电影从无到有的全过程。书中有所有剧组成员的手记，姜文自己的话，甚至还有剧组因资金不到位停拍时发给投资方的催款信，被许多网友打趣摘引的手绘版分镜也是来自这本书。

　　但也许是因为太过诚恳又不加掩饰，许多关于姜文的误解和传说也据此而来。比如“疯狂”，姜文确实曾提到连续不知疲倦地拍了一天一夜戏；比如“霸道”，姜文确曾为拍片，把租来飞机场的飞机喷涂改了颜色；又比如“不惜成本”——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一部电影花掉1000多万元，这几乎是个天文数字，而剧组也的确屡次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

　　《阳光》最后一次停工，是因为资金短缺无法完成后期混录。当年偶然来京的德国影人让·路易，看完尚未混录的样片非常激动，立刻推荐给好友——在德国拥有后期制作厂牌的大导演沃尔克·施隆多夫。同样兴奋的施隆多夫看完样片对姜文只说了一句话——“来我这儿吧”，他以名义上购买德国发行权的方式，给予了《阳光灿烂日子》所需的最后一笔资金支持。

　　姜文和施隆多夫的最近一次见面，也很有戏剧性。

　　2011年冬，《让子弹飞》在法国中法电影节放映，姜文被请去参加观众见面会。导演抵达影院时，本来直奔后台的他突然停住脚步——在排队入场的观众中，他认出那个熟悉的矮小但矍铄的身影，没有事先告知，年过七十的施隆多夫前来捧场观影了。

　　“我没想到你会来”，这是施隆多夫见到姜文的第一句话，姜文的回答是：“我也没想到你会来”。两位大导演，在握手拥抱之后，一起走到影院门口抽烟闲聊，隔着玻璃，没有人知道他俩聊了什么。

　　巴黎的冬天很冷，一支烟的功夫，两人就进来了，照例是握手拥抱，又话别离开。

　　见到便做，做完便放下。

　　不必担心遗忘，真正放不下的人和事，如同阳光，永远都在那里。

　　姜文：被误解的人一点也不吃亏

　　《阳光灿烂的日子》威尼斯电影节首映后，在一片赞扬声中擒得影帝，在等待了一年之后，席卷了1995年的国内市场：5000万元的票房纪录，保持了国产电影票房冠军位置近十年之久。当时媒体的评价是，《阳光》第一次突破获奖电影叫好不叫座的魔咒。

　　只是后来《太阳照常升起》的文艺小众，才让观众忘了姜文早就是一个证明商业价值的导演。对于这点，姜文没那么在乎，他说：“被误解的人一点儿都不吃亏，误解别人的人，是他丧失了机会。”

　　时至今日，《阳光灿烂的日子》同样承受着不少误解。比如，许多人看完后一口咬定马小军是姜文的自传，追米兰、爬烟囱、洗澡打架，一定有其亲身经历的影子。这个误解其实并不难被消除，姜文和王朔笔下的马小军有着五年左右的代沟，但姜文自己从未刻意澄清他与马小军间的虚实界限。“在我心中，艺术是超越政治和现实的，所以真正好的电影，和绘画、音乐一样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姜文自己这么解释，他推崇《教父》，其中一点就是：这部电影多久以后看，也不会觉得旧——有经典戏剧的故事张力，也有触动观众内心的普世情怀。

　　毫无疑问，《阳光灿烂的日子》也是这样一部经得住时间的电影。

　　去年夏天，上海一所国际学校重映《阳光》。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少年，和姜文有着三十年的年龄差距，但放到那场马小军雨夜冲向米兰表白的戏，马小军面对米兰改口成“我车掉沟里了”，全场爆发出会心又充满暖意的笑声。映后交流，照例十分火爆，语言和时间的隔阂，并没有减少学生们对这部电影的喜爱。

　　过去几年中，我陪导演参加过数次这样的放映。观众从耄耋老者，到黄发少年，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但都有同样的狂热和感动。到底是什么让所有喜欢《阳光》的观众，都觉得记忆中年少的夏天“有着烧荒草的味道”？大概是我们都有过焦灼无望的年纪，都曾如同铁皮屋顶上的猫，都曾焦躁不安地等待着可能发生却从未发生的大事件。

　　倒是媒体和影评人，更热衷于符号化地去解读它，这似乎在姜文的每一部电影都会发生。

　　关于《阳光灿烂的日子》，一个常被提起的话题是涉嫌修改了集体记忆，美化了特殊年代。还是那场上海放映，交流结束后有个小女孩，跑到后台堵在门口，问姜文一个问题：“(文革)那段年代，那么多人都不幸福，你的记忆里为什么这么快乐？”姜文看着她，缓缓地说：“我看得出，你现在也很快乐，可能等你长大了再回头看，你才知道你现在是多么快乐，但又生活在一个多么糟糕的年代里。”

　　小姑娘心满意足，又似懂非懂地离去。我很不确定她是否真正听懂这句话的含义，但我希望她不会忘记这句话，我希望再过十年二十年，有一天她突然想起来，会明白那是多么有意思的一个下午，又是多么有意思的一段对话。

　　制图/夏曾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