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路学长：用绘画的方式思考如何拍电影(2)
对话路学长：用绘画的方式思考如何拍电影(2)
程：空着的一年你的状态怎么样？
路：1989年夏天毕业到第二年年底进北影，是一个所谓的迷茫期。大脑空空的。上学的时候，觉得这个世界将来就是你的，一开始就看安东尼奥尼、费里尼，毕业以后怎么也得弄成个大师呀，上学时满脑子都是这些想法。毕业之前，和一些单位联系，本来都基本定了，后来又都往后退，自己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怎么都接不上茬儿了？什么时候才能拍电影？怎么才能继续做？不知道自己该干嘛了。后来想想，那段时间，其实是很正常的一个时期，大多数人毕业后都要经过这个时期。
程：进厂后就筹拍片子么？
路：当时年轻导演的机会没有那么多，进厂后做了一次副导演，做得很不到位，把导演琪琴高娃气得够呛。没过多久，肾炎又犯了，一病就是两年多。这段时间其实是我彻底的一个隔离期，我已经觉得自己和任何事情都没关系了，和电影、和音乐……我是特喜欢音乐的。
程：曾经做过乐队吗？演出过？
路：初中做过乐队，弄得很业余，完全是个爱好，在美院附中演出过，登不了大雅之堂。很早的事情了。《长大成人》的男主演我们都是一起玩的，片子里有个打鼓的小孩，那就是我，当年我是在乐队里打鼓的。
程：办乐队是出于兴趣，还是……
路：以前有个同学，他们家是外交部的，条件挺好，有录音机，就是"板砖"。我们一起听港台歌曲，邓丽君、张蒂什么的。真正喜欢音乐，听到不一样的音乐，是上了美院附中，我还记得是王迪，王迪比我高三届吧，他拿了一盘录音带，说，你听你听，一听，当时不知道，LET IT BE等几首。虽然只是几首，但我被伴奏吸引住了。当时电声很少，他们都是用不插电的。王迪后来和驻京使馆的一些外国孩子组织了大路乐队。
程：《站台》里的歌"站台"就是王迪唱的嘛。
路：贾樟柯的《站台》吗？
程：是呀，就是那个"我的心在等待，我的心在等待……"(唱)。那你生病的两年就在家里……
路：出院以后，和朋友，和这个圈子没什么关系，也不想和别人联系。感触特别深的是，当你在健康的时候，吃顿饭没什么，但是病了好久，生病当中见着饭就想吐，好了以后发现，人能吃一顿饭、还觉得特别香是件挺幸福的事。那时候的人生标准已经降到最低，也不去想电影这件事。虽然没有离开北京，家在市中心，但是真的不出门，和外界没有任何联系，甚至连电视也不看。当我再推开门，想和以前再联系上，你会发现变化很大。后来想想，电影毕竟学了这么多年，还是应该做下去，况且脑子里的东西很多，有值得拍的。于是开始写剧本。
程：你觉得自己和《长大成人》是怎样的关系和距离？
路：《长大成人》是一个自然流露的作品，不是刻意而为的。如果把电影分为两种，一种是有话要说的电影，一种是没话找话的电影，《长大成人》属于第一种。第一次做电影么，感性的东西特别多，经常是感觉不到自己是在做电影，往往写的是自己或者朋友的经历，非常自然地在写，自己也会被感动。
程：对影片的评论经常提到是你的自传……
路：创作的时候脑子里根本不可能有"自传"这两个字，刚活到什么份上就写自传？当然，这部影片中肯定是融入了自己亲身的经历。其实我本人和影片的男主角在性格上有很大的区别，所以，它未必是在写我自己，但它肯定是在写我对成长的经历的一种感受。影片里个人的成分有，但大部分是朋友的经历，甚至是从创作角度考虑编进去的一些内容。所以说它是自传，我认为不确切。
程：那么距离呢？
路：非常近。《长大成人》有些情绪的东西，对生活的感悟，实际上是我本人的。不敢说是能代表多么大的一个层面，至少是我身边范围之内、同龄人的感受，确实是非常直接的感受。
程：《长大成人》1998年修改通过审查后，反响很强烈，对影坛的震动不小。
路：我拍片实际上很晚，拍《长大成人》的时候，我的同学已经有很多人拍过片子了。当时对青年导演的评论不太好--生活面窄、自恋、喜欢玩技法。生活圈子窄有什么不好呢？我觉得这恰恰不是我们的缺点，如果我把我个人的生活体验了，这有什么不好呢？
程：看起来很个人的、很窄的东西其实它后面有一个很大的背景。
路：对。
程：卡夫卡一生都没有离开过布拉格，他生病很久，在自己的小屋里写出那么伟大的作品。
路：我曾经说，你把我关在一个房间里两三个月，我能写出一个很好的悲剧来。我觉得这个没有好与不好之分。任何题材都能挖掘出丰富的生活内涵。一个看似表面化的外壳可能有着复杂的内因，一个完全熟悉的世界里可能隐藏着你所不了解的事。我们经常看到的实际上多是浮光掠影。
程：把自己看透彻或者是把一件小事想明白可能就会看到更大。
路：是的。
程：现在公映的《长大成人》和你最开始的《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在哪些方面不一样，是结构上的不同？
路：从影片形态上来讲，修改之后，主要是把节奏变乱了，特别是90年代，变得有一点人为了。
程：本来是一个寻找英雄，类似父亲情结的……
路：原来田壮壮演的朱赫莱是设计成一个特别江湖的人，烧锅炉的，还打架什么的，有些时候，周青(片中男主角名)遭欺负了，他也不认识他，却过去帮他。挺仗义的。突然有一天，周青看到工厂的宣传栏里这个人是个先进工作者，挺吃惊。这是我个人在当年的真实感受，我家附近当时就有一个人，成天横眉立目，看上去像个流氓，但实际上那人挺不错，是非常好的一个人，没准还是个共产党员。所以，当时设计这个角色，不想概念化，更多想表现的是他丰富的经历。那么，这个人物刚好是在小周青父爱断缺的时候，他遇到这么一个人，会自然不自然地把这个大人看成他重要的一部分。故事到了90年代，当时我们也争论过，我是一直认为，一个人为了找另一个人而活着是绝不可能的。
程：只是某个时段的需要。
路：对，你对另一个人曾经有过的需要在多少年后可能某个时间会想起来。或者在某种心情下，会突然想到。所以，我觉得影片到了90年代，绝不是一个主角寻找人的过程，这个改动非常牵强，太人为了。也许它能说明点什么，也许这样可以通过审查，但到现在看，这是影片的败笔。寻找朱赫莱的线索被加强，成为主人公的必然了。再有就是最后的结尾，白日梦那部分，很多人看完不理解，那是最不应该的一笔。他去发泄，然后说这是个梦，这种游戏很不高级。
程：原来的结尾呢？
路：就是他坐了几年牢放出来了，又回到社会中，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变。我个人是特别不喜欢先让观众看一个东西，然后告诉观众，这什么也不是。这和我的电影观念特别不符。但可以这样说，如果不这样剪，这个电影到现在也不会和观众见面。
程：在《长大成人》修改和审查的3年当中，自己还做些其他的事情吗？
路：我当时是没想到拍电影这么难。后来想想，这里面有一些是电影经验不足造成的，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从第一次送审回来以后，心态变化非常大。如果做一个东西自己心里不舒服，那还不如不做，我觉得干脆不拍电影吧。我不是一个特别有主动性，能设计自己的人，不是这个性格。一个人坐在家里想好多故事，那是我的快乐。正好有人让我拍电视剧，还没剧本，我就签了编剧和导演的合同。但是真的坐在电脑前面，开始写，那太痛苦了，简直是上刑。写电视剧需要顽强的毅力。
程：体力活儿。
路：对。最痛苦的时候，我曾经把一百元的人民币贴在电脑上，以此来激励自己，但是没办法，坐在电脑前还是打哈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