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拍了没有?
路:写完了,没拍。
程:没想过做独立制片的电影?
路:我一直在体制内拍片,我想主要是因为我进了北影厂的缘故。如果我没有单位,和现在肯定不一样。进厂后,遇到田壮壮,就这样做起来了,直到现在。并不是说,我有什么样的观念,觉得哪种方式行或不行。
程:有关个人的感受和经历,在中国电影里表现得非常少,好像中国人不习惯涉及个人的东西,像陈凯歌他们,插队的时候肯定有许多经历,如果拍出来一定有意思,但在第五代的电影里看不到个人,恰恰没有《长大成人》这样的表述。你后来没有延续这种创作路子?
路:《长大成人》公映的时候,有一次在影片散场的时候,我问一个出来的观众,好像是一个工人,我问他,这个电影好看吗?他说,不好看,看不懂!我当时特失落。《长大成人》这部影片当时我是这样设计的,整个90分钟电影看完,会有观众摸不着头脑,他不知道你到底要说什么。但在处理每一场戏、每一个段落的时候,我没有忘记普通观众。即使是在描写所谓的"边缘人",我也希望引起观众的窥视心理,希望观众能有了解这类人的欲望。整部影片无论是从节奏还是画面的动感,我希望它能引起普通观众观看的兴趣。《长大成人》的电影形态一直是我要找的一种感觉。至于怎么评价它,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在它之后我写过两三个剧本,都搁浅了。《长大成人》是1995年拍完的,但一直到1997年底才上市,中间经过了11次修改,这根弦我一直就没松。然后就是写剧本,弄提纲,那段时间比较完整的两个故事,一个是《谁来关心何美丽》。这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家庭矛盾,改革开放以后大家富裕了,男的开始有外遇,女的就准备报复,她把男的的钱全都卷走了,然后在城市里到处躲这个男的。于是,这个男的通过一个照相馆的青年摄影师找这个女的,他想花钱让这个摄影师把女的相给破了。这个故事原来叫《破相》。局里看过之后,认为这个剧本甚至没有《长大成人》的主题明朗。这是1997年的事,1997年还有过一个剧本叫《亚细亚过街桥》。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北京的青年从开始在街头卖盗版碟,到成批地进盗版碟,一直到自己弄了一个盗版碟的生产流水线,最后被公安局抓起来。后来我觉得这个故事缺乏完整性,另外由于主题方面的原因,成活率也不高,就没有操作。经过了《长大成人》的审查经历之后,我就一直在捉摸搞什么样的题材。在主流电影体制内做电影,题材的可操作性就变成一个特别尖锐的问题,显得很重要。
程:《非常夏日》是怎样?
路:老实说,它没有《长大成人》单纯。或者说更单纯。它负载的东西少了。这个故事我早就知道,没多想。后来北影启动青年电影工程,必须有片子上,厂里给我推荐了《非常夏日》故事的原型。第一,这个故事具有可操作性,因为是一个见义勇为的真人真事。在题材的定位取向上就区别于我以前创作的所有剧本,它肯定不是一部灰色电影。第二,这个事件中的人物和人物关系,有挖掘出一些区别于其他同类题材电影的可能性。编辑给我这个剧本,先是决定拍,然后才想怎么拍,实际是这么个过程。让电影说一个案子,我其实没兴趣,那不如拍个电视剧。而且见义勇为怎么拍?作为一个宣传报道可以,做一部电影它的承载量太少了,不足以成为一部好电影。
程:《非常夏日》原型故事里的人物关系是什么样的?
路:原型故事发生在公共汽车上,两个强盗上车劫钱,劫完钱后把这个女的给强奸了。女的旁边坐着一个男孩,他身边还有他的女朋友。男孩是体育学院武术系的大学生。经历了这个事以后,男孩把学给退了,带着被强奸的女孩的妹妹,南下广州去找这个女孩。最后配合公安机关,加上自己敏捷的身手,把罪犯绳之以法。故事比较简单,就是提供了一个线索。
程:后来你怎么又有兴趣了?
路:慢慢地我觉得这个剧本有意思了,我想那个人在那种情景之中的思想撞击其实和我也是有共性的,我后面工作起来也是蛮投入的。因为一个导演在选择了某个题材或要传达某种观念之前,不管结果如何,他一定已经认为这个题材和他的观点有了它的妙处,下面要做的就是如何将其认识到的妙处很好地体现出来。不管别人是否最终同意你在影片中强加于人的概念,你都应该想方设法让人家看完你的影片,同时又能保持住你的风格。这是一个导演的功力所在。原型故事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它只是以事件为基础。如果要让它扎扎实实成为一部有品味的电影,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男主角的定位问题。为解决这个定位问题,我们考虑来考虑去,最后决定改变他原来的职业,把他写成一个普通的修理工。影片一开始就从他的性格弱点入手,在前20分钟之内把他性格上的弱点赤裸裸地暴露给观众,然后在剩下的时间里让他自己跟自己较劲,直到影片结尾自己战胜自己的一刹那。当时我是这么考虑《非常夏日》这部影片的情绪的。
程:马晓晴扮演的姑娘,你也抓住了她的弱点吗?
路:对马晓晴扮演的这个角色我们也是动了一番脑筋的。一个外地小城镇的女孩,自认为长得还不错,当地已经容不下她了就到北京来发展。可是还没到北京就被两个男人给强奸了。我当时有一个明确的想法,坚决避免把这个女孩拍成一个被侮辱与被迫害的人。这是一个正常的、有过一定的人生经历的女孩,而且她的心理素质不错,她有能力平衡自己把握自己,所以她在遭到强奸之后仍然能活在人最多的地方,戴上一个假头套,装作谁也不认识。这样一个设置,我认为就区别于其他影片中的这类人物。
程:具体到电影手段,你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路:先说悬念。整个强奸案是发生在下午,在银幕上半个小时就可以讲完了。如果先交代完事件,再刻画人物就有可能头重脚轻。所以我考虑在结构上把这个事件分解开来,分成中午、下午和黄昏。我认为好的电影是让观众有一种滑冰的感觉。人之所以可以在冰上滑行,它的原理就是失去平衡再找回平衡,在不断地失去平衡找回平衡的过程中,人才可以在冰上滑行。我希望《非常夏日》在时间结构上就是这样一种失去平衡再找回平衡的感觉。这部电影的重点还不是悬念,悬念只是一个影响观众欣赏情绪的手段,更重要的是在这种事件下,这种悬念中,人本身的状态。在这一点上,它是区别于一般悬念片的。在形态上,这部电影还不是希区柯克式的电影。我想拍一部有自己特点的悬念影片。
程:《非常夏日》的成本不高?
路:小成本一定是小回报吗?我当时在想这个问题。《非常夏日》作为我探索市场的一部影片,从镜头的结构、设计的场景到影片的力度,都是出于对市场的考虑,但从心里又不想把影片做烂。其实很多中国电影都是考虑市场的,在建组会上大家都在说我们要拍出中国最好的电影、最卖座的电影,结果往往相反。是不是能够拍出一部观众爱看的、又具有一定品格的电影,是我对自己这部电影的要求。去年我和中国电影代表团到香港,我发现观众对这部影片还是很看重的,吴思远看完了给我提了一个问题,这部电影为什么不用明星,一个明星100万就够了。我告诉他这部影片总共才150万。他说:如果你请了王菲,这部影片就能做全球的商业发行。从这个角度讲,这个影片的档量不够。但作为我来讲,这是一个新的尝试。目前《非常夏日》还没有在院线正式放映,所以片子能达到一个怎样的程度我还不知道。HBO已经买了它的全球电视版权,北京当时已经开始做海报,但后来不知为什么就停下来了,可能有什么大片过来了。大城市还没有正式放过,所以我还没有得到答案。我认为票房收入对影片来说还是决定性因素之一。
程:这部片子有没有遗憾?
路:这部片子缺两场戏,如果有这两场戏,那我就问心无愧,真正敢拿出来,拿到国际大电影节上去。有时候我甚至都想凑点钱再去拍。一个是强奸那场戏。强奸的全过程需要表现,需要赤裸裸地去表现。我不是想拿这场戏去招徕观众,如果表现了全过程,它会使影片局部的残酷性达到极点。这样,后面叙事中人物行为的理由和力度要比现在充分得多。现在的人物行为有点温,爆发的当量不够。第二个遗憾是,我回避了两个人物讨论性的问题。实际上,我当初想探讨的是雷海洋与一个被强奸过的女孩之间的关系,原本这部影片的着眼点在这儿。这一点我跟所有媒体都没说过。
程:电影节放映的评价如何?
路:"商业"是这部影片进入国际电影节的一个障碍,但"商业"正是我这部影片所刻意追求的。国外一些选片人还是很喜欢这部影片,并把影片拿去放映。我发现观众并不去注意到底是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形态的东西,只要你影片里有一个东西能撞击他,造成一种触动,他就会很喜欢。但从评委的角度来说,我这部影片的出发点不是很纯洁,商业气息重。
程:这部影片不像《长大成人》和你个人的关系密切,它并不是你的经历。
路:对。《长大成人》的原创性更强,我觉得做电影很多时候需要动力,《长大成人》从来没有在国外放映过,前些时候哈佛大学组织放映了两场,在林肯中心,全部爆满。许多人在这之前只是听说过有这么一部影片,有些人可能看过翻过几版的录像带。我听到组委会帮我收集的反馈意见,反映很热烈。这时候有种感觉,觉得做电影还是很值得的。你真心做一部电影,到这个时候才会觉得有回报。来回修改的时候,你恨不得这辈子再也不做电影。
程:目前中国电影的生存环境,你在哪些方面感到有压力?
路: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我觉得现在拍电影最难的就是片名,片名太难起了(笑)。两部电影困扰我的都是同样的问题。就目前来讲,比较实际的是要制定一部电影法。影片的修改要有法可依,如果我的片子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法第几条第几款,要改我责无旁贷。而我现在不知从何做起,我得到的意见都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比方说《非常夏日》(注:原名《光天化日》),这个成语不能用?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在实际的创作中,我们也想避开可能犯禁的东西,比如我刚才说的那两场戏。电影艺术应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当年,《长大成人》真实地表现了一个孩子长成青年的过程,表现了我们这一代青年人是怎样成长起来的。只因为影片的男主角不是一个楷模,就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而现在已经允许写一个落后的人如何变先进了,这比过去进了一步。
程:当你把你的情感、你的精力都投入到电影中,还是有很多人能接受和感动的。所以《长大成人》是独一无二的,《非常夏日》则不是。你3月份要拍的新片子是什么样的?
路:我的片子和我的人生经历很有关系。我自己生过一场大病,这一点对我很重要,虽然不是一件好事,但得完这场病以后,我突然对一些事情看得很开。当你几乎看到你的归宿的时候,很多东西就没有必要斤斤计较了。当时我躺在病床上的时候,突然觉得亲情是最重要的,其他事情都很无聊。我是一个宿命的人。这种情绪在作品中是不自然带出来的,有时候不找着这种感觉,你就觉得影片没劲。我和华艺公司签了一个3年的导演合同,剧本在准备之中。其实我特别想做的是《长大成人》之后我自己写的本子,拍哪一个并不取决于我。我觉得国内在院线方面应该照顾国产大片之外的影片。如果没有这个渠道的话,我认为中国电影会慢慢地越来越有问题。而国外这样的院线很成熟,而且需要大量的片源。那么我们拍的所谓独立电影,就只能在国外放映。我画画的时候,画得不好往床下一扔,可以一辈子不看;我学电影的时候就觉得电影一定要给观众看。从良心上讲,如果我拍的电影中国观众看不到,我觉得那没有意义。我可能也太较劲了。
程:你觉得该如何改善?
路:我希望个人创作的底限越来越宽。
程:你会不会用DV拍作品?
路:我目前还没有做过。我想DV有两个优势,一个是纪录片,小巧灵变,一两个人就能完成;另一个就是它可以和电脑相接,在后期做一些没有止境的特技和影像上的实验。但用DV做剧情片,它转成胶片以后,影像质量不够完善。所以我以后要做的话,可能会做纪录片。
程:DV会改变你的制片思路和拍摄视点。因为它的方便,可能就会像你手中的一支影像的笔,我觉得作者电影会越来越多。但因为它太容易操作,也可能会变成影像的卡拉OK。
路:DV不应该成为影像的最终追求。我个人认为它只是一个工具,就像我们上学的时候就特别希望自己有台机子,现在就容易了。没必要夸大它的作用。从影像质量上看,它以后可能会达到,但现在它还到不了这个阶段。做电影,影像的质量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