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天明最后之问:这样的电影过亿?

2014年03月11日10:12  东方早报
  陈凯歌(左一)、田壮壮(左二)、张艺谋(右二)和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张会军等追思吴天明。  陈凯歌(左一)、田壮壮(左二)、张艺谋(右二)和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张会军等追思吴天明。

  东方早报记者 许荻晔

  原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第四代导演吴天明3月4日因心肌梗死在北京去世,享年75岁。昨日上午,北京电影学院举行了吴天明电影回顾展,放映了其代表作《变脸》和《老井》。下午则是吴天明追思会,黄建新主持,张艺谋、田壮壮、陈凯歌、顾长卫[微博]等第五代导演都回顾了吴天明对其的提携与帮助。

  “我们过时了”

  今年2月12日,从西安回到北京的吴天明特地跑去看电影,因为他闹不明白,为什么现在的电影一天票房就能过亿元。看完之后他仍然纳闷,问同是第四代导演的郑洞天:电影怎么是这么拍,这么拍的电影为什么一天可以过亿?郑洞天自然也说不清。

  但自3月4日吴天明去世后,郑洞天忽然想到一种可能:“实事求是地讲,这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过时了。所以我们不理解的事情,它可能就是应该发生的。”

  这种“过时”可能因为他们存有另一个电影时代的记忆。郑洞天清楚记得,30年前的5月27日,百花奖在成都举行,刚开会就下起大雨,然而出乎大家意料的是,现场的观众因为看过天气预报,早为他们准备了雨衣、草帽等。散会之后,没有人离场,观众们站在雨中看完了该届百花奖的最佳故事片:吴天明的《人生》。谢晋当时感动地说:“我去过世界上很多的电影节,再伟大的电影节也不过如此:一万两千人站在雨中看电影节。”

  “这是和一天过亿的区别,是我们这一代人和现代人的区别。”郑洞天说。

  被第五代拍死在沙滩上之后

  除了《人生》、《老井》、《变脸》等影片带给他的作为一个导演的殊荣,吴天明更被人记住的,是他作为第五代导演的导师身份。吴天明在上世纪80年代任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在计划经济时代,一个电影厂厂长能够决定电影人的命运,而吴天明选择的是无私提携与爱护。如今的第五代代表如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黄建新等,都是在吴天明的扶植下拍出了第一部电影。

  但这对于身为第四代的他来说,可能是一件残酷的事,第五代导演带来的新的电影审美、话语方式,冲击着百废待兴后刚刚打算做一些事情的第四代导演。而吴天明在这样的背景下,却仍然坚持扶持新生力量。而用张艺谋的话说,“第四代导演在我们刚刚起步的时候,基本上就被我们拍死在沙滩上”。

  陈凯歌拍出《孩子王》后,吴天明对张艺谋说,咱还拍啥,差得太远了。“他是真心的觉得了不起的,带动着我也很有感触。因为我们的长辈或者说父辈导演,能对一个影片有那样发自内心的感动和敬佩,令我非常惊讶。”张艺谋说。

  黄建新在西影厂拍摄了《黑炮事件》,但影片送审时,审了三天,有100多个地方要删改,原本志得意满的年轻导演顿时被压力压垮。这时候吴天明打电话让他回西安,在全厂大会上,吴天明说:“《黑炮事件》是我让他们拍的,我喜欢这部片子,现在没通过,责任跟他们没关,所有的责任在我,在我吴天明。”

  “我眼泪瞬间就掉下来了,这就是吴天明。”黄建新说。

  顾长卫也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分配到西影厂,当时黄建新因为创作丰硕被奖励分到新房,原本的老单元房空出,顾长卫说自己经过一番心理斗争,来到厂长办公室,“他就特别热情地让我坐,问我有什么事,我很不好意思地说能不能把那个房分给我,他说没问题,那房就是你的了。分房其实是一个挺不容易的事,但是这个事这么简单。我当时就觉得要好好拍电影。”

  而西影厂的老员工芦苇介绍,为了给第五代以机会,吴天明做了不少争取与努力:“有担当,有风险,是顶住压力的”。芦苇介绍,吴天明当厂长后,很多老电影人找他希望得到拍电影的机会。“有一个很老的导演,一进天明办公室就跪下了,他说天明你当厂长了,我们知根知底,关系不错,给我个机会。天明二话没说,也跪下了,两人对视了好几分钟,那人说厂长你起来你起来,你跪着我难受,他说好,那你把机会让给更有才华的人。”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吴天明历经波折从美国回国后,特地跑到山东淄博,找一名籍籍无名的文艺青年写电视剧《黑脸》剧本,只是因为觉得这名年轻人有才华。两人聊了一天一夜,但因为青年有合同在身,合作没有谈成,但吴天明依然鼓励青年并为他创作了主题歌。20年后,当时的青年,现在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张宏森表示,他至今无法原谅自己没有给吴天明以报答与反馈,“我希望下一步做好一件非常具体的事情,就是举全力,把天明导演的绝唱《百鸟朝凤》在全国做最大可能的普及和发行。”

  打不垮压不倒的快乐

  上世纪80年代末,吴天明被迫辞去公职,前往美国,当时他不能拍片,靠拍录像带、卖饺子为生。但他乐观地坚持下来了,曾为吴天明担任摄影师的穆德远[微博]回忆,“他提起美国的时候,也是永远笑着,瞪大眼睛像孩子一样说,怎么去租录像带,怎么给人包饺子,怎么去要钱,笑着像个孩子。”

  田壮壮印象最深的,也是吴天明的乐观:“他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天地之间的那种快乐,永远打不垮,压不倒的那种精神。”

  带着这种乐观,1990年代中期,吴天明终于回国,谢飞[微博]回忆:“他所经历的精神痛苦和磨难,我们是难以想象的。天明导演继承了中华文化人的风骨,想尽办法辗转回国继续实现他的电影梦想。”

  人们可能记得当年的《老井》、《变脸》,或许也曾感动于《飞越老人院》的“老周”,但吴天明的电影梦并不止于此。“我一直在想,吴天明最后躺在床上,急救车在行驶的时候,他在想些什么。”郑洞天说,“他至少会想三件事吧。第一,就是他曾在曲江办了第一届免费的全国青年剧作者进修班,他当时是希望每年能够办一届,这肯定是他最遗憾的事。第二,他一直希望看到艺谋和凯歌再次拿出《活着》、《霸王别姬》那样的作品,他原来有这样的信心,可惜他走得太快,还没看到。第三件事,到今天为止没有媒体说过,他还有一部伟大的作品没有问世:电视剧《牛虻》,在十年前被莫须有的理由枪毙了。他鼓励你们这么多被枪毙、被审查的作品,让你们要有信心,可是他自己到死还有一部作品是被枪毙的。”

  张艺谋回忆,自己十几年来的电影,吴天明闭口不谈,“我知道,他这个人很耿直的,他就是看不上。我当时也有一个想法,就是《归来》做好了,请头儿看一下,希望听到他的一些看法,我很在意他。”

  “喝高了,一看前面查酒驾,糟糕,早知道不走这条路。轮到我了,我颤抖着对着测酒器吹了一口,警察对我大吼,赶紧滚,走路的跟着凑什么热闹。额滴神,喝多了,原来没有开车。”在昨日的追思会最后,蒋雯丽分享了吴天明留下的最后一个段子,1990年代,蒋雯丽、顾长卫与吴天明一起在洛杉矶钓鱼,男人们先讲黄段子然后讲电影,然后是无尽的发呆,“那是他漂泊在外无法回来的时期,以笑话对待苦难,以孩子一般的心对待生活。大叔,一路走好,大叔,希望天堂里,你的笑声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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