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届上影节海报

　　新浪娱乐讯 全城45家影院、预计超过1200场展映场次……随着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的临近，一年一度的观影狂欢也悄然登场，售票情况的火热更印证了这场观影狂欢在影迷心中的分量。近日，记者走访电影节组委会和工作人员，从排片流程、拷贝与密钥收集、台本字幕翻译、影院协调参与等多个角度出发，揭开这1200场放映背后那些为电影不断努力和奉献的小故事。面对这些有笑容有汗水却最乏人知的故事，这群连轴转了数月的“电影节人”都说，好电影，就是6月的上海最迷人的风景。

　　排片“老法师”王佳彦：

　　“排好电影，影迷才能过上真正的节日！”

　　6月4日晚22点，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首版展映排片表通过官网发布，蜂拥而至的影迷在社交网络上炸开了锅。彼时，被影迷亲切称呼为“老王伯伯”的排片人王佳彦[微博]（微博@四眼老王）的发了一条微博：“很希望你们能看到想看的电影。六月的上海是迷人的。”

　　六月的上海是迷人的，今年尤甚。“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历年影片最多、银幕最多、影院最多、场次最多的一届，压力的确很大。”从上个世纪90年代就开始参与电影节工作，十多年来，王佳彦是公认的“排片老法师”。继完成选片工作后，最近半个多月，他的生活两点一线，早上6点坐着他自诩为“加长型专车”的公交车上班，在贴满各种颜色标注的影厅情况的小办公室里开始一天15个小时的排片工作，“我不是在排片，就是在去排片的路上”。

　　那么，一个人到底是怎么排出超过1200个场次？这绝非一场简单的填空，更像是王佳彦脑海中“记忆宫殿”的盛会，影院和影片的信息相互碰撞，形成体系的组合。王佳彦说，排片不难，难的是多方面因素综合考虑，“第一原则是要根据实际情况配套。那么多影院，影厅大小、设备情况、地理位置需要和影片对得上。这里面有技术的问题，4K、胶片、数字拷贝……放到哪个厅里得看符合要求。有金爵参赛片观众见面会的场次，还要注意影院的地理位置，要考虑片方对时间段和环境的要求。另外，一家影院的影片应该相对平均、丰富，不能这家一天全放日本电影，那家全是好莱坞”。

　　今年《星球大战》全系列登陆上海电影节，更有长达7个多小时的三部曲特别联映场，这一让影迷拍手叫好的安排，事先也反反复复改了四五稿，“第一稿出来，片方对影院、环境有了新的调整，不得不重新来过”。王佳彦说，突如其来的调整是排片过程中的家常便饭，他最看重的是拷贝和放映设施的情况，有时也不得不忍痛舍弃一些座位数多的影厅，“拷贝不到位、不安全我不敢排。前几天一家放高仓健电影的影院说机器出了点问题，我就立刻换场次了——机器可能会修好，但修不好怎么办？这是对影迷的信用问题”。

　　因此，在正式开票之前，每年王佳彦几乎都要做四到五稿的排片表，光是一次校对就要花上大半天。但从粗排到最后的精雕习作，每一次更新，都有对影迷的体贴与关怀。他说，上海电影节辐射全国，每年都有不少外地影迷专程赶来，如何让影迷的观影更便利，也是他排片中要考量的，“一部影片我喜欢分在几天里排，这样哪怕周一没时间看，周三、周五还能替换；还要注意考虑周边影院的距离，影迷从这一场赶去下一场，时间够不够、距离方便吗？同一位大师作品能不能两场联映，避免他们疲于奔命；有少儿不宜的镜头，我就尽量把把关，放晚上的场次，避免父母不了解情况带孩子进场……”

　　拷贝与密钥负责人严琦：

　　“与其被突发情况惊吓，不如我们做足保障。”

　　如果说选片和排片考验的是组委会工作人员的“脑力”，那么让散落在世界各地的近400部影片的拷贝悉数到位，则需要天时地利人和配合得天衣无缝，为此，电影节拷贝组的工作人员几乎个个都是“三头六臂”：与片方联络，协调拷贝与排片，收集密钥信息与监测组沟通……一部影片从落地上海到放映的每一个环节几乎都有他们的身影。

　　“年年有突发情况，倒已经不那么容易受惊吓了。”严琦是上海电影节拷贝组的负责人，据他介绍，相较于往年，今年的拷贝收集工作相对顺畅，6月初同期比去年多收了70多个拷贝，检测时也只发现一张无法读取，“每年的几百张盘检测后，总有几个会出现文件问题，需要重新调配，一般需要3-4天寄送，随后还有几天的清关、提货流程”。前不久，一部送展的印度影片因为将拷贝收件人误填为印度领馆，险些难以从海关提取，耗费了不少协调时间，“我们每年进出口权限都是临时的，有时片方寄来的拷贝早于权限时间，只能干瞪眼。像这部片子，我们一拿到海关授权就立刻请片方写说明更改收件人，领馆再出函说明影片参加电影节，继续办手续”。

　　不过，拿到拷贝，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今年，有近370部使用数字拷贝的影片，其中涉及DCP检测、密钥制作等后续专业工作将直接影响影片放映的情况。据介绍，最近五年来，数字拷贝的数量飞速增长，胶片拷贝则从原来占总数的一半到几乎绝迹。“我们面对的是全世界上百家用不同方式制作拷贝和密钥的片商。保守估计，今年近1200场放映中可能有1100场是数字拷贝，需要密钥配合，但密钥恰恰是很容易出问题的。而且一般情况下，只有拿到拷贝才可以通知片方制作密钥，也就意味着密钥制作非常紧张，要持续通宵协调。”严琦介绍说，目前电影节组委会采取三重检验的方式，力求避免密钥不生效、影院服务器不兼容的问题，“拷贝和密钥到了上海，我们会组织一次测试，看文件能不能顺利上载到测试服务器。确保可以上传后，我们会请片方制作测试专用密钥，试看15-30分钟左右的影片，检查影片色彩和声音的情况。以上两重保障做好，拷贝盘送到影院，影院做第三次适配检测”。

　　但即便是如此缜密的检测流程，出错的概率依然存在。6月7日，泰国影片《叫我坏女孩》检测出拷贝损坏，这部影片的第一场放映就在6月13日。如重新寄送、清关、提货、检测、上传，很可能赶不上放映，失信于影迷。经紧急协调，严琦当天就订下机票，“打飞的”前往泰国，“我们联系了片方制作两块拷贝，双重保险保障放映安全。”6月8日，版权方连夜制作的拷贝交到严琦的手上，他随即赶上了回程的飞机，上演一出24小时跨国“人肉快递”。

　　“每年我们都会遇到各种突发的情况，还会遇到同样型号的服务器在读取同一部影片时，有的兼容，有的却显示不出字幕；片方提供的测试密钥正常，但正式放映的密钥却漏算了时差，正式放映时密钥无法生效等问题。”因此，多年来，检测员们还整理了一套“经验宝典”，“比如去年某类型的拷贝在某些影厅出了兼容问题，今年我们就会避开。技术层面上无法解决的问题，只能用经验来克服”。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电影节对拷贝制式有统一的技术标准，但每年总会有HD-CAM、BETA带等另类的拷贝版本出现，找到合适的放映机器也成了拷贝组的必备功课。今年推出的“戈达尔作品回顾展”，是内地第一次全景式展映电影大师戈达尔各个时期的作品，其中，最引人关注的《电影史》提供的是N制BETA影带，其放映设备在市面上已经难以寻觅，“最后我们找到了一家专门的公司租借放映机。其实能找到这部影片已经是谢天谢地，我们最初也没想到版权方能提供的只有带子。这对我们来说非常纠结——影带的放映效果肯定比不上胶片，但如果戈达尔影展没有《电影史》，绝对是更遗憾的事”。

　　台本翻译与字幕组负责人袁婷：

　　“在困难中搭建语言桥梁，多谢有你的包容。”

　　“碰到小语种对白片，我们要一边看银幕上的英文字幕一边敲中文字幕，造成失误真的请大家多多体谅！”去年上海电影节期间，字幕组志愿者上网答疑，让不少人意识到：原来，翻译与字幕并不像外界想象得那么简单。当来自几十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几百部影片，以五花八门的语种登上大银幕，字幕准确，皆大欢喜；稍有错误，则多少会损伤观影体验。

　　也是因为这样，每到这个时候，上海国际电影节台本翻译小组负责人袁婷都显得颇为谨慎。据她介绍，每年电影节前夕，片方都会提前给组委会邮寄样片，电影节则依照样片进行字幕翻译。然而，电影节收到的样片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缺少配套台本的，“今年展映的影片数量比较多，无台本的影片就有四五十部。这些影片中有许多是角色说话含糊或口音很重的英文对白，还有不少小语种”。在这种情况下，翻译志愿者们只能先根据样片的内容进行听译，“一般是靠听力做记录，再结合对影片的理解翻译”。

　　除此之外，艺术电影中大量的专业词汇和概念，也给翻译增添了难度：塞尔维亚影片《捍卫普林西普的人》，有大量社会改治学和法学方面的专业词汇，这让翻译团队不得不求助于多年来一直参与电影节台本翻译工作的残疾人翻译家张可平。现年53岁的张可平，视参与电影节影片翻译为荣，高位截瘫的他近年来甚至需要用绳子将自己双脚绑在病榻上，并把手和笔捆在一起艰难工作。改编自卡夫卡小说《地洞》的德国影片《卡夫卡的陋居》，具有极高的文学性和想象力，负责初译的志愿者专门找到原著读了几遍，体会文本深意后才着手翻译。而摄于1988年至1998年间的戈达尔集大成之作《电影史》，片长266分钟，期中涉及的电影知识和专业词汇不计其数，是块极难啃的骨头。“现在大家能看到的一些《电影史》的字幕版本都不是很理想，不太适合参考，加上影片本身片长就很长，翻起来特别困难。”

　　袁婷说，每年的翻译工作都从5月初开始，由于今年展映影片是历年之最，参与翻译的志愿者也较往年有所增加，“这从台本的前期翻译有复旦英语系和翻译系的60人，华师大和其他院校还有20多人。”而在这些志愿者的初稿之后，工作人员还要将样片和字幕寄送给专门的公司进行校译，二度把关。今年，上海电影节更追加投入上了第三重保障——请来国内一线的翻译公司介入翻译流程，负责金爵参赛片的翻译和展映片翻译审核工作。

　　不过，即便翻译高水准完成，距离一场完美的放映还有距离。按照全球惯例，电影节不可随意更改拷贝，电影节组委会制作的翻译字幕一般无法嵌入拷贝，而需要由现场字幕操作者员一句句“敲”出来。今年，近160名志愿者将加入这项工作，迎接他们的可能出现的各类意外。“有时，影院的字幕机会出现延迟、漏字的问题；有时，片方送来的最终拷贝和之前翻的样片不一样，翻好的字幕和画面对不上，错一句之后就很难把握……”不过，在袁婷眼中，近年来观众对电影节的字幕情况有所了解，心态也更为包容，这对字幕小组来说也是一种安慰，“我们也会尽全力做好事前培训，希望今年能为观众呈现最好的效果”。

　　影院协调负责人——鞠里

　　“这9天里，我们与影迷的心最近！”

　　从去年的35家到如今覆盖17个区县的45家影院，小小的数字变化，让上海电影节与上海市民的距离更近了，即便远到崇明岛，也能有光影流动的风采。

　　“今年最大的困难，可能在于有十几家影院是新增的，他们从来没有做电影节的经验，需要花一些精力去适应。”负责影院协调工作的鞠里说，电影节放映和一般的商业放映不同，对影院来说，制作成本和人力成本都有一定的提升，“新增的影院需要配备的字幕机和LED设备，这些都是平时商业放映中很少用到的，如果影院的电影节场次不是很多，那么放映成本就会有所提高。另外，平时商业放映可能一星期内只放一部片子，但在电影节期间，每天至少会有两场不同的排片，其中涉及到拷贝检测、密钥上传等很多人力工作。”

　　种种困难，让少数客流量不够大的近郊影院一度有些隐忧：9天的电影节放映，会不会吃力不讨好，赔本难赚吆喝？对于这些忧虑，鞠里并不意外，“像崇明的影院，距离市区非常远，光是来回运送拷贝可能就要花一天的时间，对影院来说有很大的压力”。因此，在电影节开幕前的一个月，鞠里几乎每天都在反复与这类影院打“心理拉锯战”，死磨硬泡地说服对方，“每天狂轰滥炸地打电话，向影院陈述做电影节的好处和意义，协调解决问题”。让他高兴的是，在成本压力和操作难度面前，越来越多好影院还是看中了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好名声。“越来越多影院经理告诉我，9天电影节的人气是最旺的，不仅很多线上线下互动可以和影迷拉近距离，影院还能提升周边环境、培养固定观众，所以他们也非常配合”。

　　除了新入门的影院，像上海影城、大光明影院、和平影都等每年电影节的主阵地在9天的时间里也面临极大的运营考验。根据往年的经验，主会场上海影城的放映间在电影节期间几乎是24小时连轴转，“如果是数字拷贝，上传到服务器的时间和原片长是1:1，也就是一部1.5小时的影片需要至少1.5到2个小时上载。像影城一天可能要放7部影片，那就需要不停地上传，甚至需要提前上传第二天的影片”。不过，连日来现场售票的火爆情况，也让参与电影节的影院信心十足，对接下来的放映工作更是摩拳擦掌，提早做足准备。毕竟，无论是对影迷还是影院来说，电影节是一年一次的难得的相会，用再多的热情与耐心也不为过，“一年365天，我们用这9天与影迷走得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