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其实一直都不是非常的自信

　　由于我一直担任着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主任的职务，每天都有大量的日常工作要去处理，能够分出精力去拍摄一部自己的作品真的是非常奢侈的想法。

　　实际上，我其实一直都不是非常的自信。朋友经常跟我说：你这样怎么行，你得先有信心，要不然观众怎么能对你有信心，投资人怎么能对你有信心？话虽如此，可我心里还是不能够塌实，我经常会怀疑自己的创作企图对于观众是不是一厢情愿——想到自己的作品、或者作品其中的某个情节、某一部分可能不被观众接受我就会忐忑不安，特怕出来的作品对不起观众或对不起投资方——下次谁还会愿意投资？而观众对国产影视作品的兴趣也会因为这部作品而更加减弱。

　　六年前我拍了《北京人在纽约》，我一直认为它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因为它主要表现的仅仅是新一代移民刚到美国时的生存艰难，讲的是如何在物质上立脚，但却缺乏对于不同文化碰撞的较为深刻的描述与剖析，后来因为《北京人在纽约》在国内极大轰动，我没再好意思把自己的想法大声讲出来。我一直耿耿于怀，很渴望有机会来探讨“王启明”们后来怎么样了，现在生活得如何，他们在想什么，在做什么，有什么新的遭遇，人生和信念有了什么变化，他们还好吗？

　　选择圣路易斯，并非偶然

　　决定拍《刮痧》之初，圈内的朋友们就建议我把拍摄地点最好选在纽约或者洛杉矶。原因很简单，除了拍《北京人在纽约》，我也曾经在纽约生活过，在那里朋友、熟人很多，对那里的大街小巷也是了如指掌。而洛杉矶是美国的电影拍摄制作基地，那里的人们十有八九是靠电影吃饭的，无论是餐馆里端盘子的，还是街上扫马路的，都有可能告诉你他在某部片子里饰演过小角色，或者是懂得化妆、服装、摄影、灯光。人工和拍摄成本可以降得很低。这两个国际知名的大城市让我确实有些心动。

　　但当我把《刮痧》的创作意图讲给我的一些美国朋友听时，他们几乎众口一词地说：忘掉纽约和洛杉矶吧，这两个城市都太国际化了，它们根本不能代表真正的美国文化，在美国人眼中它们什么都不是，要寻找典型的美国人的生活，美国人的保守和对其它文化的排斥，应当到美国的中部去，到美国的中小城市去，那里才是真正的90％以上的美国人过的日子。于是我开始寻访美国的南方、中部和西部。

　　行走在以“顽固”著称的密苏里州，我有幸听到了这个州最大的城市圣路易斯的一段历史。据说两三百年前，圣路易斯还是美国中部的重镇。那时人们沿着密西西比河用船将棉花、蔗糖、皮毛运到各个城市去。圣路易斯沿河的各种作坊生意繁忙，堆满货物的码头记载了商业文明的兴旺和辉煌。那时人们介绍你是圣路易斯来的人，和你是波士顿人、纽约人一样令人景仰。后来，修筑横贯美国东西铁路工程的计划开始实行。圣路易斯的名望自然而然让设计师们选中这里作为东西铁路转运的中心枢纽。消息传到圣路易斯，市民难免议论纷纷：一个跑在两条铁轨上的危险怪物，为什么要把它请到圣路易斯来？听说它能带来繁荣和财富。胡扯！难道圣路易斯不繁荣吗？难道密西西比河的河水送给我们的不是富庶吗？谁敢保证那铁路不会带来灾难和破坏？一旦灾难发生，破坏了河道运输，我们圣路易斯人的饭碗便给砸掉了。

　　于是，圣路易斯举行了公民投票。在这个城市建造铁路中心枢纽的计划遭到了绝大多数公民的否决。密西西比河的水路运输随着铁路运输的兴起而迅速没落，圣路易斯人的金饭碗碎了。但他们不向任何人表示自己的悔意。他们在沉默中维护自己的自尊。听完这段有趣的历史，我的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在喃喃：就是这儿，我们开始吧！

　　文化就好比一座山

　　社会发展到今天，一日之内乘坐超音速飞机在亚洲吃早餐，去欧洲参加商务会议，到美洲喝午茶已经变成指日可待的事情，人们在探讨移居月球和火星的可能性；所有人都在感叹这个世界越来越小！如果说，从前不同文化还因为远隔重洋而可以“相安无事”，那么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了。这时候的“不同”，就愈发需要沟通。忽略沟通，随之而来的必然是隔阂，对立与冲突，也许就是战争。

　　你看一座大山，在不同坡面的山脚下，各种植被物种千差万别，当超过一定的高度，山坡各面的植被种类则逐渐减少、趋同，而等到了山顶附近，植被已经变得连种类都完全相同。

　　文化也是如此，语言是文化的表象，不同的语言创造了不同的文字，不同的文字衍生出不同的思维方式——我们中国人写的是方块字，用方块字思考，西方人写的是拉丁字母，也是用拉丁字母思考的！

　　在这里我们不想对任何一种文化厚此薄彼、评头论足，我们会认为那是“不同”。各种文化在浅层次、在表面上虽然千差万别，但当涉及人本身、人的本性，比如亲情、家庭的层面时则是共通的。

　　所以我们认为，仅仅在低浅的层次比较文化的差异性是不够的，为了更好地沟通和理解不相同的文化，我们需要启发人们高层次的智慧，需要提高全人类的认知水平，激发人类共通的美好情感。

　　“好莱坞风格”是一种夸奖？！

　　迪斯尼等几家大片商看过我们的片子之后非常惊讶，觉得一个中国导演居然能拍出这样一部作品——影片叙述的方式、影片的立意、影片的节奏和制作质量，和他们已经“习惯”的“难以理解”而“慢慢悠悠”的中国影片截然不同——非常“好莱坞化”。他们笑眯眯地说：“这个片子的制作品质、毫不逊色于在我们的大制作公司“STUDIO”制作出的优秀的美国影片的水平……”

　　听着这些美国同行的评价，我的心里并不是那么舒服——这是一个里里外外纯中国的电影啊，怎么你就非说我“好莱坞”呢？尽管对方是善意的，但他惟好莱坞至尊的表情，还是让人觉得如鲠在喉。

　　好的作品应该寓教于乐

　　我始终相信：我们中国的影视作品，到什么时候，它也不可能回避文化内涵和思想性这个问题，这是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和民族性决定的，是我们中国影视作品的特色！

　　我们现在的文化生活有那么多种的形式，老百姓已经不是非看电影不可的了——不爱看就不看，叫做“自愿消费”。电视剧积压几万集还有人投资在拍。

　　《北京人在纽约》、《渴望》、《四世同堂》……我是一直在想，在有内涵的同时怎么还能让观众爱看？寓教怎么于乐？我们一大群文艺工作者忙活了半天，说是为了让老百姓能够在一天的劳动之余再受点儿人性真善美的教育。但拍出来的东西观众如果不爱看，电视频道他就关停并转，电影他就不买票进去看，这不是瞎忙活吗？另一方面，我们花了那么多的钱，无论那是国家的还是老百姓的，总得要对得起投资人吧，次次都没挣钱、都赔着卖，现在都市场经济了，这行吗？

　　文艺作品功能挺多，不能要求每一个作品都既具有娱乐功能，又全都有很高的艺术境界。我相信：不是每个作品都是最高境界，所以我们才更要不断去努力。所以也不能老是咯吱人搞笑、最好是令人会心而笑，或许还有些悲喜交加。总之，看过之后，应该能在观众心里留下点儿什么。(郑晓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