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密西西比河畔阳光明媚，我们这一群来自不同地方的各种装束、肤色的人聚集在圣路易斯整洁的街道上旁若无人地用手比划着，成了当地煞是扎眼的一道风景。直到这个时候，在圣路易斯人眼里，在我心里，我们大家才相信——中国人真的在这里开始拍电影了……

　　酝酿四年之后，我还是在沙发上坐了三天三夜

　　就在一切就绪，剧组、我已经飞抵美国时，外方投资的那部分资金出人意料地发生了一些问题，当时真是措手不及。

　　我一个人在公寓的沙发上整整坐了三天三夜，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拍还是不拍？拍，万一要是因为这部分资金没及时到位，我“折”在美国，那眼可就现大了！不拍，剧本酝酿了四年，先后请了数位剧作家几次修改，光把中文的修改本译成英文请美方编剧修改，修改完再译成中文请中方编剧再修改，前前后后就折腾了四次。再加上在美国奔走数州连续数月的访问，大量的准备工作，设备也都到位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方面、内地方面所有人的签证都办好了，机票都买了，什么时候拍，咱回头再说？这是多么的不负责任哪！好吧，咱就兵来将挡，水来土囤。事到如今没有其他的退路，想拍这个故事也是“处心积虑，蓄谋已久”了。这大概就是天意。咬了咬牙，我终于下了决心。

　　梁家辉认为他的选择没有错

　　我很早便向梁家辉发出了邀请。梁家辉看过剧本的初稿，委托他的经纪人找我，说希望亲自到北京来与我面谈。他的担心我完全可以理解——作为梁家辉这样的演员(还有后来的摄影指导黄岳泰的情况也是这样)，一个他在香港从来就没听说过的内地导演，以前也没拍过电影，第一部作品就请他来主演，还是全程在美国，万一这戏拍得不好，他“栽”得很不值。

　　那次与梁家辉的见面是在北京的国际俱乐部，我们一起谈故事、谈剧情、谈表演、谈影片风格，谈话还没有结束，梁家辉就兴奋地说，我喜欢你这个导演！

　　他觉得这个故事非常好，非常“中国”，他很喜欢。他说他一定会参加演出，希望能够在剧中饰演许大同这个角色，并说他非常高兴这次选择了来见我。“我会努力的”。他说：“我对演好许大同这个角色有信心！”

　　实际上，我也看好梁家辉。他是香港演员，香港的特殊环境使他们从小就能够接触很多西方的文化，同时也能够耳濡目染许多东方的传统东西。我一直觉得无论梁家辉演什么，在他的身上，他的表演中，始终都有鲜明的“中国”色彩。

　　现在片子拍完了，就像梁家辉当初对我说的那样，在拍摄的过程中他刻苦努力，非常敬业。我个人认为，家辉是一位极其优秀的职业演员，具有良好的专业水平和职业道德——

　　从第一次见到朱旭，家辉就像个儿子对待自己的亲生父亲一样，无论走到哪里都小心翼翼地搀扶着他，平时经常给老爷子买酒，陪老爷子聊天。老爷子七十大寿还为老爷子唱歌，逗老人开心。

　　而当朱小潜(戏中许大同的儿子)来到组里之后，他又每天哄着小潜，给小潜买玩具，带小潜出去玩儿。疼爱之情溢于言表。小潜也很爱这个电影中的“爸爸”。为了拍“当面教子”那场戏，梁家辉不得不对小潜动粗。一条拍完，家辉非常心疼地把小潜抱进怀里，自己首先流下了眼泪。我们特聘的剧照摄影师抢拍下了这真实感动的一幕。后来，这张照片成为了影片海报中的一款。

　　梁家辉就是这样从开始进入剧组、接触演员的那一刹那起，主动地在现实生活中培养感情，体验角色。

　　剧组每天拍戏非常辛苦。到了晚上梁家辉总是要到我的房间来跟我聊聊。他谈表演心得，谈情节处理的分寸，谈第二天拍戏应当注意什么问题。他兢兢业业，认认真真。

　　一个想法折服了摄影指导黄岳泰

　　作为香港摄影家协会主席的黄岳泰，曾经拍摄过近百部电影并多次获奖，著名的武打动作片《新龙门客栈》、《黄飞鸿》系列就是由他掌机拍摄的。为了保证影片的镜头质量，我特地请他出山当本片的摄影指导。他在片场上的装束就像个牛仔，人很精神也很牛气！一些工作人员甚至认为，从来不苟言笑的他，肯定在香港是个帮会“老大”。

　　从一开始，黄岳泰心中就藏匿着和梁家辉一样的疑惑。这个在内地拍电视剧的导演能拍好这么复杂的一部英语片吗？我和他第一次见面后，我们就随便谈起影片开始的一场戏，我说我要用直升机，镜头沿密西西比河河面开始往前推，渐渐拉起，市区显现，然后看到圣路易斯市的标志物——巨大的银色拱门，飞机穿过拱门，救护车的鸣笛响起，镜头跟随马路上的车流，追拍送简宁去医院的救护车，然后，再沿着旁边的摩天楼上升拉起，拉到高层的一个窗口停住，镜头一直伸入大楼的昆兰的办公室。说到这里，表情很酷的老黄突然夸张地伸出大拇指：“哇，这个镜头如果这么拍，一定很漂亮！好导演！我听你的！”

　　为了这个折服了老黄的镜头，连续两天，我们冒着暴雨和摩天楼之间的劲风，一次又一次地启动单发动机的直升机(双引擎的直升机拍摄稳定性好，单引擎的直升机要差得多。当年拍《北京人在纽约》我们在纽约当地可以租到双发动机直升机。但在圣路易斯只能找到单发直升机)———甚至直到风雨猛烈得飞行员拒绝起飞……拍摄数次，我们终于成功！可惜地是，在后期制作中，因为片长限制，我们不得不忍痛将这个比《北京人在纽约》的片头更加精彩的镜头剪掉了。

　　当地华人闻讯奔走相告，鼎力相助

　　应当说，我们在圣路易斯拍摄这个电影是困难重重的。幸好有我们的同胞作后盾。自我们抵达圣路易斯第一天，当地华人协会就鼎力相助。从生活到工作，方方面面，周到细致。大年三十，华人协会主席亲自接送，陪着我和剧组留守人员参加他们的春节活动。正月十五，当得知朱旭老师七十大寿时，华协女声合唱团特意组织了一个盛大的晚会，买来大蛋糕祝寿。很多华人家庭主动要求我们免费使用他们的居所作为拍摄场所，甚至提出为剧组人员在家里提供免费住宿。这一切，都让我们在异国他乡感受到中华民族血浓于水的深深情谊。(郑晓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