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隆多夫坚持站着上课 赵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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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早报讯 《铁皮鼓》是德国导演施隆多夫在26年前拍摄的影片。影片与《现代启示录》分享了1979年的法国戛纳电影节最佳影片金棕榈奖。同时，《铁皮鼓》还在次年拿到了第52届美国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进入21世纪，《铁皮鼓》早已成为了世界电影教学课本中，最重要的一章。“一部二十多年前的电影，到现在还为大家所熟知，这是我没想到的。这也证明了，通过电影来进行交流，是最容易拉近世界各国人民的距离的。”昨天上午，施隆多夫导演在这特殊课堂上认真阐述自己对电影的理解。
理论阐述
电影节——艺术创造力的最后一道防线
“作为一个导演，是不应该坐着的。当我在拍片时，如果我坐在道具箱上，整个拍摄进度就会慢下来。所以，我坚持站着。”施隆多夫的态度很亲切，这让原本敬畏大师的记者们有了提问的勇气。
《铁皮鼓》在国际电影节上折桂，让施隆多夫成为“德国电影新浪潮”的一张代表性“名片”。“我觉得大大小小的电影节是艺术创造力的最后一道防线！因为电影节给了艺术电影放映的机会，也让观众有机会接触商业大片以外的电影。”不过，施隆多夫说：“这次是我第一次来上海，也是我第一次到中国。其实，我曾经一次又一次被上海国际电影节邀请参加，还曾经被邀请担任评委，但我太忙了，实在没有时间。”
近些年，为了保持自己创作的动力，施隆多夫开始转变了自己的想法，除了上海国际电影节，他还抽空去了丹麦等很多地方的小型电影节，“电影节只是一个行程。更重要的是，我想去那些国家。我觉得去文化背景，以及风景完全不同的地方，能够让我重新发现一些灵感。”
盗版——对文化传播具有积极意义
施隆多夫的新作《第九日》昨天刚刚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进行了中国的首映。“但我昨天在上海街边，已经看到了有《第九日》的碟片。”并没有恼羞成怒，施隆多夫反而对于这样的现象有一点点“得意”：“当然，作为一个电影人，我应该哭泣。毕竟这些盗版的收益，不会有一分钱落入我的口袋。但从文化传播的角度而言，我觉得盗版具有很积极的意义。观众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看到我，还有许多其他导演的电影。”
本次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世界各地的电影人纷纷表示有意在中国拍片。而施隆多夫同样也有一个中国的拍片计划。“是根据一篇日记改编的一个故事。讲述在1937年的南京，一个外国商人帮助中国民众的故事。”施隆多夫说的应该是德国商人约翰·拉贝的《拉贝日记》。不过，这个新片计划暂时还得不到实施，因为施隆多夫说，在那之后，他已经有两个确定的拍摄计划。“很抱歉我不能在这里透露。因为我很迷信，在记者会上公布了，往往这个拍摄计划会在最后一分钟流产。”
找钱——是独立电影永恒的话题
始终坚持拍摄独立制作的艺术电影，因为施隆多夫认为，“电影的革新来自于艺术电影！小的、来自艺术电影的变革，才能推动整个电影大潮流的进步。”
曾经在好莱坞工作了7年，但施隆多夫说自己学不会做一个商业导演。“也可以说是好莱坞不要我。投靠大公司，还是独立制片，这不是一种选择，是必然的。大公司不要我们，这既是一种惩罚，也是我们的一项艺术特权！”
然而，作为一名艺术导演的艰辛，施隆多夫也是深有体会。“以前是拍电影的设备贵，你很难获得。但一旦完成影片，必然有人主动要求发行。现在的情况刚好相反，摄影机太容易获得了。可是电影拍完了，你找不到人发行。时代变了，拍片的情况也变了。但对我们这些独立制片人而言，找钱，是个永恒的话题，从来没有容易过。”
案例分析
给姜文做制片人——
去年才看《阳光灿烂的日子》
尽管没有到过中国，施隆多夫与中国导演的渊源却不浅。曾与陈凯歌一起参与导演了《十分钟，年华老去》。更值得记忆的一段，施隆多夫还是姜文电影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制片人。“我一直没有机会看到这部电影，直到去年我太太给我带回了这部电影的DVD。当初我并不知道姜文，只是一位在上海的法国制片人给我看了《阳光灿烂日子》的一段大概十分钟的粗剪。我非常喜欢，于是决定投资，帮助影片拍摄完成。”施隆多夫第一次与姜文见面是在柏林，“当时他带了一个公文包，里面有许多音效的盒带。后来，我帮他完成了声音部分的混录制作。”
让阿兰·德龙改变戏路——
大胆合作并不成功
还有一次让施隆多夫印象深刻的合作，是法国著名演员阿兰·德龙出演由他执导的《斯万的爱情》。“很多人都问我，你为什么想到让阿兰·德龙出演一个同性恋的角色？其实我要告诉你们，我当时也觉得他不合适。当时，我们并没有考虑过他。是阿兰·德龙自己联络我的制片人，要求出演这个角色。就我一个导演的角度，能够利用阿兰·德龙的名气为影片增添价值，自然是非常乐意的。”
在施隆多夫看来，阿兰·德龙的这番举动很大胆。“演员改变戏路是件很困难的事情。而事实也证明，观众们并不乐于接受那个样子的阿兰·德龙。影片上映后的反响并不好。” 刘嘉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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