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红在《恋爱中的宝贝》影片采访中一直在强调一个问题,中国电影在拍摄形式上还大有文章可做,而且不要怕尝试失败,只有不断地做,中国电影人才有生命力。
看过《大明宫词》、《橘子红了》,我们大概能明白和理解她指的这种“形式”是什么,尽管这种形式带来了很多争论,但市场证明它成功了。从而也证明了她的观点,任何导演都不要划地为牢__形式会影响内容。对于一位女性导演,在她40不惑的年纪里有了对中国
电影和市场的清醒认识,而且能不背包袱地大胆探索,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怀疑第五代已经不行了?
其实发现这个世界任何行业都在重复一种现象,评论家永远在批评实干者。
记者:刚才你说到这是你拍戏20年来首次开发布会,会不会是因为怕大家的关注不够?
李:不是,我觉得是因为这几年新闻界对我们拍戏都一直非常支持,那我们制作人需要与你们有一个很健康正常的渠道沟通,以前拍戏一脑门子在戏里,很多事情没顾及到,大家得不到消息就变成听到什么就写什么,造成一些误会,后来我们也明白市场和电影出路要与观众有一个好的渠道,宣传不是不好,不是王婆卖瓜,而是现在中国电影到了需要一齐努力来改变它给它一条生路的时候,所以任何事都要去做。
记者:那会不会与你这几年从事电视剧创作有关,因为电视剧是个接近大众的工作。
李:其实最早的创意和这个没什么关系,我们怎样和娱乐媒体建立一个正常的关系,这是我们扶植中国电影能做的一件事,所以我们才会花那么大力气去设一个网站,让大家直接了解我们的创作状态。
记者:四年中你拍的电视剧都有很大反响,为何又回来拍电影?
李:我本身就是电影导演,拍电视是为了尝试更多的手段和形态,我拍电视这四年并不等于我忘了电影,电视给我带来很多东西是想不到的,技术上的东西现在能触发我很多想象,是相辅相成的,回来拍电影是必然的。
记者:这是部文艺片,那片名为何不取一个文艺点的?
李:在国内好像总把一种类型的影片叫做文艺片,比如说不商业的,商业的就不文艺,前两年我们在电视上做的事就是把好的影片与商业结合,让大家认识到了这点,艺术品质和观众欣赏是可成正比的,但我们可能还没达到最好的境界。好的电影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有人文背景的,一种是好莱坞式的娱乐片,娱乐片其实都挺广,不能截然分清楚。
记者:这次找了很多非职业演员,你对这个班底满意吗?
李:当时有两种考虑,一是比较稳妥的,电影题材本身是个挑战,那么能不能在演员这方面减轻点负担找些有经验的来演,考虑之后觉得,电影本身是与前不同的,那就不是职业演员做不做得到的问题,而是说所有这些目标都是要为了这个电影,而我们做的事如与电影无关那就不是初衷了。电影磨了三年,不断在改,是出了个很大难题,大家也注意到,每个人的形态与他以往都不一样,还有一半演员是连镜头都没见过的,比如教授就是个教授,找得非常艰难,那找到的这些人在性格气质上与戏里较接近。
记者:你在这部片里的风格与以前会些什么不同?
李:故事的题材和讲法、拍摄方法可能与以前熟悉的形态不太一样,那我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尝试中支持我,去寻找一种新的形态是很艰苦的一件事,周迅能体会到,这几年对我们来讲是不平凡的,传统的电影手段已做了很多努力,但走到今天有很多还是不满足的,很多手段还不能说把电影影像的特质完全显现,以前我们总是忽略的,把形式啊排斥在外,可电影是个影像艺术,这本身就是一个重要手段,这个手段在这20年里有个飞速发展,而且在近6年里超出我们不去做就不知道的范围,如果我不做给大家看,大家可能永远不知道,不管做的好坏我们必须去试,可能不是个完美的作品,但需要改变自己让中国电影多一条路多一点思考和想象力,不要固守在原来的一种方法,一种文艺片,这个概念以后可能都会要改变。
记者:会不会是你觉得自己在内容和主题上难以创新才会注重电影的表现形式?
李:不是。而是有一个领地原来没开发它,但不是形式的领域,有很多形态我们没去触动过,并不新鲜,只是在我们创作的领域里还是新鲜的,要我们去多想一些方法。本土电影该做的事除了艰苦卓绝地去做之外,还要改变一些方法,然后多想一些形态,这个故事可各种各样的,在改编过程中我们改变了四种讲法,最后在选择最保险还是最冒险的方法时我选了后者,不一样的,还是同一个故事,试试看吧。
记者:会有很大突破吗?
李:突破的很有限,并不是特技部分,这部分虽然我们没做过,但人家做过,可借来用,但能不能做到位,把话说清楚感动别人是你的事。我们不希望为特技而特技,反而希望比较文化,不要影响内容。特技并不是我们最担心的,影片的表演风格、节奏、形态对我才是最大的尝试。
记者:但一般大家认为文艺片的节奏都会是缓慢的。
李: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对文艺片的概念要重新考虑,什么叫文艺片,等于写实主义?生活片?类型片?沉重主题?诸如此类,其实是多种多样的。
记者:这次加入特技会感觉比较现代,与你以往唯美的拍摄风格不一样。
李:原来定义画面比较漂亮就叫唯美,其实这个不准确,在这部片里你还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其实有些冒险对观众来说看不到,只有自己知道,哪些是熟悉的思路,哪些不熟,求稳还是尝试,有这种区别。
记者:在你执导的影视作品里,人们总是能够明晰地看到你对女性意识的强调和一种个人化的、女性化的对于社会、对于人生和对于女性自身的认识,那么《宝贝》会是这样的吗?
李:我想也会有吧。
记者:那你认为自己在关注女性意识方面会不会比男导演有优势?
李:其实很难说关注不关注,脑子里想问题的方法和思维逻辑就是,不想这样做可能流露出来就是这样。这可能是生来注定的。
记者:看了剧情会觉得与第六代有点像。
李:其实我想要模仿他们都不易,还是这几年创作间有感而发的东西,也没规定只有第六代才能表达这种东西,第五代不许写什么,生活的感受可能每人都有。
记者:影片中写一位1979年生女孩的心态,以你的年纪能把握得到吗?
李:这个是一个感悟性,这个剧本不是搞了一天两天了,我身边有很多这个年龄层的人,这也是创作最基本要具备的,就是你不能只感觉到自己,那等于我现在只能拍中年危机,老了只能拍黄昏恋?没人规定要这样做,而且对创作人员来讲中年人拍二三十岁就会肯定完蛋吗?我想即便这次有闪失也不会是这个原因,我已经有三年到四年来做这个事情,而且不是单纯在做剧本,是在生活。
记者:你这些年的影视剧总爱用周迅作女主角,是不是特别看好她?
李:也不能这么说,一个演员有潜质,我们双方又互相有意愿,有对她生活的了解有感情,不光是演戏的交流,还有人与人的,我们也不是好到不能分离,会也经常闹很大冲突,但没分开是因为大家有一种共同的东西是激励我们去共同创作的。
记者:周迅这些年多演一类型角色,你认为她现在最需要突破的是什么?
李:是她自己。她的表演和面对自己的状态,她要面对自己的很多问题,像她这种年龄的孩子基础教育不是很完善,年龄又不是很大,这么早进入社会,还没有很好的思想和文化的准备下又马上变成社会的宠儿,不自觉地要带出很多问题,这是她们自己克服不了的,必须要互相提醒,我们只是在这方面起到一点作用,当然她怎么行事为人选择生活是她自己的事。
记者:是什么促使你找了黄觉这样一位非职业演员演男一号的?
李:这是我最头疼的事,想了很多,我最希望是找一个有经验的人来演,我也很坦白地跟他讲,我是一直在动摇,一旦有经验的演员来找我就会觉得我的决定可能太冒险了,后来也是机会不合适,他试的时间是最长的,但可能是他的形态和气质打动了我,我想在其它方面可以帮帮他。每个人都有第一次,(他有潜质吗?)很难说,他供我们判断的东西太少。
记者:不论是《雷雨》、还是《大明宫词》,《桔子红了》三部戏,都引起了争议,是否你之前预料到的?你会不会在意批评意见?
李:都能想到,这部戏将来能碰到什么都能想到,我觉得很正常,我不认为批评就不好,赞扬就是夸你,其实一个作品能促使你去思想,有不同看法非常好,至于理解力和想法的方向是他自己的,一个作品要使大家强烈地去思想就是很好的。
记者:《红粉》曾经在国际上获大奖,那现在拍这部片有没压力?
李:不大会,成功不是我想的事,没有明确的规定,我这人野心不大,能做到什么就做什么,还想做什么照做就行了。结果不是我关心的,搞创作的人只关心创作。
记者:你认为拍本土化电影是否中国电影的出路?
李:我挺认同的,与法国公司谈的时候我就讲一个观点,为何选你们,因为中国电影与法国人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在文化形态上非常近似,他们也有个很厚的文化历史,坚持在拍文化形态的影片,但强劲对手还是好莱坞电影,在这方面与我们特别像,我们最拿手的就是文化性的,但遇到的问题也一样,大片的形态到了一定程度要变化,我们的文化形态也到了这个时候要开拓。法国当然已经从关注社会的视角做了很多事,但还只是局限在画面内,即内容的,在形式上还远远没开始,有很大空间发展的。
记者:很多人说第五代已经不行了,你认为还有没有可能再上一个台阶?
李:能不能上也不知道,反正得做,做到一点就会开发自己一部分,老说到头了就像说STOP!STOP!没必要,我们也没必要去发表言论,挡不住每个人可能的做法。我们的生存环境不是到头了,而是要赶快做事,否则就没我们的空间了,现在不是下结论的时候。(南方都市报记者谢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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