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世界杯 新闻 搜索 短信 聊天 企业

新浪首页 > 影音娱乐 > 自由评论 > 程青松黄鸥著《我的摄影机不撒谎》专题 >正文
对话:张元--自由地书写(多图)
http://ent.sina.com.cn 2002年06月17日14:50 新浪娱乐

  对话者:张元

  程青松 黄鸥

  程:我们这本书是谈1961年至1970年出生的导演,它只是一个时间概念。我们不想以"代"来限定,也不是求导演的共性。刚开始谈这本书的时
候,我们和图书策划人张?、石涛讨论按照什么思路去做,我们认为虽然都是前后10年间出生的人,但个人风格鲜明,每个人和别人都相当不同。

  张:你们的这个提议,使我想起来那天广州的朋友介绍记者来找我,好像是《广州日报》的,他们也是要做60年代出生的一个专辑,但是他不是局限在电影上,文学、绘画等等都有,涉及的面更广一些。

  黄:现在主要的消费群体集中在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身上,但从经历、经验的累积上看,60年代这批人的物质和精神积蓄都更丰富。所以我们觉得做这本书值得。

  程:我们的书主体还是电影,从电影本身谈。有些现象很有意思。比如你的电影,可能是好几年前拍的了,有的人现在刚刚听说,他(她)会有兴趣找来看,在同龄人当中这个现象尤其普遍。大家还是关心电影的。

  黄:也许是出于好奇,但结果是好的,看电影的人多了。

  程:你的第一部影片《妈妈》在国内电影院里放映过吗?

  张:在国内很少。好像在国内仅卖出了3个拷贝,其中还有一个是中国电影资料馆。这部电影是我的影片中参加电影节最多的一个,我估计参加了全球的100多个电影节,几个拷贝几乎快要放烂了。现在回想起来,《妈妈》对我很有意义,虽然成本很少,20多万,但在当时那个时期能有这样一部作品在国际上放映和获奖,对我个人的鼓励非同一般。前一段时间,香港市政局和香港文化中心做了我的电影回顾展。我一看,在这八九年当中,莫名其妙地已经拍了11部电影。我觉得的确拍的数量大了点,因为什么呢?拍了那么多,实际上真正的来讲,缺乏的是和观众的对话。

  黄:你一直认为和观众的对话是必需吗?

  张:我可以说是花了几年的时间努力争取和更多的观众对话。先是去参加电影节,参加比赛,像我刚才提到的,《妈妈》的拷贝放到烂了为止,直到前一两年开始做一些电影节的评委。实际上,这种和电影界及电影观众大面积的接触,使我真的有一种对话的愿望,特别的需要,真的不太满足于仅仅能拍片子和现有的成绩。

  程:你和国内观众的对话真正开始是《过年回家》

  张:对。《过年回家》放映的时候,我有一种很好的感觉,最起码知道了在黑暗当中,从灯光熄灭到又再次亮起来之后,观众是个什么反应。

  程:电影院去过?

  张:去过几个。当然面对观众的时候,发现国内观众还是喜欢的,但反馈的方式不同于国外。

  黄:什么不同?

  张:因为我以前的片子都不适合在国内大面积放映,比如在国外参加电影节,我得到的一个感触就是他们的电影氛围更加宽容。在他们的电影文化下,很多东西是可以接受的,而国内的观众相比起来是比较挑剔的。国内的观众习惯于用自己受过的教育和自己的经验来评判一部电影是否能够接受。

  程:就像上次在北大放你的《东宫,西宫》,很多人表示他们本身没有这种情感的体会,所以会对影片里表现的东西感到陌生。我本人的感觉是,你的影片中对权力和隐私的关系的表现,以及两个主角关系的转换,大多数观众没有体会出来,他们的观影状态不对,所以你和他们交流起来会有障碍,是在完全不同的状态下。

  张:我倒是认为这个反应很正常。这是国内长期的观影习惯造成的,北大的学生也不例外。实际上,当你决定要拍摄这么一部影片的时候,你就应该明白将来会面临这个问题。

  黄:如果电影发行的渠道畅通一些,对电影文化的培养会有益。

  张:除非你有一个非常精密的宣传手段。今天在中国,绝大部分影迷是在靠看盗版过日子,钱不会花在买电影票上,根本不可能有多少人去看这样的影片,这个市场不正常。

《妈妈》准备期间,和编剧宁岱、场记林琳、摄影张健。

  程:我有个朋友,远在四川,我们是通过网上认识的,他说他是通过看盗版电影改变了以前的电影观念。他最近看到了你的许多部片子,他很喜欢你的影片。

  张:这就像一个人的生活,总是出现矛盾,在悲哀和痛苦中体会到快乐的感觉。

  程:我觉得你的电影,从《妈妈》到《儿子》再到《过年回家》,一直在关照中国式的家庭伦理关系,包括《北京杂种》里面的摇滚青年,是和李安的《喜宴》、《饮食男女》的态度不一样,李安是用伦理拯救家庭。你对家庭的关切通过影片表现出来,它们之间有一些相关性么?

拍摄《儿子》期间,张元的心绪完全浸入到这一家人的氛围里,并不愉快。

  张:总的来说我对家庭还是很关心的。因为我觉得家庭是有表现价值的。当初,儿童电影制片厂准备要拍《太阳树》,就是《妈妈》的前身,我做摄影,我和导演一起做分镜头,工作了很长时间,可是最后儿童电影制片厂放弃了这个计划。然后这个计划又转到了八一电影制片厂,我又跟着这个计划去了八一电影制片厂。然后由于种种原因,电影在八一厂也下马了。可是我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感觉到这个故事是蛮有意思的。这个剧本的作者是秦燕,我和她说,不如我自己来做这个东西。特别是到这个我自己开始准备的时候,我真的去做一些访谈,进入那样的家庭,听他们向我描述自己的故事,后来我让他们直接面对镜头,那时感到我是幸运的。对一个刚大学毕业的我来说,这是我的第一个作品,取材真实,就是我们身边的真人真事。况且,这个题材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挖掘主题的空间。我直接走进了那些家庭面对面的困难和无助,直接面对着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希望和勇气的父母。所有的人在跟我描述他们自己故事的时候,都说,他们死了以后,这些孩子怎么办?他们希望孩子能够有进步,哪怕是有一点点的进步,可是这些八九岁的孩子从一数到三都不会。这是真实的绝望。大些的孩子能够从一数到三,这个对于正常人来说是非常简单的,可是对于他们来说这是辉煌的成绩。所以说,我的第一部影片有这样的题材对我来说很重要。

  拍《儿子》的时候,也是一个家庭的故事,也不是我自己去找的题材。我当时是住在全总文工团的宿舍里,我记得是6号楼。住在我楼下的一家有对兄弟叫李委和李季。李委曾经在我的《北京杂种》里做过演员。有一天,我正在家里闲呆着,这兄弟俩敲开了我的门。我们在客厅里聊天,他们第一句话就问我,你为什么不拍我们家的事儿?我说,你们家有什么事儿?因为我对他们家不太了解,虽然当时住在同一个院子。兄弟俩说,我们家是这个院子里最牛的。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告诉我,他们的父亲住在精神病院。我当时就觉得特别吃惊,对于一个父亲住在精神病院的家庭,还说自己家最牛?那时候世界乒乓球冠军王涛就住在他们家隔壁的一幢小楼里。我又问他们想怎么去讲他们家的故事呢?他们跟我讲,父亲喝酒,喝完了以后,就半夜三更地闹。我当天晚上开着车去看他们的父亲,那个印象到今天也不能抹掉。他父亲出来看我们的时候是蹦蹦跳跳地出来的,完全像一个健康的人。坐下来跟我聊天,基本上也是没有精神障碍,让你特别舒服。当时我就喜欢上他了,我觉得他们的父亲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就这样我决定拍这个家庭的故事。从他父亲走出来之后就做出了决定,直到拍摄用了不到10天的时间,很快。宁岱参加了剧本创作。先是他们家每个人分开来采访,然后结构剧本。

  程:《儿子》是让这些真实的人物扮演自己的非常成功的一部影片,拍摄过程中顺利吗?

张元好像成了家庭一员。

  张:对,虽然是扮演,但他们表现得都很真实。我记得很清楚,我是给精神病院写了请假条,把他们的父亲借出来的。可以说是特别自然地进入到这个家庭的。在拍《过年回家》的时候也是这样,最早我只是在电视新闻上看到几个画面,很短的几个画面,是说长时间关在监狱里的人,表现好的可以回家过年。我看到几个亲人在一起拥抱的场面,觉得这里面有很多故事。随后就和宁岱一起去了很多的监狱。当然,之前用了很长时间去申请,和有关部门申请希望去监狱里做访问。

  黄:去了很多监狱?女子监狱?

  张:我们去了17个监狱采访,天津、河北、山东等地。特别是去采访年轻的女杀人犯。在天津的时候,就碰到了一个《过年回家》的真实原型。结果在完成剧本的最后阶段把她加入进来。所以《过年回家》是两个家庭合在一起的一个故事,它当然是一个以真实故事为基础的影片。

  程:《妈妈》和《儿子》基本上没有和国内的观众见面,是真实的故事打动了你。《过年回家》的创作初衷也是你被打动,影片在国内放映。最近完成的新片《我爱你》创作原动力还是一样的么?从创作方向上一路下来你自己有没有改变?

  张:从创作原始初衷上来看,我一直是不变的,就是故事首先要打动我自己。《过年回家》没有做大面积的宣传,我觉得凡是想看的人都看到了,有的是进影院看的,有的是在马路上买盗版看的。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是我最满意的一部电影。最满意的不是风格、内容和形式本身,而是从它的命运来考虑。《我爱你》实际上弄到最后发现,我还是拍了一个家庭故事,这倒是一个新组合的家庭。其实你想一想,家庭都是这样的。比如说爱情,一个人到了20几岁,或者更大些,两人相遇,对幸福的理解、对事业的感觉可能完全不同,以前的生活背景全不相干,最后成为一个家庭。《我爱你》可以说是我第一次根据一部小说来拍电影,我在很早的时候就很喜欢王朔的这部小说《过把瘾就死》。在我准备拍一部爱情电影的时候,王朔跟我讲,你要不要再看一下小说。我拿出来一翻,还是很喜欢的,于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拍了。我马上要拍另一部片子,东北的故事。还是家庭故事,3个家庭。

  程:像我刚才提到的,你的影片中的家庭和李安的完全不同,温情的东西少。

  黄:台湾传统中的家庭文化比我们保留得好些,我们现在变化得过快,很多传统的东西都失衡了。

  程:所以我觉得张元的电影里的家庭体现了现代社会的状态,家庭里两代人之间的相互撞击很激烈,而人们是在夹缝中生活。

  张:对我来讲,事情总是在变化之中。或者说,我们的生命转瞬即逝,我自己对生活总的态度是悲观的,人从生下来目的就很明确,面对的只有死亡。但我在工作的时候感到有快乐。

  程:大家说你是独立制片的导演,你怎么看?

  张:《妈妈》当时送到西安电影制片厂,他们同意挂厂标。在法国参加南特电影节的时候,记得那是我第一次出国,大概25岁吧,是那次电影节最年轻的导演。当时现场有位最年长的导演,是智利导演,组委会主席把我俩同时请上台,介绍我的时候说,中国年轻的独立导演张元。当时吓了我一大跳,第一次听到"独立"这两个字。以后慢慢地习惯了,看国外的报道,不管是独立制片,还是独立导演,他们前面都加了一个这样的词。然后就是《北京杂种》,《北京杂种》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真正的自由的创作。我们那一帮人,崔健、杜可风,还有舒琪,那次拍摄经历是我最大的幸运。我也不知道第二天要拍什么,常常是凭着即兴和随意的想法去做,完全是把自己身边的几个人物放在一起,很自由的一个空间。

  程:很多人知道你就是从《北京杂种》开始的,因为年轻的影迷会更喜欢看这个,而不是《妈妈》。拍摄的时候有没有剧本?

  张: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大纲,但是拍摄的时候即兴的变动很多。

  黄:编剧有唐大年?

  张:对,大年。崔健也出了不少的主意。

  程:《东宫,西宫》的结构和你以往的影片都不同,你采用套层结构的同时还有镜像结构,过去的、现在的、想象的、现实的融合为一体,张:《东宫,西宫》是我所有的电影里面的一个特别,有我自己心理上的一个结。在前面的创作基本上是纪录的风格之后,我在《东宫,西宫》里把两个完全异化的人物做得非常的戏剧化,又让人可以理解。是想在电影戏剧化方面做一次尝试。

  程:在北大看片那次,我发现有些人对理解影片有障碍,其实你的电影语言非常流畅。由于片子没有在国内公映,不知道国外媒体的反应如何?

  张:在国外他们还是理解的。前年,美国哈佛大学办了一次我的电影回顾展,也放了《东宫,西宫》。

  程:我觉得它是纯粹中国式的,你觉得西方人能够接近它吗,不会像我们的一些观众对电影和自身的碰撞从根本上接受不了?

  张:(笑)

  黄:在你创作的这10年当中,无论是拍故事片还是拍广告,你的速度都非常快。

  张:我是个非常职业化的导演,导演就是我的谋生手段。我不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但我必须得有个工作。我除了用电影表达思想之外,也是为了工作。我的电影都不大,《过年回家》也很小,投资都很小。

  程:有一类人是少了3000万就没法干活。

  张:你看我的第一部电影,刚开机的时候才两万多人民币,总共加在一起才二十多万人民币。一个导演经常遇到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钱,一个是审查的问题。

  程:不叫审查制度?

  张:不叫审查制度,就是你任何东西都可以拍。你是想拍什么就拍什么。因为电影、艺术这种东西,它绝对不纯粹是政治宣言,它不会改变任何人的思想,它也不会改变任何的社会结构,它不会对任何人起真正实质性的作用。说到头了,它最多就是一桑拿--让你出点汗。一个人18岁以后,一个人的思想和精神健全了以后,你会受一部电影的多大影响?你觉得可能吗?所以国外的电影分级制度是很有道理的。一个人18岁是一条线,17岁是一条线,就是当人的思想形成了以后,不管什么样的东西,都可以去看。

  程:你认为电影不能产生什么作用?我认为艺术会对人生产生很大的作用。

  张:除非是你施加了压力,如果没有一个政治的推动力,没有一个组织的操作,所谓艺术是完全没有组织的,真正的艺术是没有组织的。而且真正是"无能的力量"。我觉得艺术家都是一些小孩,一些婴儿,一些完全没有能力的人。前一阵子,我拍纪录片,是施瓦辛格一家,他的岳母在60年代做了残疾人奥运会,他们希望把这个运动推广到中国。施瓦辛格希望我拍成一部纪录片,把他们在中国的情况拍成一部60分钟到80分钟的片子。我去了广州、深圳、武汉、上海、哈尔滨,包括北京,我见了很多的弱智人,我发现实际上他们喜欢聚在一起,而且他们有自己的语言。我还在报纸上读到过一些聋哑人犯罪的情况。他们也进行交谈,也搞聚会。我突然有一种感觉,艺术家也经常在一起聚会,喜欢在一起喝酒、聊天,我们和残疾人一样,都属于没有多大力量、势力薄弱的群体。艺术家就是这样的群体,他好像有自己的观点,好像要决定什么,但是时间和历史根本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就给你放在一个坟墓里。

  黄:你的观念真是很消极。

  张:不完全是。当你觉得一个东西值得你去为它动情,而不是纯玩技巧的话,那是非常愉快的。我是指创作中自由的状态,最后你会发现,实际上不是在做电影了,而是那种自由的感觉一直吸引着你。我们为什么对电影工作感兴趣?为什么做艺术?现在的年轻人他为什么想做艺术家?因为他追求的是自由的感觉,那种灵魂上的释放。这种创作和服务型创作完全不同,服务型的创作是与他自身的愿望无关的,因为他追求的正好是和所做的工作相反。2001年的上半年,我被邀请给贝纳通公司拍广告片,开拍之前,这个公司的老板请我去意大利谈。当我到了意大利才知道,即将在两个礼拜之后在纽约开拍的广告连一点创意都还没有。我跟他们一起吃午饭,他们原来是在等我说拍什么,怎么拍,是把创意和想法都放在我肩上。完全自由的创意就是这样,那个时候我发现我太自由了。也就是说,我即将在纽约拍摄的一个工作日,费用可能相当于我拍摄一部电影的全部。这样,想象力的巨大空间和经费的自由放在那里,你真的有一种特别舒服的感觉。

张元的一头蓬松乱发给许多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程:我觉得自由有两种状态,一种是真的很自由,就像你拍广告的经历。另一种是在特别挤压的情况下创作,在有限的范围里发挥自己。

  张:作为人来说,你会发现,其实永远是和自己的两个关系做斗争。比如说是我们提出来的社会道德规则等等和传统的看法,但是,我们实际上追求的是一种特别的舒服和自由的生活状态。

2000年10月18日,因《过年回家》在巴黎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文化电影大奖。颁奖嘉宾为教科文组织的友好大使凯瑟琳-德纳芙

  程:在你创作的10年中,你比较看中哪部作品?

  张:因为创作的感觉不一样,好像没有偏爱。黄:哪一部作品对你最重要?

  张:从创作上来说,应该是《儿子》和《东宫,西宫》。因为《东宫,西宫》是我想做的一个类型电影,非常戏剧化的,非常剧情化的,人物也很集中,具有文学性。我也很喜欢《儿子》,它证明了我对电影的理解、对自己的理解,就是非常真实的处境,又由真实的人来扮演,展现生活的残酷,这种残酷是生活本身给我们的震撼。

  程:拍摄这部电影对这一家人有影响吗?他们后来的状况有好转吗?

  张:我在拍《儿子》的时候,包括后期剪接的那段时间,可以说这家人对我的影响蛮大,我的情绪完全沉浸在里面,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悲观和残酷的事儿。现在两个儿子生活好像还不错,父亲前一段时间又进了医院。

  程:拍电影没有影响到他们的世界观的改变?

  张:像我前面讲的,我是根本不相信有这种事。作为一个导演,千万别有这样的想法,它只能是在电影的范围内解决一个问题。

  程:你从《妈妈》开始就是一直关怀社会底层的人。

  张:是的。但可能是大多数人认为的极端的人。曾经有人问我,你为什么不拍拍正常人的生活?人真是千奇百怪,而我感兴趣的往往是比较极端的人。你说一个人什么样子叫做正常?早上8点钟上班、晚上5点钟下班,不抽烟、不喝酒,吃东西也不过量就算正常?到底什么样算正常?可能99.9%的人这样过日子。我倒是对那些千分之一的人更关心。我觉得越是那种行为举止和性格极其极端的人,那种喝了酒就发疯,然后非常敢爱敢恨的人才会引起我的兴趣。我经常感觉到我是多么的弱智,想象力是多么的狭窄,然而生活和这些人给我带来的东西是那么地刺激我。我就是绞尽脑汁,就是编的功力再大,也不可能编出一个像李阳那样的人。他说他自己,是个很自卑的人,因为害怕被父亲打,把大便落到裤子里,过去因为害怕接电话,电话铃声响了,吓得不敢接。这样一个小孩,到今天可以在几万人面前演讲,教大家说英文,跳着舞教大家学习,他的口号就是"不要脸"。所以我再有大的想象力,也是编不出来的。所以我觉得你绞尽脑汁做出来的东西,不如生活中的东西更有戏剧性,更夸张,更有趣。

  黄:你和王小波在《东宫,西宫》的时候合作得怎样?

  张:最早的故事框架是我构思的,王小波加入之后他赋予了剧本更多的诗意。还有就是我觉得他把剧本的深度和对话的感觉做得非常地深入。王小波真是一个非常用功的天才,他在很短的时间里把这个剧本写了将近10稿,而且还写了话剧剧本。王小波写完这个剧本之后又写了两部小说,不是为了发表,是为了帮助我理解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帮助我理解这种感情,帮助我在拍摄时多一些提示。肯定,目前这部电影的内容要比当时那个剧本能够表达的内容要少得多,因为剧本差不多有4万多字,而电影的时间现在我们是压缩在还不到一个半小时。另外就是拍摄周期非常的短,总共的拍摄时间加在一起我记得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资金也很紧,所以说有很多希望能表达的内容没有完成。然后因为整个的后期工作是在法国完成的,法国外交部和文化部有资助导演的一笔奖金,所以后期的时间做得比较长,但是拍摄的时间很短。

  程:你希望通过电影表达一种什么思想呢?

  张:这是一部写男人之间感情的电影,但是它更多的还是写隐私和控制,最重要的还是讲权利和隐私的一种关系。所以在这部电影当中很多东西我实际上都是围绕着这个来想问题的,就是权利和隐私在两个人之间是一种什么状态。

  黄:你选择胡军做男主角有原因吗?关锦鹏拍的《蓝宇》也选择他了。

  张:我选择胡军做男主角,后来胡军在我的戏剧当中也演了男主角。是因为胡军自己给我讲过一个他遇到的事情,很早以前,他在公共汽车上碰到一个人,那个人追求他,他当时刚上大学,他告诉我他怎么跟那个人纠缠,跟那个人争斗的。他讲了之后就说他心里其实非常难受,觉得对不起那个人。我听他讲完这个故事,决定让胡军来演。

  程:你拍这个电影是出于好奇心,还是就想拍而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张:后面一个可能靠我更近一点,我就是想拍这样一部电影。这部电影一下子过去4年多了,我真的忘了到底为什么拍这部电影了。

《儿子》剧照

  黄:为什么叫《东宫,西宫》?

  张:我也是在李银河和王小波写的一本书叫《他们的世界》中看到的这样一个词,最早是说在天安门广场两边有两个巨大的厕所,当时据说在圈子里面给它们起了一个名字就叫"东宫"和"西宫",就是一边一个么。我当时一听,这个用东宫西宫来形容两个厕所蛮有诗意的,当时就决定用这个名字,到最后也没有变。

  程:在原来的剧本里面,最后结局是采取了做爱的方式,在电影里很意念化地处理了结尾。是为什么?

  张:因为我拍到最后发现没法做爱了。(笑)

《东宫,西宫》剧照

  黄:怎么想起来用昆曲?

  张:因为我当时拍这个电影的时候喜欢听昆曲,所以就用了。还有一点我想说,同性恋和异性恋一样,都是人类最美好的一种感情。

  程:《我爱你》还是这样的片子吗?是不是很商业化?

  张:应该说还是我自己的电影。我觉得可能会是一个很好的片子。小说的底子很扎实,很煽情,故事很有起伏。这次徐静蕾的表演可以说是精彩的,形象全新。现在正在做后期,王菲会唱歌。

  黄:在你事业不太顺利的几年里,你有没有想过改行?

  答:我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非常高兴,从没想过转行。包括在没有护照的情况下。《过年回家》经过了7个月才通过审查。这期间我在威尼斯电影节得了最佳导演奖,回来又是一个禁拍令,前些时才解除的。你们都不知道。但是我现在觉得,以后不能再拍小制作的电影了。刚才我提到创作的自由空间,只有经济基础好才能支持自由的想象力。另外,我也希望和我一起工作的人工作空间更大些。我真的不满足于现状,在拍片子的同时,其实我可以做监制,制作一些作品。

  程:听说你比较喜欢中国30年代的电影,是什么吸引了你?

  张:那时候的电影最有风格,然而又是最有感情,也是最活跃的年代。

   动感短信闪烁图片,让您的手机个性飞扬!
      短信世界杯站:新闻、游戏、动感图片

发表评论 | 影行天下 | 短信和E-Mail推荐 | 关闭窗口



相关链接
睁开两眼看婴儿-《安阳婴儿》的热故事和冷叙述(2002/06/19/ 16:56)
影评:《安阳婴儿》--普通苦难的故事(2002/06/19/ 16:55)
影评:浮出水面的城市苦难(2002/06/19/ 16:53)
影评:三个中国人和一个摇篮--《安阳婴儿》(2002/06/19/ 16:52)
导演手记 王超:我与电影(附图)(2002/06/19/ 16:48)
王超简历(2002/06/19/ 16:42)
姜文简历(2002/06/19/ 16:35)
贾樟柯简历(2002/06/19/ 16:33)
贾樟柯作品:《小武》、《站台》……(2002/06/19/ 16:28)
王小帅作品:《冬春的日子》《极度寒冷》……(2002/06/19/ 16:23)
相关专题
程青松黄鸥著《我的摄影机不撒谎》专题

新闻搜索

关键词一
关键词二

联通手机购买个人家园,百分百中奖!





短信图片铃声推荐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N]许茹芸-独角戏
[N]梁祝协奏曲
[M]情深深雨濛濛
[M]沧海一声笑
更多>>


新浪商城推荐
  易趣购物,一生享受

  •   igo5精彩奉送
  • 买考研书手册
  • 五折皮具
  •    精彩游戏火热上市
  • 圣女之歌豪华版
  • 游戏点卡低价热卖
     (以上推荐一周有效)
  • 更多精品特卖>>




    影音娱乐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62630930--5108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用户注册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中文阅读 | RichWin | 联系方式 | 帮助信息

    Copyright © 1996 - 2002 SINA.com, Stone Rich Sight.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四通利方 新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