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手记：今年年初，谢天笑的第二张专辑悄然上市，没有经过多少宣传，但接下来的反响很出人意料，经常有朋友怀着喜悦的心情告诉记者，这张专辑已经卖到多少张了——这在非主流音乐中是一个非常让人兴奋的数字。想一想，在这个喧嚣的城市中有那么多人默默地购买并听着他们的音乐，不用举手，这已经让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继续期待。
极端是阶段 希望和爱是永远
记者：你在做这张唱片的时候想到过会卖这么好吗？
谢天笑：没想到。我当然希望它卖得好，但是它卖得好坏不是我的目的，跟我也没太多关系。第一张好象也不错，但是盗版有很多。
记者：你刚才在演出前说这张专辑里最喜欢《是谁把我带到这里》，而且这首歌好象很早就写了？
谢天笑：其实这张专辑里每首歌我都很喜欢，那样说只是为了演出嘛。实际上这个歌的确挺老的，写了都已经——我估计至少有七、八年了，97年吧。做第一张的时候就录了，但没现在做得好，这张我特别满意。所以有人说，它的风格更靠近第一张，比较硬一些。
记者：上一张唱片出了之后，你说下一张会更燥一点，这张整体听起来不如第一张那么硬，这样的改变有意识吗？
谢天笑：对，我说这么说过，但是是那时候这样想。现在想的又不同了，每个人都在变化。音乐是骗不了人的，是什么状态表现的就是什么音乐，如果不是，别人一听也就明白。
记者：有些宣传也总是这样。比如许巍，也是说以前很颓废啊，现在不颓废了。
谢天笑：对，一个人不可能一成不变，只能说有好的状态，有不好的状态。还是关注音乐本身，他现在做的音乐能不能打动人。或者说他精神状况如何。
记者：《再次来临》里面有古筝，你自己弹的吗？
谢天笑：我不会弹。那个歌是我在美国写的，因为我在美国写音乐的时候更愿意强调一些中国的东西，我觉得古筝的音色很好。而且五声音阶特很有韵味，本身就有旋律感，很容易打动人。我没有学过古筝，弹的时候也是把它当成吉他，用拨片来弹的。
记者：你有首歌叫《雁栖湖》，你去过吗？
谢天笑：没去过，就那段时间我的一些感受。好象那时候是有待搞了一个音乐节，我觉得这个名字挺好听的。它其实也可以叫鸭栖湖，鹅栖湖都行，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别人有去过那里的，跟我说特无聊，就是划划船，碰碰车什么的。那首歌里有点The Doors的风格，我也挺喜欢他们，给过我很大影响。而且第一张里面也有挺多迷幻的东西。
记者：我有个疑问，你嗓子高音的时候，那种“嘶喊”，是以前就可以，还是后来练的？
谢天笑：练的。也有一个原因我过去其实就想当一个吉他手，组一个乐队。前些年的时候，找了不少主唱，但是一直没有合适的。我就想自己唱吧，就唱得比较歇斯底里。
记者：听说你有儿子了？
谢天笑：嗯，不到两岁。过去我认为我的生活到头了，但现在我认为生活刚刚开始。
记者：专辑柔了一些，跟有孩子有关系吗？
谢天笑：可能吧。因为我觉得人这一辈子，只有希望和爱是永远的。有些极端的想法，都只代表一个阶段。
15岁曾被叛“监视居住”
记者：你什么时候学吉他的？
谢天笑：十几岁。我那时候学吉他是因为，当时刚刚15岁，有几个朋友，警察抓他们，我记得好象四个人。后来他们跑去找我，我把他们藏起来了。那警察知道我们老在一块玩儿，就问我见到他们没有，我说没有。后来他们被警察抓了，然后就问我当时是不是把他们藏到另外一个屋子。结果我们全都给警察抓去了，说已经犯了包庇罪，触犯了法律，但因为年龄小，就给了个处罚，叫监视居住。就是在家里不能出去，三个月。我就天天在家里没事干，就借了把木吉他。从那时候开始练琴。
记者：在那之前是不是也听了不少歌儿啊？
谢天笑：对。那时候就听崔健，还有朋友给我带回来一个铁娘子，但是铁娘子我不太喜欢，不太好听。
记者：你好象有很多歌词都在描绘自己的梦。
谢天笑：嗯，那是一个奇妙的世界吧。但《冷血动物》的那个歌跟乐队的名字没有关系，那个歌我把自己想象成一条鳄鱼去写的。还有《阿诗玛》，跟民歌一点都没关系。我只是知道阿诗码后来变成了石头，就借助了这个意象，假设我自己是那块石头。
记者：你下一张准备做一个致敬专辑？
谢天笑：也不叫致敬吧。不过下一张跟这一张肯定是大不一样……，不过其实也是换汤不换药，我的歌词、内容还是自己的。过去特别急，特别愤怒。现在就换一些笑容，同样的事，也更容易听。
记者：你有没有想过，第一张专辑之后那些听你们音乐的乐迷，几年以来，他们变了吗？
谢天笑：我觉得在他们自己个人的生活里头，肯定会变，这个变化也是必然。现在也有的人问我说，你这个唱片没有过去那种没有希望的感觉了，可现在这一张感觉挺多希望，所以他们很失望。呵呵，我的绝望就是你的希望。真没办法。呵呵。
对中国摇滚乐有意见
记者：有人说，其实很多摇滚乐队都挺有才的，只要他们在创作上不那么极端，往后退一步，都会有很好的市场的。你怎么看？
谢天笑：这个东西吧，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还是搞音乐。市场是公司该考虑的，所以作为我来说，应该还是保持那种状态。如果我现在有很多控诉的东西想说，但是却要用“羽泉”那种方式来表达，那肯定不行。
记者：您怎么看待自己在中国摇滚界的这个位置？
谢天笑：我其实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没有一个做音乐的目标。而且，我做音乐实际上就是自己高兴。我不喜欢扎堆，跟有的乐队也很好，但是，我不太适合把自己放在中国摇滚的一个什么位置去看。我觉得，我对中国的摇滚有一些看法，我不太喜欢跟他们很多人合群——也不是不合群，只是觉得没意思。而且，我觉得中国摇滚乐现在也是靠关系，看谁跟谁关系好，依靠这个东西然后达到一些目的。然后他们又说，我们是摇滚乐队，代表中国摇滚。那些东西说得都没有用，最重要的还是音乐。
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摇滚乐市场不好，实际上这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当然，还有盗版。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音乐人本身，都特别骄傲，觉得自己了不起、很牛，但其实也没做出真正打动别人的歌。就喜欢找一些理由，我觉得首先应该把音乐放第一的。
记者：许多乐队都在说坚持，你觉得是这样吗？
谢天笑：我不喜欢坚持这个词。音乐是一门艺术，如果用坚持，就说明你在这里边就失去了快感。别的事情可能是事业，但音乐不应该把它当成事业，音乐是生活。当成事业以后，一定会变成有目的。有目的以后就会为这个目的去活，就失去了音乐本身。
就我来说，我觉得一点都没坚持。因为音乐给我快感，它让我舒服。我写音乐的时候挺高兴的，我很享受这个事情。很多人说要坚持，那样的看法实际上我觉得肯定是被迫：因为他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表现了，他做下去很困难，所以他需要坚持。
不知道中国有摇滚 做音乐如同打扑克
记者：我记得你们以前还有一个老外鼓手？
谢天笑：对，我们以前的鼓手。因为我们2001年去美国，李明就留在那边了。我当时觉得如果在那边，实现我的一些音乐的想法很困难。有很多具体的，比如如果我想做一首歌，或者做一个小样，就特别麻烦，得找翻译跟人说。但如果在北京我想做一个小样，就特别方便。我觉得我为了好好搞音乐我还是应该回中国。
记者：李明现在在美国怎么样，你们在一块儿还多吗？
谢天笑：他已经回山东了。我们老在一起玩儿，有时候也一起做音乐。我过去跟李明和武锐在一起合作，没有关系不好的，大家都挺自然。我们在一起就是玩儿音乐，就跟在一块打扑克一样。我们没有那么认真的，比如为了中国摇滚、民族复兴啊，那些话题太大了，大得太适应不了。而且我自己也不喜欢把摇滚说成那样。把摇滚说成民族的那什么，摇滚就是玩儿，真的跟打扑克是一样的。
记者：美国的摇滚环境怎么样？
谢天笑：美国的环境挺好的。乐队加一古筝的话，就特别显眼，特别标志。因为他们都不知道中国有摇滚，你说谁谁，他们什么都不知道。李明在那边也组了一个乐队。还叫冷血动物，英文的，“Cold Boolded Animal”，找了个英国的鼓手。有时候他们还会唱一些以前的老歌。
记者：你说的美国的环境好是指哪些方面？
谢天笑：环境好只是某些方面的，对于我来说可能中国更适合。在中国有很多需要说的问题，但是有些事情不能说，所以更有一种要说的欲望。在美国就是什么都可以说，总统也可以骂，但时间长了，也会觉得无聊。其次是摇滚乐毕竟是他们的，他们每个人都懂，每个人都知道摇滚是怎么回事，他们就是去玩儿。中国人还是不太知道摇滚乐，但是中国有一些东西更好。而且，我也毕竟是在中国出生中国长大，就跟个植物一样，哪儿长出来的，挪到另外一个地方可能不太适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