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这种不成熟的机制下,导演大概只有20%的时间是在从事艺术,其他时间都进行在管理和行政、与人的沟通。在我的剧组,我的房间24小时随时向全剧组的人敞开,要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小到一个剧组的车队应该停在哪里,第一个机位应该摆在哪里这样的问题。

　　记者:关于《我的团长我的团》出的死伤事故,您觉得是管理上出了漏洞?

　　康洪雷:现在回想起来,很大原因是国民普遍对危机预警的能力已经丧失了,进剧组拍戏的人根本就不会想到拍电视剧会死人,对于战争题材的电视剧也没有一点警惕心理。我当时其实天天在剧组喊安全安全,结果就是没有记到人们心里。

　　《我的团长》出事之后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我们没有心理医生,表面上事情处理完了,但是心灵的创伤呢?剧组的孩子经历了这个事情以后,眼神都是涣散和迷离的,那种阵势谁见过啊?我于是就带着他们去踢球,我已经46岁了,带着他们踢若干场球,给他们放假才逐步让他们放松了。

　　另外,这也在某些程度上暴露出剧组管理的技巧。我们找的爆破效果团队是一流的,但是在管理的时候,谁都不服谁,这时候就需要解决心的问题。一个剧组的管理协调和沟通真的是门学问,可能还需要用到一些禅学的东西去解决大家心里的问题。

　　谈创作理念

　　“我拍的东西不是红色题材”

　　记者:从《激情燃烧的岁月》到《士兵突击》再到《我的团长我的团》,有人认为你从红色题材中难能可贵地找到了感染人的东西。

　　康洪雷:我从来不认为我拍的东西就是红色题材,我其实拍的就是人的生活。《激情燃烧的岁月》的时候,我拍的就是自己对父辈的理解(我的父亲就是军人)。很久以来我没有了解我的父亲,当我发觉自己理解父亲,开始对他有一颗崇敬之心的时候,想对他说点什么但是说不出口,于是就拍了这个电视剧。

　　《士兵突击》也是起源于我对现在生活的一种理解。我当时看了一个话剧《爱尔纳突击》,那是北京军区文工团解散前最后一次演出,虽然话剧并不是特别好,但是那种气氛打动了我。我感到有一种悲壮的气氛,感受到军人身上的那种责任和气质,必须要坚持到最后一班岗的那股精神,把我点燃了。后来我去找编剧专门写,就成了现在的《士兵突击》,可以说里边有我的很多意志,透射我的做事观点和世界观——决定你能否登上成功的最后两级台阶不是你的技巧和知识,而是你从娘胎里带来的那股东西,这让许三多笑着站到最后。

　　记者:《我的团长》拍摄战争题材,是否尝试了新的角度?

　　康洪雷:抗日是什么?什么叫不共戴天啊?我认为,无论是侵略者还是被侵略者,在战争状态下都不会快乐。当战争没了,放下武器了,我相信他们可以坐在一起说话,怎么不可以呢?　

　　同样是抗战题材,今天我们要用什么情怀再诠释?我觉得这个情怀必须先能够说服我们自己,才能说服观众。虽然我拍摄了一些历史题材,但是我希望能够找到与现代人生活的一些共鸣。《我的团长》里的人物经历过波澜壮阔,但总归要粪土当年万户侯,最终能够归于平静的人生才是伟大的人生。我认为,这对如今在快节奏高压力职场里打拼的现代人来说,仍能在其中找到一些共通的生命痕迹,也是我相信《我的团长》可以再成功的原因。

　　本报记者/李培　实习生/吴敏